解说了七个“公例”之后，梁转而阐释他认为墨家学说中最关键的“利”这个概念。“墨子把‘利’字的道理，真是发挥尽致。孔子说‘利者义之和’，已经精到极了，《墨子·经上》篇直说‘义，利也’。是说，利即是义，除了利别无义。因此他更替这个‘利’字下了两条重要的界说。界说一：凡事利余于害者谓之利，害余于利者谓之不利。有时明明看着是有害的事情，还要做他（如断指）。表面看来，岂不是和实利主义相悖吗？其实不然，因为是利余于害才取他，他毕竟是取利不是取害。反之，害余于利的事情，万不要取。……界说二：凡事利于最大多数者谓之利，利于少数者谓之不利。……少数人格外占便宜得利益，从这少数人方面看，诚然是有利了，却是大多数受了他的害。从墨子爱利天下的眼光看来，这决然是害，并不是利。反之，若是少数吃亏，多数人得好处，墨子说他是利。……英人边沁主张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现译为‘效用学派’），拿‘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做道德标准，墨子的实利主义，也是如此。”（页19-20）
这一点梁解说得很好，接下来他要对墨家的经济见解做个总评估：“然则墨子这种学说，到底圆不圆满呢？我曾说过，墨子是个小基督。从别方面说，墨子又是个大马克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在‘唯物观’的基础上建设出来；墨子的‘唯物观’，比马克思还要极端。他讲的有用无用、有利无利，专拿眼前现实生活做标准，拿人类生存必要之最低限度做标准，所以常常生出流弊。”（页20）
墨子何以能既是个小基督又是个大马克思呢？梁的解说不足，难以评判。梁或许是从“兼爱”和“非攻”的观点，来说墨子是个小基督；但马克思的学说岂仅局限在唯物观上？墨家虽重基本的物质生活以及“非乐”，但马克思更高的关怀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类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层次，墨家的经济见解多局限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公平福利上，如何可能是个大马克思呢？
在具体的议题上，梁对墨家的主张作了下列批评：“即如他所主张‘男子二十处家，女子十五事人’，依我们看来，就不如孔子所主张‘男子二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墨子只知道早婚可以增加人口、增加劳力，却不知道早婚所产的儿女，体力智力都薄弱，劳力的能率却减少了。”（页20）梁反对国人早婚的立场众所周知，那是因为清末的情况让他有此领悟。现代的生物学知识，应可判断“早婚的儿女，体力智力都薄弱”是否正确，梁未免以己之意，作了过度的推理。
“墨子学说最大的缺点，莫如‘非乐’。他总觉得娱乐是废时失事，却不晓得娱乐和休息，可以增加‘物作的能率’。若使墨子办工厂，那‘八点钟制度’他定然反对的。若使墨子办学堂，一定每天上课十二点钟，连新年也不放假。但这种办法对不对，真可以不烦言而决了。……庄子批评墨子说：‘其道太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天下篇》）庄子是极崇拜墨子的人，这段批评，就很替墨子可惜。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页21）
如果墨学有这项致命伤，那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下列的论点呢？
“梁启超曰：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子墨子学说》首页）
11.1.3其他见解
梁在《子墨子学说》的第2章“墨子之实利主义”，以两节篇幅详细阐释墨家对“利”的各种观念（页18-29），其中与经济议题相关者，是在“第一节以利为目的者”（页19-24）。梁在此章的前言说：“利也者，墨子所不讳言也。非直不讳言，且日夕称说之不去口。质而言之，则利之一字，实墨子学说全体之纲领也。破除此义，则墨学之中坚遂陷，而其说无一成立，此不可不察也。夫以倡兼爱尊苦行之墨子，宜若与功利派之哲学最不能相容，而统观全书，乃以此为根本的理想，不可不谓一异象也。今得以墨子所谓利者？绎之。”（页18）前半段的文字清晰易解，但梁未解释何以墨子学说“与功利派之哲学最不能相容”，此点容后说明。
