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为了加强这个信息，武曌随后又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牧，亦即李唐龙兴之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后来又将其调任雍州牧，成为京畿地区的军政首长，一步步扩大了相王李旦的权力；此外，武曌又先后任命了好几个德才兼备的实干型宰相兼任太子李显的东宫属官，如魏元忠、韦安石、唐休璟等。
有心人不难发现，武皇已经悄然启动了权力交接的进程。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平民苏安恒公然上书劝武皇尽早还政李唐，而且措辞非常露骨，几乎没有给武皇留半点面子：“……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要是在以前，有人胆敢这么跟武皇说话，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可现在武皇看完后只是淡然一笑，虽然没有采纳，但也不加罪。
稍后，武曌又下令：“自今有告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宣布各级官府从此不再追究参与徐敬业和李唐诸王叛乱的人。不久，又派御史“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资治通鉴》卷二○七）。也就是为来俊臣等人所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女皇武曌就像一个在海边堆筑沙堡的孩子，正在一点一点地推倒她曾经努力建造的一切。
首先当然是从那些看上去不太舒服的地方开始。
虽然女皇不动声色，动作缓慢，但却目光坚定，有条不紊，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座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沙堡不久就将从世界上消失，成为人们心中或眷恋或厌憎的一份记忆。
然而事情还是出现了不可预料的变化，使女皇推动沙堡的那只手忽然停了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变故缘于女皇宠爱的二张。
男宠乱政
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老了，有两样指标通常很准确：一、这个人清晰地记得久远的事情，但常常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二、看得清远处的东西，却看不清近处的事物。
垂暮之年的武皇就是这样子。
她对于武周革命时期的弊政心知肚明，所以老来才会逐步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可对于枕边的两个小情人却一再纵容，对他们肆无忌惮地弄权乱政根本不以为意。
所以说，女皇武曌真的老了。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八月，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联名上表，请求封张易之、张昌宗为王。此举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但仔细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天下，二张俨然已是女皇武曌的代言人，是大周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无论是李唐宗室、武氏诸王，还是满朝文武，都只能对他们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因为巴结讨好他们，就等于是向女皇表示敬意和效忠。既然如此，太子兄妹们的这种做法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二张毕竟只是男宠，受封异姓王实在过于扎眼，武皇只好拒绝了太子兄妹的奏请。可李显等人却不屈不挠，数日后再度上表。武皇一看儿女们如此盛情，也就不好再拒绝，于是退而求其次，赐张易之为恒国公，张昌宗为邺国公，各封食邑三百户。
连堂堂的帝国储君都要千方百计地向二张献媚，当朝宰相们就更要不遗余力地巴结他们了，如参与《三教珠英》编纂的李峤，忙着和二张攀亲戚的韦嗣立，说莲花似六郎的“两脚狐”杨再思，凡事模棱两可但求明哲保身的苏味道，奉旨通奸搞得家庭破裂的李迥秀等人，几乎都投靠于二张门下，溜须拍马，百般逢迎，一心一意受其驱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宰相都是这样的软骨头。
有一个人就自始至终不愿向二张摇尾乞怜，更不愿与其同流合污。
他就是时任左肃政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魏元忠。
几年前魏元忠担任洛州长史时，恰好是洛阳令张昌仪的顶头上司。张昌仪仗着两个哥哥的权势，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却一贯骄狂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每次到州府公干都是鼻孔朝天横着走的。前几任长史都对他阿谀谄媚犹恐不及，当然不敢有半点得罪，对他比对宰相还尊重。有一天张昌仪照旧大摇大摆地闯进长史办公室，里面的人忽然把他轰了出来，命他按规矩乖乖到走廊外面排队等候。张昌仪恼羞成怒，一问才知道此人是新任长史魏元忠。这件事过去没多久，张易之的一个家奴又在洛阳街市闹事行凶。魏元忠毫不客气，一抓到这个恶奴就把他杖杀了。从此张氏兄弟更是对他恨之入骨。
