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特的行知学说，不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在宋明清理学和实学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肯定了行重于知，提出了知行相互分离又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观点，认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王阳明则力主行知合一，“知之真切笃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如果说，宋明理学的实践性局限于道德践履，到明清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则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当然，我们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简单地等同：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概念强调对客观规律、对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要是生产实践，但不排除道德实践，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始终恪守唯物主义立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归宿；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则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所谓“知”，主要是对于伦理道德的认识，所谓“行”偏重于道德的践履，而且，在行知关系上，较多地强调知先于行。但对道德践履的重视中毕竟包含着实践理性的成分，知先行后的思想亦包含着对实践的肯定。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知行观到明末清初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不仅在对行的理解上已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无本质区别，在行知关系上，也是如此。这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实学的知行观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上的契合
社会理想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引导人们奋斗的目标，也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现实及历史的态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都对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有着自己的构想。
无论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还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体系中，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命题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命题，亦即目标性的命题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是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体系都是为论证这一理想社会而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同时发现了新的社会，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们把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在他们看来，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不仅生产力高度发达，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而且完全消灭了阶级和国家，也完全消灭了商品生产，整个社会的生产将按照一个庞大的计划来进行，每个人都“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直激励着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先进分子为之奋斗。
理想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这种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具有某些相似性。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在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同时，大都要对人类的理想社会做一些构想，其中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家以“公平、公正，天下为公”为特征的大同理想，从《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思想，到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再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无不可以看见这种大同思想的影响，甚至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方案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大同思想的影子。
应该看到，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之间有着质的区别。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指导的未来社会的设想。而大同世界只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及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无奈产生的一种空想。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并被实践证明了的道路，大同世界则仅仅是观念的东西。再次，共产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是一种进步的高级的社会形态，大同世界从根本上说只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简单复归，反映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对于衣食无忧生活的向往。
但是，无论共产主义还是大同世界，都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对剥削制度的否定，都充满着对平等的向往。因此，在生产关系方面，在终极关怀方面，两者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性大大地缩短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契合点。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改良派、民主派还是革命派，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契机，以儒学“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1878年，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均有无”、“贫富均财”。1880年同文馆毕业生凤藻通过翻译英国法思德（1833—1884）的《富国策》，把“社会主义”一词用“均富论”介绍到中国；早期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梁启超、刘师复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家孙中山基本上是把社会主义和大同世界看作同义语。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这种崇尚“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虽然有着很大的空想性，但是它确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孕育了结合点。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文关怀上的接近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都带有很强的人文关怀的色彩，它们都高度关注现实中人们的生活，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都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对人的高度重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为物役、人性异化的现实，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产生这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总根源，因此，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终生都在为废除私有制而奋斗，指出：“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人本色彩，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儒家“仁”的学说中。儒家强调“仁者人也”，主张人要把自己跟物体和动物区别开来，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和对待。
儒家学说以“仁”这一概念为核心，又提出了“仁者爱人”，强调统治者要实行“仁政”、爱民等等，这些思想都带有很强的人文关怀的色彩。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都关注现实中人们的生活，在这方面两者是能够相通的。
在强调人的群体价值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具有相似性。儒家关于“仁”的思想在于强调人与人相互关系上的和谐，因此它更多的是从人的社会价值或群体价值方面来看待个人存在的价值，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的思想也是相通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这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影响深远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也是能够相通的。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进步的思想家也提出了“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听政于民”等思想，这些思想曾经被历代统治者确立为治国安邦的经验。
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历代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家，大多是在肯定君为主、民为仆关系的合理性，并力图在不改变这种关系的前提下来论证“重民”的意义。无论从思想境界上，还是从理论动机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对人——特别是对人民群众——的重视这一点来看，两者是接近的。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创立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