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谓由来已久。中说：
“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礼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黍捭豚，之于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可见，在远古时期，“礼”主要是指人们对于神灵的敬畏和祭祀。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利用人们对神灵的敬畏之“礼”加以衍化，形成了一套统治集团内政治地位的等级制度。
《礼记》在开篇中即说：“夫礼在，可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议，非礼不决。君臣、上下、兄弟，可见，是决定人伦关系、父子、非礼不定。”“礼”明辨是非的标准，是制定仁义道德的规范。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还是行为的具体规则，它不仅制约着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制约着人们的生活行为。
考工记》“惟王建国，
《周礼·的开篇总纲是：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它将都城建设、君、臣、父、子、长幼秩序，官员的品级、职能等都有秩序地固定下来，而建筑等级制度，不仅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且一直贯穿着都城规划的每个环节、每个角落。根据文献记载，在周代，对建筑的等级制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在建筑类型上的限制。如明堂、辟雍等建筑只有天子才能拥有，泮宫、台门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拥有。二是在建筑物的尺寸和数量上加以限制。如“公之城方九里，宫方九百宫方七百步。“王宫门阿之制五雉，步；伯之城方七里，”宫隅之制七雉，公城之制九雉；门阿之制，都城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
宫隅之制，“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等等。三是在建筑形式、色彩以及施用的加工方式上加以限制。如“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天子宫殿的屋顶为“四阿顶”，卿大夫以下宫室屋顶则为两坡顶。
周代的建筑等级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之一，它是以“礼”的形式出现随着、的，在西周时期曾有效地实施过。至战国，“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建筑的等级制度由礼制形态向“亦礼亦法”的形态转化，其使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唐朝立国不久，就在颁布的中明确规定：车服、器《永徽律》“诸营造舍宅、物及坟茔石兽之属，于今有违者，杖一百，虽公赦，皆令改去之。”《唐吕疏义》云：“营造舍宅者，依《营缮令》。”其中对屋舍的营造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宋代的建筑等级制度基本沿袭了唐朝的制度，只是在具体的条款方面，较之更为宽松。宋代还规定，“非宫室寺观，勿得雕镂柱础”。元代虽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是对建筑的等级制度并没有取消，如《元史》上记载有“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瓦兽者，笞三十七；陶人，二十七”。
明代立国之后，便制定出了一套比唐宋时期更为详细严密的建筑等级制度。如唐宋时的官员可以使用歇山顶，明朝就不准使用了。唐宋时期，对大门的式样并未做详细的规定，到了明代，从公侯的金漆兽面锡环到六至九品的黑门铁环，共设了四个层次等级。
清人入关以后，大力吸纳汉文化，协调民族关系，以达到长治久安为目的，在建筑等级制度方面，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一套。
紫禁城里的宗法礼制
紫禁城名称的由来一方面是因为古人将天帝所居住的天宫称作紫宫，为“象天法地”，所以皇宫就以紫宫见称；另一方面，由于明清皇宫戒备森严，是不许平常人进入和靠近的禁地，所以明清皇宫又名紫禁城。