后来，魏元忠当上了宰相。有一次雍州长史出缺，张易之想让他的弟弟，时任歧州刺史的张昌期接任，武皇马上就答应了，其他几个宰相也纷纷附议表示赞同，唯独魏元忠坚决反对：“张昌期年纪太轻，没有行政经验，在歧州任内，居民几乎全逃光了，雍州是帝京，政务繁重，张昌期绝对不够资格。”
武曌默然，此事遂不了了之。过后魏元忠又面奏武皇，说：“臣自先帝时代起蒙受皇恩，而今忝居宰相之职，不能尽忠职守，致使卑劣小人充斥陛下左右，这是臣的罪过！”
武曌心里大为不悦。
二张更是对魏元忠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除掉他。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九月，七十九岁的武皇开始病魔缠身了。二张顿感不妙，于是决定对魏元忠下手。九月初的一天，张昌宗突然向武皇递上一纸诉状，指控魏元忠私下与人议论：“太后老了，不如辅佐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二张的这项指控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首先，魏元忠以宰相之尊兼任东宫属官，其政治立场自然是倾向于太子的，所以这项指控很容易让生性多疑的女皇相信。其次，由于二张不久前间接逼死了李显的儿女、女婿和外孙，所以不仅彻底抵消了他们拥立太子复位的功劳，而且还与太子结下了血仇，如此一来，二张肯定会担心太子即位后找他们报仇，于是不如来个一箭双雕，利用这项指控把太子李显一块儿整倒。
不出二张所料，武曌一看到诉状便勃然大怒，立刻把魏元忠逮捕下狱，并命他第二天在朝堂上与张昌宗当廷对质。
为了一举置魏元忠于死地，二张决定找一个人出来作伪证。
他们找到的这个人叫张说。
张说是武曌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开制举时通过殿试亲自录取的第一个状元郎，称得上是朝野知名的大才子，曾参与编纂《三教珠英》，时任凤阁舍人。二张对他软硬兼施，既以权势相逼，又以富贵相诱。张说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翌日，武曌召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各位宰相在朝堂上旁听。魏元忠和张昌宗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吵来吵去也没一个结果，最后张昌宗使出杀手锏，说：“张说听过魏元忠讲的话，可以让他作证。”
武曌随即传唤张说上殿。
此时，一批拥护李唐的朝臣正在殿外焦急地关注着事态发展，因为此事牵连太子，万一魏元忠之罪坐实，那太子无疑也要身处险境。
就在这时候，张说匆匆而来的身影映入了大家的眼帘。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其时与张说同任凤阁舍人的宋璟（玄宗朝与姚崇并称的一代名相），立刻冲上去拉住张说的手，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依附奸邪陷害君子以求苟免，即使因此获罪流放也不失荣耀。若有不测，我当叩开殿门，据理力争，与你同死！请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
此时其他的朝臣也纷纷上前为张说打气。殿中侍御史张廷珪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著名史学家，《史通》的作者）也说：“不要在青史上留下污点，让后世子孙背负骂名！”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张说的立场开始动摇了。关键倒不是众人的道德说教激励了他，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选择重新进行了考量。他很清楚，二张无德无功，仅以美色事人，其荣宠不可能维持长久，等到女皇一死，他们必定没有好下场，倘若今天替他们诬陷魏元忠和太子，来日一旦太子即位，自己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可是，要不听他们的，所有的富贵和前程恐怕在今天就得断送。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这是一个问题。
张说就这样带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迈上了大殿。
武曌迫不及待地问他，是否听过魏元忠的大逆不道之言。张说正在沉吟，还没来得及说话，魏元忠就冲着他喊：“张说，你打算和张昌宗联手陷害我吗？”
张说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这个宰相说话怎么跟市井小民一个口气，怎么听风就是雨？”
张昌宗在一旁催逼他废话少说，赶紧作证。
这时候张说已经打定主意：必须把眼光放长远，宁可吃些眼前亏，也决不能把身家性命和仕途前程寄托在随时有可能垮台的二张身上。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说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虽然因此暂时遭到了贬谪流放的命运，但是很快就重返朝堂，在后半生中三度出任宰相，可谓位极人臣，被世人誉为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代文宗”。
