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3.2丼与井
《说文解字注》第五篇下的“丼”字小篆，中间有一点，显示《说文》认为“丼”为井字的初形。《说文》对丼的解释为：“八家为一丼，象构韩形。……古者伯益初作井。”并认为中间那一点“象瓮”。然而，在李孝定编纂的《甲骨文字集释》（1965）内，甲骨文皆作“井”，中间没有一点。在已知的卜辞中，此字皆用于“井方”、“帚井”等处，都没有用来指涉水井。至于周代的金文，根据周法高（1982）编纂的《金文诂林》与《金文诂林补》，就区分为“井”与“丼”两形。井字在很多地方可以通假作“刑”或“型”，也用来作为地名或人名。“井”和“丼”两字截然有别，但都找不到一种用法是指涉“水井”的。
根据全广镇《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1989：205）与吴其昌《金文世族谱》（1991：卷2页5-6、卷1页18-19），中间有一点的“丼”，皆与姜姓之奠（郑）丼氏有关，例如曶壶之“丼公”、曶鼎之“丼叔”。中间无一点的井字，与“邢”字相通，受封者是周公之后，为姬姓，例如麦鼎之“井侯”。虽然在甲骨文卜辞与钟鼎铭文中，都找不到作为水井之用的井字，但是《说文》也确指“丼”字是“井”字的初形。因此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在周代分化为两字，或是水井的“丼”在甲骨文里本来中间就有一点，只是因没有用在地名或人名上，所以才未在卜辞中留下记录。如果是后者，那有可能“井”字的原意就是“效法”或“规范”，并由此引申出“阱”、“刑”、“型”等字。
丼字如果是从井字衍生而来，本来或许是写作“汫”，从水从井。此字见于甲骨文，但不见于《说文》，在后来的《集韵》与《玉篇》中，此字解作“小水”，或假借作“阱”。可能是再由“汫”简化作“丼”，中间那一点并非如《说文》所说的是“象瓮”。这只是个猜想，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实或否证。
钟鼎铭文中有记载田产纠葛细节的文字，居然没有涉及水井，有点奇怪。从甲骨卜辞可以看到，王室生活中的困惑都要卜问；凿井是否能成功，照理也应该卜问，可是并没有看到这类的记载。更奇怪的是，整部《诗经》里一个“井”字也没出现过。《诗经·小雅·白华》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类谈到雨水与旱灾的文句很多。
甲骨文也有大量求雨的卜辞，但都没谈到水井。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确定：在西周之前，没有用过井水灌溉。我们也可以猜测，那时大概不会在田中凿井。百姓住宅之井，照理应该在房屋附近，取用水才方便，不必远行到田里挑。因此大约是要到战国时，凿深井的技术较成熟后，井水在灌溉上才逐渐有辅助性的地位，而且是以灌园为主。后儒谈论井田时，常设想八家共一水井灌溉，恐怕是从后世的生活习惯，往前作了错误的推论。
其实水井很早就存在了。根据宋镇豪《****社会生活史》（1994：64）记载，在河北藁城发掘的商代遗址内，就有水井六口。
但何以在《诗经》内没有水井的地位呢？《诗经》中有许多地方写到泉水，如《曹风·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邶风·泉水》：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公刘在迁移时：“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大雅·公刘》）文王对密人的警告：“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大雅·皇矣》）诗人讥刺周幽王的秕政：“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大雅·召旻》）
由此推论，当时贵族的饮用水多是泉水，百姓在有天然流泉可饮时，也不太愿意凿井。据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1995：312），考古学者在西安的半坡挖掘到一个有四五十座房基的遗址，因处于泉源区，取水尚称方便，但并未发现有井。水井的初始功能，大概是用来当作通地下泉源的工具。然而浅井较不易维持水质洁净，《周易·井卦》初六爻辞“井泥不食”，就显示经常需要渫井；九五爻辞“井冽寒泉食”，表示寒泉誉上品之井水，是最吉的爻象。
10.5.3.3井字的历史意义
春秋中期以后人口密度增加，井水的饮用才逐渐普遍。郑国子产的新政“庐井有伍”，显然就是在因应这种新的需求。汉末刘熙《释名·释宫》第十七说：“井，清也，泉之清洁者也。”那是在掌握深井技术之后才会有的看法。春秋时期的贵族大概都是饮用泉水，用民力开隧道取地下泉水，这种活水比静态的井水容易控制水质。《左传·隐公元年》载颍考叔劝郑庄公：“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可见隧而及泉并不是很难的事。到了孟子的时代水井已经普遍，因此就有许多与井相关的故事，例如瞽瞍使舜浚井，企图将他活埋，等等。