紫禁城的平面布局具有井然有序、尊卑有别、严格对称的特点。它的主要建筑都整齐而严正地排列在自南至北一条长达十五里的中轴线上。由大明门（清朝改为大清门）到景山，建筑空间序列严格有序，主次分明。其空间理念及设计和建造手法，实际上采用了一般民居平面中轴线居中，庭院重叠的做法，只是在其规模上大大地超越了一般的民居，呈现出宏伟浩大的帝王之气。
我们不难发现，自南部的大明门向北到天安门，是第一“庭院”，以千步廊构成了一个纵深的空间（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凸显天安门的庄重形象。
自天安门向北到端门，在端门之前近似方形的一块空地，是为第二“庭院”。
自端门再向北至午门，是第三“庭院”，为突出午门的高大，这一空间有纵深狭长的特点，两边建有低矮的廊庑，起烘托午门的作用。午门上崇楼五座，俗称五凤楼。正楼重檐庑殿顶，东西四座重檐明清紫禁城布局示意图四角尖式方形亭楼以廓庑联接，辅翼着正楼，形如雁翅，气势巍峨，体现了紫禁城的尊严。明清两朝正楼设有宝座，左右设有钟鼓，皇帝大典时，钟鼓齐鸣。战争凯旋，则在午门举行受俘礼。午门共有五个门，中门是皇帝出入的，皇后大婚时由此门入，时状元由此门出。东西两门是王公大臣走的。左右掖“传胪”门是文武大臣走的。自午门北进，到太和门之间，又是一个近乎方形的空间，为第四“庭院”，这里视野开阔，“庭院”里金水河贯通其中，五座汉白玉的金水桥凌驾其上，“庭院”北接太和门，太和门在整座建筑组群的门制中尤为重要，是紫禁城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主体建筑的南大门，其面阔九间，重檐歇山顶，尺度最巨，并列于左右的昭德门和贞度门为之烘托。
进入太和门之后，又是一个空间，是为第五“庭院”，东边是协和门，通向文华殿，西为熙和门，通向武英殿。
紫禁城的三大殿东西长约二百三十六米，南北约四百二十六米，四周以廊庑、殿门和体仁、弘义两阁围成殿庭，中间有“工”字形的由三层汉白玉构筑的巨大须弥座，自南向北，“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依次建有、。
太和殿是其中尺度最巨、位置最显、用材最精、品格最尊的建筑。大屋顶为庑殿式，是象征政治、伦理品位意义最崇高的中国大屋顶形制，整个殿宇显得格外坚固又气宇轩昂。殿身七十二根立柱，寓含崇“九”的意味；前檐设前廊，廊的进深一间，殿前有大平台，向南突出，又在丹陛之上陈列十八座铜鼎，不仅寓含崇“九”之意，而且鼎为国家重器，庄严神圣。又设太和宫内景铜龟、铜鹤各一对，以象征国运永久吉祥。还置有日晷、嘉量各一，是敬天制天、经纬天地阴阳的文化意蕴的表现。殿南居中有踏步三道，正中一道中间是云龙御路，从御路两旁踏步登上大平台，进入前廊，跨进太和殿，殿内六根立柱可谓顶天立地，都是沥粉蟠龙金柱。柱顶为八角藻井，也是蟠龙装饰。柱间设宝座（帝王上朝时的座位），金碧辉煌。明清两朝曾有二十四个皇帝在此登极，宣布即位诏书。每当元旦、冬至、万寿节、大婚、派将出征等，皇帝都要在这里举行仪式接受文武百官朝贺。高高在上的宝座，象征着帝王威权无上，而且正好位于紫禁城以及整个帝都的中轴线上。歌颂王权主题的符号如“龙”等，在此随处可见。明清北京城的中心是皇城，皇城的中心是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是太和殿，而太和殿的中心就是象征着宇宙中心的须弥山，皇帝就是这“山”上坐着的真命“天子”。上朝时，金鼓齐鸣、乐声回荡。在肃穆、凝重、庄严的气氛之中，给朝臣脑海中增添了“天上仙境”的虚幻之感。“天子”位于一切设计、想像的中心，周围物体的光彩、声响的神秘，把他塑造成整座都城乃至整个宇宙的主宰者。这就是“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天子”。
在太和殿与中和殿之间，又构成了第六“庭院”。中和殿为方形攒尖顶，是皇帝进入太和殿理政之前的休憩之所。在中和殿与保和殿之间构成第七“庭院”。保和殿为重檐歇山顶，是进行殿试的地方。至此，紫禁城的外朝也到此终止，如果再往北，就进入了内廷。外朝与内廷之间是为第八个“庭院”。内廷是皇室的居住区，处在乾清门和顺贞门之间。内廷也是沿中轴线对称排列的宫殿群，位于中轴线上的有乾清宫、交泰宫和坤宁宫。前三殿与后三宫都坐落在中轴线上，前三殿在南为阳，后三宫在北属阴。后三宫按照《易》卦的卦义分别命名为“乾清、交泰、坤宁”。乾为天，昆为地，乾清宫和坤宁宫分别象征天与地，两宫之间的交泰殿则意指天地交泰，阴阳和合。乾清宫左右的日精门、月华门象征日月，以东、西六宫象征十二星辰，以东西五所象征众星，仰法天象，体现了君权神授，法天而治的意象。
穿过内廷的中轴线将它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为阳，所以布置了与“阳”相关的建筑，如太子读书的文华殿等；西为阴，所以又布置了与“阴”有关的建筑，如皇后、嫔妃居住的寿安宫、慈宁宫等等。如是东居太子，西栖宫妃，男左女右，阳左阴右。
