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前不是犯了事吗，如何又到太原做官？好不荣耀啊！”薛良见左右无人，就问道。
“以前的事你不要再提起，你因何晓得我在这里？”李福达摇手道。
“昨天在路上看见你，因随从人多，不好相叫，今天特来问候。只是我流落此地，盘缠已经用尽，想请你资助资助，不知愿意不？”薛良问道。
“这没问题！只是你既然来了，也须耽搁几日，待我准备盘费，送兄回府如何？”李福达见自己的底细薛良知道，心中另有打算。
薛良还认为这是李福达的好意，连声称谢。随即李福达吩咐备下夜饭，两人相对而饮，非常要好。
吃过饭，李福达便吩咐家人道：“将我这位老乡的铺盖安置在书房。”两人又谈了一回，各自回房了。
李福达回房后暗自思忖：我的踪迹并无人晓得，今日被这个无赖识破，倘若他将我的前事告诉别人知道，这还了得！不如先下手为强，将他杀死，就绝了后患了。暗暗打算一番，李福达便叫来两个心腹家人，悄悄嘱咐道：“今日来的这人，与我有宿世冤仇。我留他住在书房，原要害他性命。现在给你们快刀一把，今夜三更时分结果了他，把尸首抛在荒野地面。做得干净，先赏二十两银子，日后还有抬举你们处。你们肯去不肯去？”
两人欣然应允道：“老爷请自管安睡。小的们别的做不来，些些小事，包管做得万妥万当。”
李福达大喜。两人欣然出去，准备半夜行事。
再说薛良，吃了夜饭，坐了半晌，关上书房门，正要上铺去睡，忽然一阵腹痛，便走出书房想找茅厕大便。当天夜晚月色微明，他见一边有路可通，就穿过去。走到马坊所在，有一块空地，便想在地上解手，忽隐隐听见隔墙有一人说话：“住在书房这人，老爷为何要杀他？”
另一人道：“你没听见老爷说与他有仇吗？”
薛良一听，惊得魂飞天外，连大便也不敢拉了。他心中暗想：想不到这个贼寇，如此心狠。如果再延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还是赶紧逃命为上。于是就轻轻走过马坊，见有一堵泥墙，便从低处跳出。幸喜下面已是大路，拔腿便跑。
薛良一口气不知跑了多远，正好碰到太原府知府赴宴回来，薛良跑得收脚不住，直冲了知府的道路，被差役拿住，喝问道：“你是何人，敢冲撞知府大人的轿子？”
薛良正寻思要揭发李福达，苦无门径，现在看见是太原府正堂的灯笼，连忙连声喊冤。
知府喝道：“你有何冤事，黑夜叫喊？”
薛良道：“小人是逃出来的，有天大的事相告。不敢当着众人明言，求大人带小人到私衙密禀。”
知府就吩咐带薛良回衙。一进衙门，知府便问薛良有什么事相告。
薛良禀道：“小的本是代州人，与妖贼李福达是同乡。以前听说他逃亡到了别处，昨天撞见太原卫指挥使张寅，细细一认，却正是李福达。小的前去探望，李福达嘱咐小的不要说破，留小的过夜。小的道他好意，哪知他竟要杀我灭口。小的偶尔腹痛，走到外边出恭，听见隔墙有谋害杀死我的议论，便越墙逃出。特来上告！”
知府道：“这指挥使张寅，果是李福达改名的吗？你不要撒谎！”
薛良道：“小的如果认得不真，怎敢谎告！”
知府一想：这李福达是个叛逆重犯，未见捉获，现在改名易姓，逃在此地为官，既然有人检举，一定不会是假的，看来必须速速将他抓获才好。于是，就连夜去禀告专门管官员的都院。都院闻知，便传令中军，带领兵士，协同知府、知县捉拿李福达。
再说李福达的两个家人，三更左右进入书房，却找不见薛良，忙禀报李福达。李福达知道薛良逃走了，大惊失色，心里惴惴不安，不能安眠，忽然听到外边有人马嘶叫喧嚷的声音，又听到敲门的声音非常急切，便叫家人开门，只见中军兵士和府县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一拥而入。
后面走进两位官员，一见李福达，喝声：“拿下！”
李福达辩解道：“我无罪！为什么捉拿我？”
