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走近长安
秦中也称关中，指今陕西中部平原地区，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两座）。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使关中成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古人习惯上将函谷关以西地区称为关中。春秋战国时为秦国故地，因而又号称“八百里秦川”。
关中地处陕西潼关以西到宝鸡市以东的关中地区，即现在的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咸阳市和渭南市五个地级市。关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史记》中称其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和“四塞之国”。自西周起，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一千一百多年。
周人的历史，差不多和夏人、商人一样悠远。只不过在灭商之前，周人一直是这两个王朝治下的一个部族。周人是一个与神话和传说息息相关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后稷，传说是一名叫姜的女子因为在野外踩了上帝足迹而怀孕生下的。他对耕种有着天生的兴趣和才能，他耕种的谷物收成非常好，还教会了其他人耕作，并且开辟了以谷物祭祀上帝的传统。
周族的首领从舜到夏朝的前期，一直担任后稷的官，帮助管理农业。夏朝到了太康时期，由于太康整天打猎，不问国事，夏都最后被东夷的后羿占领。太康失国之后，四周的少数民族也随之发生叛乱。周族在山西西南部的邰地也受到****的侵扰，无法再呆下去。周族首领就带领族众，沿着黄河、渭河逆流而上，来到今陕西中部的武功。周族人在这块地方定居下来，仍把这块地方称为“邰”。少康中兴后，周族祖先继续担任后稷的官。夏王以新迁居的地方作为后稷的封邑。
夏朝末期，桀暴虐无道，诸侯纷纷叛离。东部商族的势力迅速兴起，取代夏朝政权之后，步步向西进逼。与夏朝有着密切关系的周族，这个时候也受到蛮夷和商朝两股势力的夹击，无法再在原地生活下去。于是，在夏朝当最后一任后稷官的首领，又带领族众从邰地出发，朝西北方向转移。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今甘肃庆阳一带。这里虽然四周都是戎狄少数民族，但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是比较理想的农业耕作区。周族来到这里，便垦殖播种，经营农业。因为自夏朝灭亡后，周族首领不再担任后稷之官，不再称后稷，就改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其首领改称“不突”。这是周族人的第二次大迁徙。
公刘、古公奠定基业
公刘是鞠的儿子，是周人来到庆阳后的第三代领导人，也是真正在这块黄土地上出生的周人。当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庆阳定居扩土，开创农耕的时候，他还未到人世。夏桀初年，公刘出生在今庆城县玄马乡樊家老庄村，后人称此地为“天子掌”。公刘自小受到农耕文化的熏陶，长大后继承父志，复修后稷之业，行地宜”使豳地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使“行者有资，“务耕种，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其德”。可以说，公刘是周先祖中功劳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位领袖人物。他是整个豳地疆域的开拓者，农耕文化的奠基者。
公刘时期，周人经常受到戎狄侵扰，所居领地的自然环境也比较恶劣，于是在夏桀22年，他率领族人迁到豳（音宾，在今陕西彬县东北）。《诗·大雅·公刘》篇对公刘这次南迁做了详细的描述和颂扬。诗中说，公刘察看原野忙又忙，登上小山坡，又到平原上；站在大原看南岗，发现了能建都城的好地方；于是定居建新邦，开垦豳地宽又长；大家杀猪宰牛羊，共推公刘做君长。
在自然条件较好的董志原、早胜原和彬长地区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周人开始有计划地营建房屋，开垦荒地，不久就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周族的贵族们择吉日饮酒聚会，祭祀祈祷，正式推举公刘作宗主和国君，并正式建立了豳国。
