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也就是毛泽东强调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三年之后，又提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提法的实质是要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善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总结，探寻出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时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首先是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取消那些理论脱离实际的人的理论家的资格。无论是从实际过程看，还是从理论层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清晰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内容。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本身就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两大构件，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两方面的内容。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完整理解。
具体来说，“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内涵，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指要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化，即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合乎规律、合乎目的地顺利进行，才能实现变革中国现实的任务。在此，“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根本要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活动的规范和指导。第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指要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丰富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成新的理论形态。在此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1940年1月初，张闻天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同月在一篇文章中又指出：“运用马列主义于具体环境中，同时也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这里较早地阐明了“运用”、“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后来，毛泽东又深刻阐明了使中国革命实际的丰富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只有既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思考，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丰富经验不断地马克思主义化，才能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含义出发，可以看出：“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一方面，要求实践活动必须有理论的规范和指导。实践是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具有正负效应，它必须有正确理论的规范和指导，才能发挥正面效应，否则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规范和指导。主观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实践活动没有能动地反映中国客观实际情况的革命理论即“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的大小“图样”的规范和指导，因而他们的实践必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非碰得头破血流不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注重中国实际、中国特点固然必要，但是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使中国实际、中国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化，那就会迷失方向，丢掉根本，达不到革命和建设所预期的目的。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要求善于总结经验，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际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创造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近九十年的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理解和阐释。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已经进入我国人们的日常话语系统，成为政治家和思想理论工作者等思考问题和论述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但在日常话语中，不少人往往忽略其不同的内涵，出现了使用上的随意性，从而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科学理解。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既相区别又联系的两个命题。因此，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的客观需要，也是厘清人们认识混乱、提升人们认识水平的现实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命题提出的时间不同
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产生在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成熟在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过程，前文已述，这里不再重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是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密切相关的。
1940年2月，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中说，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这里的“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后来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先导。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中，首次提出并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这一概念，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1943年6月，任弼时在其撰写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陈毅等也对“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概念进行过解读。明确地提出、使用并系统阐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概念，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有机相连的，是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而正是毛泽东“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产生了自己的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比较早地重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著作中使用这两个概念要稍晚些。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定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再次重申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使用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此后，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又多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和已经达到的新境界。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不同
厘清两者的内涵是科学把握两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指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科学理论。过程和结果是不能混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传播、结合、创新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等具体阶段。这一过程可能会出现曲折和偏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个环节。但是，作为结果的环节，与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又是不同的，它包含了整个过程的全部内容。就一个过程的阶段而言，结果是这个阶段成熟的标志。它不仅是一个阶段发展过程的终点，同时也是新的发展过程的起点。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两种不同状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变化和发展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发展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发展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而衡量这种状态的具体标志就是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所谓新的理论形态是指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又能满足一定时代实际要求而形成的比较完整的具有创新内容的理论体系。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形态，都是由新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构成的关于某一事物和领域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是这样的新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命题具有内在的统一和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命题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进程中提出的，两者具有内在的统一和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两者具有理论性质的一致性。十分清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性质上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精神基础上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形态，具有共同的理论源泉，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正是建立在这一深刻根基上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不同阶段的理论成果，都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中，而不是在创造性质不同的新学说。其二，两者具有实践上的统一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过程，是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得以统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完成不同阶段历史任务的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解决不同历史任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两者都离不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以此作为生成的依托和基础。其三，两者具有主体的共同性。作为一种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必须有运用它的主体，或者说有社会活动的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它付诸于实践，发挥了主体的积极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主体对实践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形成了创新的理论形态。主体的共同性决定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其四，两者有着逻辑关系上的必然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础，离开这一过程就不能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渊源、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会促进和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这一过程中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