紫禁城宫殿群所刻意安排的，是一种人间的秩序，王权主题十分明确。它是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又是由一进又一进的中国民居“庭院”组合而成，其内廷则更具“家”的文化氛围，自外朝到内廷，体现出国即家、家即国、家国一统、帝王家天下的文化个性。
紫禁城的主体建筑群，基本上都遵循着《周礼·考工记》和《礼记》的礼制，如太庙位于宫城东侧、社稷坛位于宫城西侧，是《周礼·考工记》所言“左祖右社”制度的体现。而内廷外朝的平面布局，也是传统的“前朝后寝”制度的体现。自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到太和门的序列安排，则遵循了自古承传的宫殿建筑“五门”制度。
由此不难发现，紫禁城的规划设计是阴阳、五行、《易经》、堪舆思想与宗法礼制巧妙结合的产物。
坛庙里的数字准则
所谓“坛”古代是指在平地以土堆筑的高台。·中说：
，《尔雅释宫》“四方而高曰台。”《释名·释宫室》也说：“台，持也。言筑土坚高能自胜持也。”设坛祭天源自于古人对天神的崇拜，早在尧舜时代，我国就已经有了祭天的仪式，而到了周代，就成为了一种定制。后来很多帝王都根据《周礼》在国都的南郊筑坛，行露天祭天之礼。·中说：祭天也。又说：燎《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燔，也。积柴于坛上，加牧至于柴上，乃燎之。使气达于天，此祭天之礼也。泰坛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辞。”古人崇天，便燔柴以祭，燔柴烟火上腾，在观念上便是亲天的表示；燔柴以祭之犹嫌不足，便筑高台（坛）以祭，于是更显隆重而神圣了。
“庙”，在古代是用以祭祀祖宗、土地的一种建筑。中国人由于尤其钟爱生命，总是愿意将巨大的敬意献给自己的祖先与土地，因此，自古以来，宗庙与社稷坛之类的建筑一向繁荣。《易经》所谓“工假有庙”，《诗经》所言“肃肃在庙”、的，·所谓“作庙翼翼”“庙”都是指宗庙。《史记封禅书》“而雍有日月参辰”、诸严、百有余庙”“庙”兼有拜祭天帝、“诸布、诸逮之属，的，地祗之类的意义。因此，坛与庙在功能与意义上自是不同，却也有某些交叉之处，两者都是用以祭祀天地、祖宗的，合称“坛庙”。
中国古代极重坛庙的建造与祭祀，历代朝廷都设礼官，专门从事祭祀活动。《周礼·春官》中所说的“典祀”，就是负责坛庙郊祭的。汉代设诸庙令以为祭天拜地之职。魏晋六朝有太庙令，唐代改作郊社令，主持隆重祭典。到了明代，因北京坛庙建筑空前繁荣，开始专设天坛、地坛、帝王坛与祈谷坛等各奉祀之礼官。清代除设祭署奉祀外，更设尉官，掌管祭坛祭庙之事，有社稷坛尉、堂子尉等，统称“坛庙官”。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北京天坛，可谓是我国坛庙建筑的代表之作。
天坛包括圜丘、祈年殿、皇穹宇、斋宫、神厨、神庠、宰牲亭、七十二间廊庑、丹陛桥、回音壁及四周围墙等，其中以圜丘与祈年殿尤为重要。天坛原位于北京古城南郊，公元1553年增修北京外城，即被包建在外城区域内，处于永定门大街东侧，与西侧的先农坛相望。它设两重坛墙，坛墙原为土筑，以附古制，清乾隆年间在墙表包砖，以求实用与观瞻。
圜丘是天坛的重要建筑，位于天坛南北中轴线的南端。明嘉靖九年始建。
现存圜丘，是在明代圜
丘基础上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建的，继承了明制，而其尺度则是明代圜丘的两倍。圜丘以白石铺砌，三层圆台，坛高五米。
圜丘的独特之处，是无屋宇覆盖，露天坛面，广博而壮阔，有情接蓝天苍穹的意蕴。实际在人文理念上，是以天宇为“屋顶”，有人工之圜丘建筑融入天地宇宙空间的磅礴构思，因而在意境上，进入了“天垂示于人，人拥入于天”的文化高度。
圜丘的文化象征很是强烈。圜丘三层的白石用料数，是对《易经》“太极”与易数“九”的反复强调。《易经》以“太极”为天体万物、人类社会之“本根”。作为太极的象征，圜丘中央砌一圆形石，称为“太极石”。其第一层以“太极石”为中心，在这周围砌九块扇形白石板，构成第一圈；第二圈砌十八块；第三圈为二十七块直到第九圈为八十一块，于是，圜丘最上层即第一层的白石用料数，组成了一个逐圈向外递进的数的序列：1×9、2×98×9、9×9，共由四百零五块同样大小和同样形状的白石板组成。圜丘第二层的白石用料数共为十八圈，也以“太极石”为中心，其第一至第九圈重复第一层的做法，其第十圈为九十块；第十一圈为九十九块直到第十八圈为一百六十二块，构成10×9、11×917×9、18×9的逐圈向外递进的数的序列，自该层露于地面的第十圈至十八圈，共由一千一百三十四块同样规格的白石板组成。圜丘第三层即最下层直径最大，用白石数共为二十七圈，也以“太极石”为中心，其第一至第十八圈重复第二层的做法，第十九圈为一百七十一块，第二十圈为一百八十块直到第二十七圈二百四十三块，构成19×9、20×926×9、27×9逐圈向外递进的数的序列，自第十九至二十七圈，共由一千八百六十三块白石板组成。总之，圜丘三层台面的白石用料数，是九与九的倍数。