知府道：“你是李福达！现有薛良检举，还有什么辩解的！”
李福达见事情败露，只好俯首就缚。
知府将李福达在太原的家属都锁押起来，查盘资产，封锁门户，然后一面着地方看守，一面带了人犯，同众官回衙审究。
在审讯中，薛良与李福达当面对质，薛良说得凿凿有据。薛良自称是李福达的老乡，他指控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就是正德七年（1512年）在陕西洛川谋逆劫掠的头领李午，而李午就是在代州崞县传播邪教的李福达。他还找来了李福达的两个旧相识--李景全、韩良相做证人。李福达见难以掩饰，只得承认。
太原都院、知府、知县见李福达招供，也不动刑，将他监禁在狱中，禀复上司，请旨定夺，然后移文京师，捉拿李福达的三个儿子。
当时太原人都风传：“如今这世道，有了钱，强盗也做得官了！”
这时正在京师郭勋家中炼金银丹药的李福达的三个儿子大仁、大义、大礼听说父亲李福达被捕，忙聚到一起商议对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只好求郭勋出面说情。
三人一同求见郭勋，长跪不起，涕泪交流。
郭勋见三个内兄弟跪在地上，当即答应帮助他们说情。
案子当时转到了山西按察使徐文华手里。徐文华详细盘问，还着令召来李福达的亲家杜文柱、同族李俊来辨认。两个证人均认定这个张寅就是李福达，李福达本人却又突然矢口否认，对指控他在陕西洛川谋逆等罪名一概不承认，坚持说自己就是山西徐沟县乡绅“张寅”，根本不知道什么邪教教主“李福达”。
徐文华毫不理会李福达的辩解，采信了证人所言，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就此定案，并将案件审理情况报告给了布政使李璋和巡按御史张英。
李璋、张英见此案证据确凿，审理程序严密，没有提出异议，打算按报结案。
正在此时，徐文华被提拔进了京师，做了大理寺右少卿。而顶替他的山西按察使李钰为显示新官上任之力度，决定联手山西巡抚毕昭重新审理此案。
就在这种情况下，郭勋寄书山西巡抚毕昭，教他释放李福达。毕昭是一个非常会奉承权势的人，见郭勋有书来托，反要将薛良问成诬告之罪。
在提审时，李福达仍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薛良等人诬告，还拿出徐沟县同戈镇的《张氏宗谱》作证，上面明明写着张寅的名字。而且，当初薛良来举报李福达时，称李福达身上文有龙虎形状，而现场经过认真查看，张寅身上并没有所谓的文身。
就这样经过查勘论证，最后认定张寅是被薛良诬告，应判决张寅无罪释放，薛良因诬告他人，流放边境。
只是，判决还没执行，毕昭就退休了。此案又悬而未决，搁置下来。
案子审审停停，拖了三年。
2 马巡按铁面无私定铁案武定侯书信讲情受牵连
既然巡抚毕昭大人已经认定张寅是被薛良诬告，为什么久久不肯结案执法？嘉靖五年（1526年）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马录上任，对此案心生疑窦。马录为人正直，不肯攀附权贵，也不贪图钱财。“难道毕昭大人送了人情，然后又怕牵连到自己，故而不肯结案？不管是不是这样，我定要重新审理这个经年积案，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
马录一向严谨务实，他在反复翻阅案件卷宗的基础上，做了决定。
“我应该先前往山西徐沟县微服私访，那里是张寅待过的地方，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常大人，张寅可是李福达？”马录在徐沟县咨询乡绅、给事中常泰。
“张寅正是李福达！”常泰果断地说。