决心已定，张说看都不看张昌宗一眼，仰头对着武皇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张昌宗尚且如此逼迫，何况在外呢？臣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敢不据实回答，臣实在没有听见魏元忠说什么话，完全是张昌宗逼臣作伪证！”
此言一出，旁听众人顿时哗然，没有人想到张昌宗自己找来的证人居然临阵倒戈。
二张暴跳如雷，厉声高喊：“张说也参与了魏元忠的谋反，他们都是反贼！”
这下连武皇也懵了，她脸色一沉，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二张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人一句抢着说：“张说曾经说过魏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放太甲，周公代王位，不是想造反是什么？！”
二张话音未落，张说旋即发出几声冷笑：“你们这两个不学无术的小人，只听过伊尹、周公之事，何尝得闻伊尹、周公之道！没错，魏元忠荣任宰相之日，臣确曾前往道贺，并勉励他以伊尹、周公为楷模，只因伊尹辅商汤，周公辅成王，皆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教他效法伊尹、周公，教他效法谁？臣岂不知今日附张昌宗立可拜相，附魏元忠立致族灭！但是，臣畏惧魏元忠冤魂不灭，故不敢任意诬陷。”
“张说！”武皇歇斯底里地喊，“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应该和魏元忠一起被扔到监狱里！”
几天后，武曌又传唤张说，他还是那些话。武曌怒不可遏，命各宰相会同河内王武懿宗一起审理，张说仍然坚持初供。
魏元忠被诬下狱，张说因不作伪证也身陷囹圄，朝野上下顿时群情哗然。正谏大夫兼宰相朱敬则当即上疏抗辩：“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那个曾劝武皇还政李唐的平民苏安恒也再次上书，依然是一副毫无顾忌的口吻：“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恟恟，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资治通鉴》卷二○七）
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苏安恒一介平民，却敢于三番五次上书直谏，触逆龙鳞，除了个人的忠义和胆识之外，也足见长安确实是李唐的命脉所系之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一日也不曾忘却李唐。
二张看到苏安恒的奏书时，不禁勃然大怒。一个小老百姓，居然也敢用这种口气跟皇帝说话，还说什么“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这不是公然煽动百姓造反吗？二张随即力劝武皇诛杀苏安恒，幸得朱敬则和凤阁舍人桓彦范等人力保，苏安恒才免于一死。
这年九月，闹得沸沸扬扬的魏元忠案终于尘埃落定。武曌颁下一道敕令，将魏元忠贬为高要（今广东高要市）县尉，将张说流放岭南。
这个结果当然令二张很不满意。
他们的目标是要一举置魏元忠于死地，如今只不过是贬官，日后一旦复出，岂不是要找他们算账？
数日后，魏元忠启程前往贬所，东宫官员崔贞慎等八人在郊外为他饯行。二张抓住最后的时机，再次诬告崔贞慎等人与魏元忠同谋造反。武曌命监察御史马怀素审理此案，特意交待说：“此案证据确凿，随便审一下，马上结案上报。”马怀素审问之后，认为查无实据。武曌大怒：“你是不是想包庇谋反之人？”马怀素面不改色地说：“臣不敢包庇谋反者。但是魏元忠以宰相身份贬官，几个同僚出于旧情为他饯行，若说这就是谋反，臣不敢定案。陛下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大可圣衷独断；若命臣审理，臣不敢不据实奏报！”
武曌真的没有料到，一个魏元忠的案子，竟然让朝野上下如此同仇敌忾，把矛头全部对准了她宠爱的人，并且还隐隐指向了她。
其实武曌并不是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不听话的朝臣，她只须再起用一两个酷吏似的人物，就足以让这些人全部钳口了。但问题在于，今日的女皇已经没有那份心力，也没有那份狠劲在朝堂上重新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了。更何况当初是为了篡唐称帝，巩固政权，因而不得不杀戮立威，可如今不过是两个小情人在耍脾气，实在没必要大动干戈。武曌固然是宠着他们，但她并不希望因此把自己摆在大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
最后，案子不了了之，除了魏元忠与张说被贬谪流放之外，其他人一概不予追究。
魏元忠一案虽然就此了结，没有给朝廷带来更大的危害，最后也没有牵连到太子李显，但却导致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结果——这年十月，武曌突然带着文武百官离开长安，又回到了洛阳。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武皇不顾病体和旅途颠簸，决意重返武周王朝的大本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