“九”这一易数，象征着阳数之最，象征阳刚，它与“五”相配，是帝王之象征，所谓“九五之尊”。从图丘三层的直径看，按明、清之际的尺寸计算，为一层直径九丈（1×9）、二层直径十五丈（3×5）、三层直径二十一丈（3×7），这里隐含着《易经》古筮法中的所谓全部奇数，即阳数1、3、5、7、9。而三层直径长度之和为9＋15＋21=45（丈），45=9×5，这里又是“九五”之意。此外，圜丘四周石栏上的石板数也不是随意设置的，同样是对“九”的崇拜与审美。其三层坛台四周栏板依次为（2×9）×4=72；（3×9）×4=108；（5×9）×4=180，亦即古人所谓“八个九块”、、，凡三百六十块，“十二个九块”“二十个九块”一共四十个九块，象征历法“周天”与昼夜运行三百六十度或一年约三百六十天之意。天坛的另一座重要建筑是祈年殿，其形象也专注于象征。它与圜丘一样，其平面造型为圆形，寓“天圆”之义。祈年殿位于天坛平面中轴的北端，耸立于一个砖砌的高台基之上，其平面直径按柱中心计，为二十四点五米，高为三十八米，三重檐，攒尖顶，琉璃瓦覆盖。殿身以内外二圈檐柱、金柱稳稳撑持，每圈十二柱，承托下层与中层腰檐；中部另加四巨柱承载上檐与层顶，柱高十九点二米，通体红地金花缠枝莲彩绘，以及天花、藻井极为灿烂。
历史上，祈年殿曾改建多次，明嘉靖十九年，将原为长方形大祀殿，改为圆形三天坛祈年殿内的金柱和藻井层，当时所覆琉璃瓦上者为青色，象征天宇；中者为黄色，象征大地；下者为绿色，象征植物五谷，而殿作金顶，以示辉煌。清乾隆十六年，将殿顶全部改用蓝色琉璃瓦。1889年毁于雷火，光绪十六年（1890年）再按原貌原式重建。
祈年殿的文化主题虽在“祈年”，仍不出拜天与敬帝（人王）。在古人看来，年成之丰歉决定了国计民生的命脉，也决定于“天”的恩赐，所以“祈年”就得先“祈天”“拜地”“天子”是替在人间行仁道。
，还在其次。而贵为的帝王，“天”天子祈天，祝愿年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便是祈年殿的文化意义。祈年殿的象征性意蕴丰富而隽永。如按明清时期的尺寸计算，祈年殿高为九丈九尺，寓易数“九”；殿顶周长为三十丈，表示每月约为三十天；殿内金龙藻井下设楹柱四根，表示一年四季春秋代序、冬夏交替；中间一层有立柱十二，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外层也设十二立柱，象征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里外立柱凡二十四根，是一年二十四节气的暗示；再加上藻井下部另设的四根楹柱，代表所谓二十八宿；另外，殿顶四周有短往三十六根，象征三十六天罡星，于是，在祈年殿内壝墙东门外的所谓“七十二连房”，又有“七十二地煞”之义。
总之，北京天坛的文化主题是“崇天”，但“崇天”并不是它的终极意义，而是通过对“天”的崇拜来歌颂王权。因此，这里王权是第一义的。
四合院中的文化内涵
房屋是人类生存的必要物质条件之一。远古时期的人们采取穴居，根据地形与自然条件不同，有袋穴、坑穴以及半穴居几种形式，至新石器晚期开始构木而居。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住建筑除了满足人们遮风避雨的需要之外，又逐渐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
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存需要与审美意识，也有着各具特色的居住建筑。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远古时期的穴居，到近代的深宅大院；从北方的黄土窑洞，到云南的傣家竹楼；从青藏高原的碉楼上堡，到沿海城市的花园别墅，民居形式可谓多姿多样。各个时代，各个地区虽然都有盛行的民居形式，但能称得上贯穿整个历史、遍布全国各地的建筑形式，就只有四合院了。
根据对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殷商时期，四合院建筑结构中的某些特征就开始出现了。到了汉代，在明器与画像石中反映四合院特点的民居非常之多，其中有的是以坞壁形式出现，有的则形成多重院落。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四合院特点的民居越来越多，随着佛教的盛行，有达官贵人为了祈福积德，便将自己的宅院捐做佛寺。而具有四合院特点的民居是舍宅为寺的前提，因为这样的宅院只要略加改造，在适当的位置安放上一座佛塔，就是一处合格的寺院了。隋唐时期，典型的四合院开始出现，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与出土的器物中，反映此类题材的非常多，这一时期的四合院不但在布局上显得更加规范整齐，而且已不是城市贵族的住宅象征，即使在乡村也可见到许多这样的住宅形式。到了宋代以后，四合院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明清以来，已然成了民居的主流。