“张寅就是李福达！”接着，马录又前往代州，走访了谳狱郎中刘仕。刘仕是老代州人，对乡情掌故知之甚详，他也认定张寅、李福达为一人。
马录还派人到陕西洛川调查取证，访问当地乡民，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同时，他又派人赴代州、洛川寻找认识李福达的老人，请他们到庭审大堂听张寅的口音，进行辨别。
接着，马录又命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钰、佥事章纶、都指挥使马豸反复审讯李福达，使他在公堂对簿时再不能翻供。
经过一番努力，所有审案记录、证词、口供等案卷都汇集马录处，所有的证据证言都证明：被拘的“张寅”就是洛川的“李午”，也就是崞县的“李福达”。
“武定侯郭勋差人前来下书！”案情刚刚确定，马录正准备上奏将李福达正法时，忽然有一天，巡捕官前来禀报。
衙门规矩，一应封口书函，不许投进，武定侯投来书信，不会是有所嘱托，想徇私舞弊吧？马录心中暗想。
“请按衙门规矩当堂宣读武定侯郭勋的来信！”马录吩咐武定侯的差官。
差官一听，大惊失色。
马录并不管顾那差官的反应，拆开书信一看，果然不出所料，郭勋在书信中为李福达开脱。信中说：
马大人：
本官与张寅是至亲好友。薛良本是乡中一无赖，此案是因他嫉妒张寅富贵而前往官府诬告。祈望马大人能明断是非，手下留情。
随信寄来礼品，望笑纳。
武定侯郭勋
“好一个武定侯，身为国戚大臣，居然为聚众谋反的大盗说情，难道王法都不要了吗？”马录看后，勃然大怒，冲差官呵斥道。
“马大人！王法固然重要，只怕私情也是重要的。”郭勋派来的差官自恃是侯府家人，并不慌张。
“你是何等贱人，敢如此讲话！来人哪，拉下去，重打二十大板！”马录吩咐道。
“只怕打不得。”差官连忙回道。
“先打了再讲！”马录喝道。
“小官自知冒犯大人，求您看在我家侯爷面上饶了我吧！”左右一声吆喝，拖下差官便打，打过二十板之后，差官忍受不住疼痛，苦苦哀求道。
“看在你家主人面上，再打二十大板！”
“大人，小人再不敢了，求您饶了我吧！”这样，差官一共挨了四十大板，直打得皮开肉绽，哭爹叫娘。
“这四十大板，让你知道我巡按衙门的规矩。回去回报你家主人，叫他小心行事！”马录吩咐将差官放出。
差官受了刑罚，失尽尊严，抱头鼠窜而去。
马录依然判“张寅谋反，妻子连坐”，同时禀奏山西巡抚江潮。
江潮的性格也很秉直，对于郭勋的所为也很不齿。
“对李福达应处以死刑，对郭勋也应进行惩戒。你我二人应联名上奏朝廷，并附上郭勋写来的密信。”江潮和马录联名在奏章上写道：
启奏陛下：
李福达曾经召集教徒数千人，杀人很多，虽然隐姓埋名、销声匿迹，还是暴露了。他的相貌并没有多大改变，就是将他处死，也尚有余辜。
武定侯郭勋私下结交叛党，还无所顾忌地替李福达开脱罪责。纵使郭勋不知道李福达过去反叛的事情，而他包庇叛逆，不知避讳，还是应该给予惩罚警戒。
山西巡按马录、巡抚江潮
嘉靖接到马录和江潮的奏报，立即将奏章交给了负责纠察官员的都察院处理。
都察院的御使们接了谕旨，不敢怠慢，尽快调阅了有关卷宗与档案，核对相关物证，提审证人，又认真核对了郭勋的笔迹，审查的结果与马录所奏一样，就上奏皇帝：马录对李福达的判决适当，同意判决。
嘉靖当即批示：
李福达及其儿子处斩，妻女配给功臣为奴，财产由官府没收。
这时，李福达一案似乎已经是铁案如山，任由郭勋有通天手段也难以翻案了。
事后，嘉靖对郭勋的做法也感到很生气，就召见郭勋并当面斥责了他，声色俱厉地要求郭勋向都察院说明自己结交李福达的缘由，否则就以通敌罪严惩。
郭勋惊恐万分，立即上疏报告自己认识李福达的经过，请求嘉靖开恩，并替李福达说好话，开脱罪责。