一般所谓的“利”通常是对自己而言，所谓的“爱”是指对他人而言。而墨家对利与爱却常并称，例如“兼相爱交相利”，“众利之所生何自生，从爱人利人生”，“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页18）。梁认为墨家谈利的最大特点，是把原本以为不兼容的爱与利，“而墨子打为一丸，以组织论法。是其所利者，殆利人非利己。故孟子称之曰：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之所以自律及教其徒者，皆以是也。虽然，墨子之所以龂龂言利者，其目的固在利人，而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又因人之利己心而导之。故墨学者，实圆满之实利主义也”（页18-19）。以上是大方向性的定位，接下来梁要细说“利”在墨学里的具体内容。
梁认为《墨子》的实利主义，关键就是“节用”：“西语之Economy，此译计或译生计，日本译经济，在今日蔚然成一独立之学科矣。而推其语源，则以‘节用’二字为最正常之训诂。可见生计学之概念，实以节用思想为其****也。故墨子有《节用篇》，而其实利主义之目的亦在于是。”（页19）梁在日本接触西洋经济学，认为这门新学科的基本宗旨，其实早在《墨子》内就有了。接着他解说另一个相通点：“近世生计学之著书，其开宗明义第一章必论欲望。前此学者分欲望为二类，一曰必要的欲望，二曰奢侈的欲望。……必要的欲望，谓衣食住之类，一日不容缺者也。……奢侈的欲望，则非所必需，而徒以贼母财者也。……而墨子《辞过》《节用》诸篇，皆龂龂辨此，界限甚明。墨子之意，使人人各遂其必要的欲望而止，若夫奢侈的欲望，不可不严加节制焉，此实生计学之正鹄也。”（页20）
梁对此点的批评是：“但墨子所谓必要之欲望，知有消极的而不知有积极的（寻常学者所谓必要的欲望，吾假名为‘消极的之必要’；寻常学者所谓地位的欲望，吾假名为‘积极的之必要’）。彼严定一格，以为凡人类之所必要，止于如是；而不知欲望之一观念，实为社会进化之源泉。苟所谓必要者不随地位而转移，则幸福永无增进之日，而于其所谓兼而利之之道正相反也，此墨氏生计学之缺点也。”（页20-21）
儒墨两家的见解有诸多不同，其中最明显对立的是：“其实节葬亦节用之一附属条目耳，而墨子特详言之者，所以捣儒家之中坚也（儒家以孝为百行之原，而三年之丧，实为孔子改制一要件，盖纯粹圆满之家族伦理也。墨子非儒最注重此点）。”梁列举《节葬》篇的四项要点来说明墨家的节葬观：以增长生殖力故，是故节葬；以讲求卫生故，是故节葬；以惜时趋事故，是故节葬；以实存母财故，是故节葬。（页21-22）
梁在此节的最后3页内，说明墨家的“爱惜时日”，他用“时候者金钱也”来解说；之后列举两个生计学的“公例”，再说明《庄子·天下》篇对墨家的批评。这些是在1904年写的，后来都已吸收纳入1921年的《墨子学案》，并扩充为七个公例，详见上一节的解说。
《先秦》（1922：119-126）的第11章论墨家思想，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大致重复《子墨子学说》与《墨子学案》，几乎无新意可言，唯有一小段文字对比墨家的“交相利”和英美的“功利主义”，这是前面已提及而尚待解说者。先看梁的论点：“彼所谓‘交相利’者，其内容盖如是：余力相劳，即‘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余财相分，即‘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就此点论，可谓儒墨一致。墨家此种交利主义，名义上颇易与英美流行（就中边沁一派）之功利主义相混。然有大不同者，彼辈以‘一个人’利益为立脚点，更进则为‘利益之相加而已’（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墨家全不从一个人或各个人着想，其所谓利，属于人类总体，必各个人牺牲其私利，然后总体之利乃得见。”（页122）