四合院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其对称式的平面布局与封闭式的外观是四合院的两个主要特征，这种形制适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与礼教制度，便于安排家庭成员的住所，容易造成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在布局上，四合院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和横轴线进行设计。在纵轴线上安置主要建筑，并在院子左右两侧对称修建两座形体较小的建筑，然后在主要建筑的对面建一座次要建筑，构成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庭院，称为四合院。四合院的四角通常用走廊、围墙等将四座建筑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整体。此外只要将庭院的数量、形状、大小与木构架建筑的形体、样式、材料、装饰、色彩等略加改变，即可满足不同气候条件与功能作用的要求。因此，四合院不但是中国古代居民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被广泛用于宫殿、府衙、佛寺、道观、祠庙乃至陵寝，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基本形式。
四合院虽然是遍布中国各地，但要说起四合院，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北京。北京四合院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四合院无论大小，都由基本单元——“院”为四合院的基—组成。由四面房屋围成的庭院，本单元，称为一进四合院，如果围成两个院落即为两进四合院，有三个院落则为三进四合院，以此类推。北京大型四合院可多达七进、九进院落，走进这样的院落，古人诗词中“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自然会涌上心中。北京四合院在空间发展上虽然以纵向为主，但由于胡同宽度限制，并不是所有宅院都能有四进以上的规模，于是一些大宅院出现了横向结构，一般将沿中轴线布局的院落称为“中路”，分居两侧的院落分别称为“东路”、“西路”这样的跨院。
四合院的基本构成示意图
北京四合院在北京城的历史中，不仅仅是人们的居住建筑，同时也是北京文化的载体。伴随八百多年北京城市历史，四合院不但接纳了百姓众生，而且也滋生出自身的文化内涵。
标准的北京四合院由正房、厢房、倒座房、后罩房等房屋建筑组成，由于日照原因，无论路南还是路北的四合院均需保证正房朝南。北京四合院中的建筑以正房的型制最高，无论台基还是间架，正房都显现着突出地位。普通四合院正房多为三间、五间，七间很少。正房两侧较低矮的房屋称为耳房，耳房的台基与间架均比正房小得多。宅院中与正房呈直角关系的房屋称为厢房，分别坐落在院落的东西两侧。倒座房位于宅院前部，大门左侧，因其方向与正房相反，故得此名。后罩房位于宅院最后，为一溜儿间架不大的北房组成。北京四合院建筑多为单层，其高度与院落南北向的长度比约为三比十。
除上述房屋外，北京四合院中还有许多附属建筑，如既能遮风避雨、又起装点作用的回廊，分隔内宅、外宅的垂花门等。这些附属建筑在四合院中虽然不是主角，但凭着五彩的油漆与别样的装饰，却成为四合院中的亮点。
要了解北京四合院文化，就应从大门开始。大门是四合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门不仅是宅院的出入之处，还可以显示出户主的职业、家境以及社会地位。为了确立封建统治秩序，大约从唐代起，朝廷就明确规定了不同爵位、品级的贵族宅院与大门的形制，这项制度一直延续至清。在《清会典事例》中就记载了顺治初年的明确规定，亲王府“基高十尺，正门广五间，启门三”，“均红青油饰，每门金钉六十有三”。郡王府、“基高八尺”“正世子府，门金钉减亲王七分之二”。贝勒府“基高六尺，正门三间，启门一”，“门柱红青油饰”。贝子府“基高二尺”，“启门亲王府的门钉“公候以下官民房屋，一”。台阶高一尺”“柱用素油，门用黑饰”。
朝廷虽然只规定了亲王贵族府第大门的形制，但从公侯以下民居的大门也仍然能看出户主的身份高下。普通四合院的大门可分屋宇式与墙垣式两种，屋宇式大门级别要高于墙垣式大门。
屋宇式大门依门柱的位置不同又分广亮门、金桂门、蛮子门、如意门。广亮门位于中柱间，大门里外形成面积相等的门洞；金柱门位于金柱间，大门外的门洞小于门里的门洞；蛮子门直接安放在檐柱上，门外没有门洞。这三种大门都为一开间，如意门则不足一间，大门位置与蛮子门相同。这些大门中以广亮门的级别最高。居住在屋宇式大门中的主人或在朝中为官，或为社会名流，或具富贵钱财。为了显现门第的不同，当官的人家还会在大门框上，顶瓦之下加上两件叫做“雀替”和“三幅云”的装饰物。这两件东西本是木结构的部件之一，但它的有无却标明了富民之别。大门门管之上叫做走马板，那里恰好是一块横宽竖短的长方形空地，给挂匾创造了条件，于是匾上的字迹就成为了主人身份、职业的介绍。