其实，当时郭勋是嘉靖朝权倾一时的重臣，这是因为，嘉靖皇帝是弟继兄位，不是父子相承，嘉靖皇帝初即帝位时，要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加封皇帝皇后的尊号，群臣听后都不同意，只有郭勋、桂萼、张璁等人支持嘉靖皇帝的主张，与群臣为敌。嘉靖五年（1526年）秋冬之际，护法派大员杨廷和、蒋冕、毛纪等相继离朝，九卿及中下层朝官经过左顺门的大规模廷杖和随之而来的逮治、流配，也变得噤若寒蝉。而郭勋、桂萼、张璁三人则从此平步青云，深受嘉靖宠信，权倾一时。
嘉靖想起郭勋的拥立和侍卫之劳，加上李福达在审讯中也替郭勋开脱罪责，也就不再追究他了。
郭勋缓过了一口气，紧接着便开始积极地私下运作，准备为岳父李福达翻案。因为只有推翻此案，才能恢复嘉靖对自己的信任。郭勋为了彻底洗净自己身上的污点，又唆使李福达的儿子李大义到刑部去击鼓鸣冤，递交诉状，请求为父雪冤。
这样，案子又回到了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和原审判官高世魁都知道郭勋是李大义的幕后指使者，便将李大义的状纸搁置一边不问。
郭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对李大仁说：“如果这招不能救出你父亲，你就先逃吧。免得被他们抓住白白送死。”
这些话传出之后，大臣们都非常生气：作为朝廷的重臣，郭勋不但与罪犯来往，还为谋逆国家的重犯亲属出谋划策，这无疑是通敌叛国。于是，大臣们纷纷上奏弹劾郭勋。
有的道：“李福达杀人如麻，潜踪匿形。今罪行暴露，就是被处以极刑，尚有余辜。武定侯替他开脱，也应该法办。”
有的道：“郭勋暗通逆贼，明受贿赂。李福达就是处死伏法了，也不能轻赦郭勋。”
其后参劾郭勋的，一本凶似一本，竟说他党护叛逆，心怀叵测，要给他坐上谋反的罪名，非灭族不可蔽辜。
给事中王科、郑一鹏、程辂、刘琦、郑自璧、赵廷瑞、沈汉、秦祐、张逵、陈皋谟，御史程启充、卢琼、邵豳、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王献，评事杜鸾，刑部郎中刘仕，主事唐枢等纷纷上疏，弹劾郭勋，请求将他连坐治罪。
常泰、聂贤等上言称郭勋应以知情故纵论罪，依法律当连坐治罪。
生命攸关之际，郭勋不得不反复上疏替自己开脱，说自己是由于支持议礼而触犯众怒的。嘉靖对郭勋的说法深信不疑，对谏官群起而攻郭勋之事似乎也恍然大悟，于是，就命令锦衣卫取李福达供词及人证，将李福达一案移交至锦衣卫镇抚司等候会审。
这时，谏官们都感觉到了嘉靖的犹豫反复，情急之下，一个个更是激切上疏，弹劾郭勋，陈说李福达的罪名，要求依律惩处。
嘉靖帝接二连三接到群臣弹劾郭勋的奏疏，也下旨严厉斥责了郭勋，警告他要奉公守法，不要亵渎了自己的勋爵。
官员们见皇帝对郭勋只是斥责，而没有把郭勋移交给司法机关，认为是嘉靖有意偏袒，更加频繁地上疏，言辞也更加犀利。甚至有人还指出郭勋的其他罪行，如郭勋曾侵吞军饷数万两白银，私自占用军匠等。这些弹劾奏疏如雪片般飞来，从四月到年底，几乎日日不断，可以说对于郭勋的攻击铺天盖地。郭勋成了众矢之的，到了没有退路的境地，他不得不一次次上疏辩解。
3 议大礼郭勋张桂结同党为自保借刀杀人定阴谋
“如今自己惹火上身，骑虎难下，这该如何是好？与其担惊受怕，不如谋求同党的支持。”郭勋如坐针毡，“当今之计，我一方面要上疏为自己解释开脱，一方面要寻求张璁、桂萼二人的帮助。如今张璁、桂萼是皇上的心腹宠臣，而他们和我同是当年支持皇上的议礼派，他们又受过我的帮助和提携，应该不会像马录那样再一次使我陷入难堪。”
这时，郭勋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大礼议之争，想起了他和张璁、桂萼一同支持嘉靖皇帝的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