现在我们了解，在西周以前水井并不普及。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释，何以井田这个名词要到孟子的时代才被普遍接受。因为即使在过去有类似井田的做法，也不会用“井”这个字来形容，因为井的观念是战国时期才普及的。春秋之前，井这个字完全没有“经界”，也没有“井田”的意义。我们要极力澄清的是：“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任何时代为了充分利用耕地，都可以把土地划成“田”字形或“井”字形，这由甲骨文中各种“田”字的象形写法就以可明白（古时划分线的实体是封洫）。但井字形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不相干的。
10.5.3.4《左传》中的井与泉
要看春秋时人民对井水依赖程度的加强趋势，最好由《左传》着手。
（1）井
《左传》里颇有对水井的描述，显示当时的水井已逐渐普遍。然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水井还相当原始，相当浅。《左传》提到水井的部分，可按时序归纳出六项如下：
第一，《宣公二年传》：“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那个郑人大概是车右，他在应战时跌下车，又踩到井口而落井。显然那个井并不深，而他也有盔甲保护，所以掉落后还有作战能力。而宋国的狂狡却太轻敌（或太仁慈），居然倒握戟柄伸入井内想拉他出来。戟柄的长度不到一丈，可见井的深度大概也差不多。郑人抓住戟柄出来后，可能趁机夺了戟，反而虏获了狂狡。这次的战地在宋，井应在宋国。
第二，《宣公十二年传》：“申叔（展）视其井，则茅绖存焉，号而出之。”此事发生在楚灭萧之役。楚大夫申叔（展）先前对萧大夫还无社暗示：当楚军入萧时，要他藏入眢井以避难。所谓的眢井就是废井，废井可以躲人，可见不很深，或甚至是干井。萧是宋的附庸，井在宋楚之间，后来属楚。
第三，《成公十六年传》《襄公十九年传》《襄公二十六年传》等处都提到：军队作战时若需要空地，可以“塞井夷灶”。所填塞的井，是军队为了获得饮用水所挖的井（野战井）。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渐大，估计每一方包括后勤人员在内不下数万人，饮用水就不得不靠野战井，兵过即弃。为了要有平坦的地面供战车奔驰，以及有足够的空间让士兵列阵，弃井随即用土塞平。能在短时间内塞井，可见挖得不深。
第四，《襄公二十五年传》：“（前年冬）陈侯会楚子伐郑（东门），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意思是：郑国对陈国的举动恨之切骨，并以之为伐陈的口实。这显示郑国民间饮用井水已逐渐普遍，井若为陈兵所堙，当然会怀恨。同样地，在短时间内即可填塞大量水井，可见那些井并不深。
第五，《襄公三十年传》：“郑子产为政，使庐井有伍。”可见当时郑国的水井已多到需要管理。郑国人口密，地处中原，河溪水量夏冬涨落大，需要井水补充。
第六，《昭公二十五年传》：鲁昭公孙于齐，“先至于野井”。此处的“野井”应是地名，但是否因水井而得名，尚不可考。
以上是《左传》中关于井的记载，时间始于鲁宣公二年，已进入春秋中期。到了春秋后期（襄昭之际），民间的井水使用，在人口较密的郑国已渐普遍。再过几十年，井在鲁国也普及了，所以在《论语·雍也》里，有宰我设喻向孔子问难之言：“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到了孟子的时代，离襄昭之际又过了两百多年，水井就更普遍了，因此《孟子·公孙丑上》就用大家听得懂的话“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来反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是井水用得多了，地下水的水位较前降低，所以《孟子·尽心上》才举这样的譬喻：“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8尺为轫，9轫为72尺。孟子虽以此为譬喻，但亦能反映当时人的常识。9轫之深与春秋中期之井深不足1丈，变化甚大。
（2）泉
对春秋时期的贵族而言，泉水在生活中似乎相当重要，《左传》里提到“泉”的地方亦不少。
第一，《隐公元年传》：郑庄公阙地及泉，与母亲姜氏相见。
第二，《文公十六年传》：“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据《公羊传》解释，“泉台”即郎台，在鲁都曲阜的南郊。“泉台”大概是因泉而筑。考其地望，其泉应该就是逵泉（参见下文）。
第三，《昭公十七年传》记载：楚国俘虏吴国之乘舟余皇，严密看守。“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代命。”楚军掘壕沟深可及泉，在隧道中满置木炭以除湿并在内列阵，显示掘隧道通泉在当时并非难事。
第四，此外，《左传》中地名为某泉者，多因泉而得名，姑举数例：
逵泉见《庄公三十二年传》，位于鲁国曲阜南郊。据杨伯峻（1982）《春秋左传注》（页254）引述《清一统志》，谓其泉水中有石，如伏鼋怒鼍。
翟泉见《僖公二十九年传》，位于洛阳。《杜注》：“大仓西南池水也。”
华泉见《成公二年传》。齐师败于晋，齐国之车右丑父假冒齐顷公，令顷公往华泉取饮而逃脱，可见该地以泉为名。华字则可能来自华不注山。
蚡泉见《昭公五年传》，为鲁地。《公羊传》作“泉”，而以“涌泉”释之。显然由泉水得名。
从这些引述可见春秋时期泉水普遍，以泉为名之地相当多，尤以齐鲁与成周附近为甚。泉水应为当时饮用水之上品。当时已知地上之涌泉来自地下，故亦称地下水为“泉”或“黄泉”。故郑庄公可以阙地及泉、楚军掘壕沟其深可以及泉；而掘井只是通达地下泉源的管道，这可从孟子的话得证：“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