墙垣式大门是四合院中级别最低的，虽然因主人的财力、爱好，也作了简单的修饰，居住在这种四合院的大多是普通百姓。
旧时四合院不仅大门的形制有许多讲究，门饰也有许多规定。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有一句名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中用“朱门”形容达官贵族的宅第，是有制度依据的。以往对门漆颜色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公侯以下的官民住宅，一律“柱用素油，门用黑饰”，谁也不敢越制。
“大门以里，二门之外”的这一空间虽然不是四合院的主体，但其中的文化内涵并不比宅院内部少。
北京四合院讲究含蓄、祥和，无论门第高低，大门内一般都有一扇影壁，既挡住了院内的杂乱，也藏住了主人的隐私。常见的影壁有三种，一种是独立于厢房山墙或隔墙之外的，称为一字影壁，如果影壁与山墙连为一体，则称为座山影壁；另一种影壁位于大门的东西两侧，与大门檐口成八字形，称“反八字影壁”或“撇山影壁”；还有一种影壁坐落在胡同对面，正对宅门，随排列形式不同分别叫一字影壁，或雁翅影壁。
影壁
北京四合院中最常见的影壁是一面独立的墙体，这叫独立影壁。独立影壁的下部常常设须弥座，顶部采用清水脊或元宝脊，并覆筒瓦顶。墙体的中部叫做影壁心，影壁心分为硬心、软心两种，硬心磨砖对缝，软心为素面白墙，且绘有壁画或刻有浮雕。用于影壁的花纹图案有多种变化，砖雕花色有钩子莲、凤凰牡丹、荷叶莲花、松竹梅等。影壁虽是四合院的附件，但也显示出与四合院氛围完全吻合的文化特征，无论是雕刻精美的砖雕，还是镶在上面的吉词颂语，都寄托着主人祈祝祥和平安的愿望。
两进院落以上的四合院，一般都分内宅、外宅，分隔方式是沿厢房南侧建一道隔墙，将院落分为内外两部分。隔墙以内由北房、厢房围成的院落为内宅；隔墙以外的倒座房及院落称为外宅。大门与二门之间的院落，虽然不是四合院的主体，但也同样有许多讲究。一般的四合院进入大门，影壁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月亮门，进入左面的月亮门就是二门以外的小院了，这里有一溜南房，由于房屋朝向为北，也称为倒座房。旧时人家往往将南房作为客房，或年轻少爷的书房。影壁右侧的月亮门内是一个小院，有一间面积很小的南房，一般用作私塾或佣人的住处，小型的四合院往往不设这处小院。
内外宅之间的沟通是靠二门实现的，二门也叫垂花门。垂花门起着沟通内外院的作用，一般都建在三层或五层的青石台阶上，垂花门的两侧则为磨砖对缝精致的砖墙。垂花门建在四合院的主轴线上，与院中十字甬路、正房一样，同在一条南北走向的主轴线上，内宅的抄手游廊、十字甬路均以垂花门为中轴而左右分开。
垂花门的建筑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北方四合院中多为一殿一卷式，所谓一殿一卷是指垂花门的屋顶是由一个尖型顶与一个卷棚顶组合而成，外形很像英文字母M。也有的垂花门是由单卷棚顶构成。传统四合院用色讲究协调、淡雅，整个院落大多建筑都为材料本色，唯有二门装饰得五彩缤纷，门旁两侧的垂花柱更是形态各异。莲瓣、串珠、花萼或石榴头等形状是垂花柱最多的表现形式。此外联结两垂柱的部件也有很美的雕饰，题材一般有“子孙万代”、“岁寒三友”、等，“福禄寿喜”这些雕刻同样寄予着宅主对美好生活的心愿。
垂花门外边像一座华丽的门楼。从院内看却似一座亭榭建筑的方形小屋。四扇绿色的木屏门因为经常关着，恰似一面墙，成为外宅、内宅之间的又一道影壁，除红白喜事、贵客光临这样的大事，这道屏门平日是不开的，人们过往出入都走侧面。
进入二门之后就是四合院的内宅了，由于日照的关系，房子以坐北朝南最好，所以，四合院无论宅门开在哪个方向，都以北房为正房，东西房称为厢房。内宅是四合院的主体，北面正房是院内最大的建筑物。清朝对于亲王、贝勒的府第除规定了大门的形制外，也详细规定了正殿的开间、基高、颜色、脊饰等。与王府相比，普通四合院的正房自然要小得多，但在一家之中的地位仍然最高，台基和房屋的尺寸都比较高大，一般是三间或五间，正房两侧还有进深、高度都较小的房间，称为“耳房”。如果正房每侧一间耳房，两侧共两间即称“三正两耳”，如果每侧两间，两侧共四间耳房则称“三正四耳”。小型四合院多为“三正两耳”，中型四合院则为“三正四耳”。如果四合院的规模较大，在东西厢房的南侧，还会出现厢耳房。
四合院中上下尊卑、内外亲疏，一切都规划得井然有序。这里有着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的观念。据《周礼》记载，早在几千年前所形成的“前朝后寝”的居舍布局观念，不仅体现在帝王宫殿的安排上，而且也反映在民居的利用中。