边沁一派的论述出发点是个人（individual），梁的解说正确：社会的总效用是从个人的效用加总而得。效用学派的基本假设是，人的行为通常以追求个人效用之极大化，优先于社会总效用的极大化，故可称为“个人主义”。而墨家的效用观，依梁的解说，是先求社会的总效用极大化，若必须牺牲个人的效用才能达成此目标时，社会的组成分子必须有此认知。依梁的诠释看来，英美的效用主义是先个人后国家，重私人轻团体，而墨家反是。梁似乎有赞成墨家而菲薄个人主义的意涵。
这个议题要分学理与行为两个层面来看。英美的个人主义有其文化演变的基础、学说的背景、内在的逻辑推理，这是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一系列转变的结果。相对地，中国文化缺乏从君权到民权的实质过程，自然会比西方更重国家而轻个人。梁当然未明说墨家的学说因而优于边沁派的效用主义，但当时的读者恐会误以为西式的“个人主义”只求自私自利，见私而忘公。然而英美人民为公共利益捐躯之事迹史不绝书，泰坦尼克号沉船时，先让老弱妇孺乘救生艇的事，都能反证不能单从字面上来理解“个人主义”；相对地，提倡“交相利”的中国，则未必能见到这种场面。
梁在《墨经校释》的《经说下之上》31-32条，解说“价格之真义”和“价值之所以成立”。他的条理清楚明白，这两件事情也无理解上的困难，有兴趣者可查阅胡寄窗（1962：129-134）对墨家“价格与价值”的解说；此外，丁鹏（1996）对这个题材也作了专文深度解析。因为这个题材已有充分的研究，在此不赘。
11.1.4结论与反论
若参照经济思想史学界对墨家经济观的研究，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在题材的广度与个别议题的深度上，梁的解说还有很大的填补与申论空间。这方面的代表作很多，几乎每本经济思想史的著作都会论到墨家，目前所知较早的分析是甘乃光（1924）、李锡周（1927-1928），后来有唐庆增（1944）和胡寄窗（1962），较近的有丁鹏（1996，原刊于1985）、王同勋（1996，据1980已刊文增删）、赵靖（1991），这些文献都很容易查阅到。因为本章的主旨是析述梁对墨家经济见解的论述，重点放在梁如何解说，所以就不拟逐一对比梁与上述经济思想史著作间的异同。梁不是经济学者，他对墨家经济论述的诠释只是他论墨学的一环，若集后世经济思想史学者的著作来批评他当然不公平。
以下转谈对梁的评价问题。梁一生的著作约有1400万字，内容广泛深浅不一。阅读《饮冰室合集》时，“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梁启超的学术兴趣虽然广泛，但思想肤浅、驳杂而没有清楚的脉络，也没有深入而有价值的思想内涵，所以只能算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有创见、有慧识的思想家”（黄克武，1996：44）。黄克武通过梁对墨学的研究，希望能改变这个刻板印象，他的体认是：“如果我们承认梁启超的思想有其一贯性，而且是深刻的，那么上述普遍性地将梁启超思想视为杂乱、肤浅的看法就不仅是一种误解，也反映批评者思想上的偏颇。”（1996：45）
他引述罗检秋（1992：143）的类似看法：“人们常说，梁启超的学术研究肤浅、驳杂。事实上，他的学术比较研究有些论述不乏出乎常人的深度。”（1996：45注5）黄、罗两人都高度赞扬梁对墨学的高度贡献：在学术史上重新带动一股风潮之外，他个人对《墨子》的研究也有深刻的新洞见。墨学内有政治、经济、社会、哲学诸多面向的议题，我检视了其中的经济论述，所得到的印象和他们相反，而和一般的流行观点相同，理由如下：
梁在《墨子学案》中，把墨家的经济见解用七个公例来表达。
节用原则：“以自苦为极”、“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效益原则：“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的“劳作神圣”信条；“各从事其所能”的分工原则；降低或禁止“非乐”、“节葬”式的非生产性活动；主张“人多好办事”的人口增殖论；注重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这七项公例在先秦诸子的经济见解中，算是深刻的吗？未必见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