大型四合院一进院落中的北房多做接待贵客的厅堂，小型四合院没有多余的房间，只好将这一功能安排在北屋的中厅，两侧套房中仍然住人。旧时内宅的居住分配是十分严格的，如果一家祖孙数代，那么辈分最高的多住在北房，东西厢房是后辈儿孙居住的地方。厨房往往设在东院，东厢房后墙另开门与厨房相通，以往灶王爷有“东厨司命”之称，大概也就源于此。
大一些的四合院最后一排正房称为后罩房，也有的人家在这里盖起楼房，称后罩楼。后罩楼多做小姐的绣楼。
在大型四合院的正房、厢房与垂花门之间，通常有游廊连接。凡有游廊连接的房子，其前檐都有廊子，在廊子两端的山墙部分留有洞口，通向游廊，叫做廊门筒子。游廊是四合院的开畅式附属建筑，既可供人行走，躲风避雨，也可休息小坐。除实用之外，游廊的彩绘雕饰也为宅院增添了一道亮丽多彩的风景。
讲究的四合院在屋墙与院墙之间都有一条更道，供更夫巡夜、打更之用。
北京四合院不仅讲究建筑格局，在装修上的花纹与雕饰也是颇具特色的。人们采用象形、会意、谐音、借喻、比拟等手法，创造出丰富的图案、雕饰，以图案所包容的文化内涵来寄托主人对于幸福、美好、富庶、吉祥的向往和追求。
在北京四合院中，最常见的图案是“步步锦”，这种图案是由按一定规律组合在一起的横线与竖线构成，周围嵌以简单的雕饰，多用于窗棂。将这种装修花纹冠以“步步锦”的美称，反映出人们渴望不断进取，一步步走上锦绣前程的美好愿望。
在北京四合院中的砖雕、木雕中，常会出现动物、植物以及人物形象，并通过谐音、会意，表达吉祥、美满的愿望。如蝙蝠取其音象征幸福；寿字或桃子图案寓意长寿；兰花、灵芝表现“君子之交”；万字、柿子、如意组成“万事如意”；花瓶内插上月季花加上鹌鹑，表示“四季平安”；芙蓉、牡丹表现“荣华富贵”；葫芦或石榴或葡萄加上缠枝绕叶，表现“子孙万代”。
除了房屋建筑之外，与四合院整体环境配套的还有院中的花草、屋内的家具以及檐头、屋脊的砖雕、彩绘等等。可以说庭院之中，一草一木都有说不尽的学问，道不尽的讲究。院中的花草，旧时人家大多选择种石榴、夹竹桃等象征吉祥的植物。
中国人一般喜欢成双成对，左右对称。但在北京四合院房屋的间架上却选取了单数，正房三间或五间，如果有四间的地方也要盖成三大间，每边再盖半间，美其名曰：。至于东西厢房，目的是在院中建“四破五”也多以三间为准，筑组合里产生一条中轴线，如同人身上的脊梁，构成院落的风水源头。正因如此，北京又出现了“四六不成材”的俗语。
四合院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北京地域人文风貌的象征。风雨的摧残，岁月的剥蚀，虽然使大多数四合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院落中的一砖一石仍能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追忆，对中华文化的向往。
胡同的历史变迁
胡同是北京城街巷的一种通名，泛指城内规模较小的交通通道。过去胡同遍布京城，老北京多用“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来形容北京的胡同。胡同可谓北京的一大特色。北京的胡同是北京城的血管，蕴含着浓郁的平民气息和多彩的百姓风俗。
把小的街巷叫做胡同大约从元代开始，元代熊孟祥的《析津志》和明代杨慎的《丹铅总录》都认为胡同一词来源于方言；清代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认为胡同是合音字；语言学家张清常则认为“胡同”来自于蒙古语“水井”即huto的读音。
由于胡同就是北京城中的小街小巷，因此胡同一方面承担人们出入交通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自身的文化内涵，这其中名称的来历与变化恐怕是最值得我们寻味的部分了。
明朝时期，卫所制度是一种基本的军事编制，各军事要害之处都有卫所设置。明朝灭亡后，这一制度也逐渐被人们淡忘，遗留在地名中的明代卫所之称，也被后代弄得面目全非了。如明代的金城坊有济州卫胡同，崇教坊有武德卫营，这两个胡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中，却分别被改成了“机织卫胡同”和“五道营”，听起来前后的读音没多大变化，但实际与明代所标识的内容完全不同了。现在北京东单北大街有东、西总布胡同，名字很难理解。在乾隆《京城全图》中标为总部胡同，但“总部”又指的是什么呢？再看明代，原来这里著录为“总铺胡同”。有关“铺”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元代，是元代驿路“铺”于是在地名中就有了、上的点，约十里设一铺，“十里铺”“二十里铺”等。“铺”虽与元代驿站制度相关，明代在北京城里也有了变化，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述北京分为五城三十六坊，每坊下分为若干牌，牌下再分若干铺。“总铺”以及今天仍存的“六铺炕”这些地名，都与这一制度相关。“总铺”讹为“总部”，“总部”再讹为“总布”，就是如今东、西总布胡同命名难解的原因了。当然在现北京的胡同今胡同之中也有许多仍然沿用的旧称，却也不为大家陌生，如“东厂胡同”就是这样一例。
现在北京皇城东侧有南河沿、北河沿的街道名。街道虽不是胡同，但与街道相连的却是胡同，这些胡同的命名或与河有关，或与仓有关，但现在不但与河流相关的地理景观所见不多了，而且遗留下来的古代仓库也只仅存一二，胡同以及相关的街道名称却为北京城保留了过去的地理线索。
北京胡同名称的流变多属于音讹而改名，如明代的阜财坊有个“祁家胡同”，读快了像茄子，于是在乾隆《京师全图》中就写成了“茄子胡同”。这样的事例很多，教忠坊的“水塘胡同”，变为“水塔胡同”；正西坊的“张善家胡同”讹为“掌扇胡同”；正东坊的“巴家胡同”讹为“八角胡同”；思诚坊的“铸锅胡同”讹为“竹竿胡同”，明时坊的“扬州胡同”讹为“羊肉胡同”；阜财坊的“白帽胡同”讹为“白庙胡同”等等。这样的音讹不但为我们今天辨识胡同名称的来历造成困难，即使古人也会产生错误认识。
北京胡同的命名多数源于民间，因此还存在一个“文不雅驯”的现象，面对这样的名称，人们想到了如何去雅化它，雅化的方式多采取同音不同字的方式更换。如：
原名改名原名改名
哑巴胡同雅宝胡同罗锅巷锣鼓巷
宋姑娘胡同颂年胡同****胡同逎兹胡同
打劫巷大吉巷阎王庙街延旺庙街
裤子胡同库资胡同裤裆胡同库藏胡同
裤腿胡同库堆胡同裤脚胡同库角胡同
江米巷交民巷干鱼胡同甘雨胡同
豆腐巷多福巷烧酒胡同韶九胡同
烟袋胡同燕代胡同闷葫芦罐胡同蒙福禄馆
臭皮胡同寿比胡同臭水河绶水河
粪场胡同奋章胡同猪市口珠市口
猪尾巴胡同智义伯胡同牛血胡同留学胡同
此外，猴尾巴胡同改成侯位胡同；马尾胡同改成慕义胡同；****胡同改成官场胡同；母猪胡同改成梅竹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轿子胡同改为教子胡同；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等。
北京街道多数规划为正南北、东西方向，胡同分布在街道两侧，多数与街道直交。但有的地方因河流等原因也有斜街，这样的街道、胡同往往在命名中就显示出来了，如杨梅竹斜街、樱桃斜街、烟袋斜街、白米斜街等。其中烟袋斜街是今天以什刹海为核心胡同游的重要部分，这条胡同的形状受什刹海影响，东口像烟袋嘴，往西顺着细长的烟袋杆，至西口向南直通银锭桥，仿佛是安在烟袋杆上的烟锅。
胡同与北京城的历史相伴相生，在北京城的数百年风雨沧桑中，胡同也经历着各样的变化。交道口南大街有府学胡同，胡同因设在路北的顺天府学得名，顺天府学为顺天府办的官学。北京城内与之功能相近的还有国子监，国烟袋斜街子监位于安定门附近的国子监胡同，为全国最高学府，也被视为太学。在东城未改造之前，建国门内大街有贡院东街、贡院西街等名称，显然以往这一带曾是贡院所在地。贡院是开科考试的地方，明清两代，每三年全国各地的举人均汇集到这里参加会试。从府学到贡院是封建时代书生进入仕途的必然途径，当年那些饱读经书的学子们出入于这些胡同周围，不仅将这里视为日后腾飞的起点，而且也为周邻带来浓浓的书香。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些曾为龙凤之巢的官学、贡院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顺天府学成为一座小学校，国子监成为了首都图书馆，贡院早已拆除，基址上新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翻开北京地图，胡同的名称记录着北京历史的种种场景，如禄米仓、按院胡同、兵马司、骡马市、缸瓦市等等，无不从一个角度显现了旧日的北京风貌。北京众多的胡同或因官衙，或因人物、地形、传说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处被称为“八大胡同”的地方，以过去北京“红灯区”的定位，在各类文学作品种屡屡出现。所谓“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旧称李铁拐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棕树斜街（旧称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其实这仅是狭义的“八大胡同”，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在这八条胡同中的妓院多为上等，妓女的“档次”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
北京胡同的故事像北京历史一样绵长，这些由灰砖灰瓦构成的小巷，带着北京历史的痕迹，带着京师文化的记忆，在沧桑中形成圈圈年轮，在寻常中构筑出古都的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