为了发展生产，改善居住环境，公刘带领周族人顺着漆水、沮水向南，渡过渭水，取来锻砺生产工具和为房屋建筑打基础的大石块。他们整理田地，为的是多收粮食；他们营造大的宫室，为的是有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他们测量日影的长短，为的是制定历法，把握生产的时节。为了保卫他们的劳动成果，周族还在豳地建立了军队。这支军队由三个支队组成，每个支队各有自己的武器装备、旗帜标志和保卫任务。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奋斗，他们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家家户户都蓄积了足够的粮食和资财。附近百姓看到周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富足生活，都纷纷前来归附。周族自后稷以来到公刘时期，又进入公刘墓到一个发展兴旺的新阶段。
周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与公刘的辛勤经营是分不开的，孟子称“公刘好货”，就是说他喜欢积聚财物，肯定了他带领周族人勤劳致富的功绩。《诗经》称其为“笃公刘”，就是赞扬他勤劳忠厚。
此后，公刘传位于儿子庆节，经皇仆、差弗、毁瑜、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传至古公亶父。
古公亶父一名古公父，为后稷第十二代孙，是周文王的祖父。在周人发展史上，他是一个上承后稷公刘之伟业，下启文王武王之盛世的关键人物。
古公亶父继位之后，周人屡屡受到戎狄的威逼，戎狄的獯（xūn，熏）育族来侵扰，想要夺取财物，古公亶父就主动给了他们。后来又来侵扰，想要夺取土地和人口。人民都很愤怒，想奋起反击。古公说：是想让他“民众拥立君主，给大家谋利益。现在戎狄前来侵犯，目的是为了夺取我的土地和民众。民众跟着我或跟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民众为了我的缘故去打仗，我牺牲人家的父子兄弟却做他们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这样。”经反复思量，于是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决定把世代居住的豳地让给獯育，自己向南迁移。古公亶父率领姬姓氏族二千余乘，循漆水逾梁山来到岐山下的周原。周原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西部，它北倚巍峨的岐山，南临滚滚东流的渭河，西侧有汧河，东侧有漆水河。东西长约七十余公里，南北宽约二十余公里。岐山山脉绵亘东西，山麓的平均海拔在九百米左右。周原水源丰富，气候宜人，土肥地美，适于农耕与狩猎，岐山则是它的一座天然屏障。经过一番占卜，结果是“大吉”，古公亶父就决定在此定居。从此姬姓的部落就自称为周人——生活在周原上的人。周族人在古公亶父的领导下，疏沟整地，划分邑落，开发沃野，造房建屋。并营建城郭，设宗庙，立太社。构建中央机关，设官分职，官职庶务，改变了过去游牧民族的习俗，开始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周族逐步强盛起来。豳和其他地方的自由民，视古公为仁人，也扶老携幼纷纷前来归附。因地处周原，初具国家雏形，于是定国号为“周”。
周原遗址，这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其中心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历史上的周原范围北至岐山，南临渭水，东到今武功，西到今凤翔、宝鸡一带。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太伯、虞仲和季历。大约在公元前1146年，古公谢世，太伯、虞仲想让位给季历，于是出游荆楚，最后太伯在东部沿海建立了吴国。古公亶父的小儿子季历继位，季历的儿子就是姬昌，即周文王。
自古公亶父到文王晚期，周原一直是早周都邑。公元前十一世纪，文王迁居丰地之后，这里仍然是周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后来武王灭商，将周原分封给贵族周公、召公。周王和诸侯大臣也经常来此进行祭祀活动，直到戎人入侵，平王东迁洛邑，才毁于战火，最终废弃。
文王作丰，武王居镐
就在商纣王沉湎酒色、荒淫无度，致使朝纲败坏、人心离散之时，周人的首领“西伯侯”姬昌却将自己的封地治理得日益强盛。“西伯”的称号是商王朝封给周文王的。“西伯”（方国）“伯”“爸”“霸”同音即西部诸侯之长。在上古、、同意，所以“西伯”其实就是“西霸”，由此可见周人势力的强大。
西周国力的日益强大，自然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拘押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文王被囚禁羑里以后，纣和那些奸臣们还不甘心，暗地派了许多密探严加监视看管他，只要发现他一点过错就会处死他。姬昌深知自己的处境险恶，每日谨言慎行，白天背土修狱墙，夜里就着地窖的草席研究学问。表面上对商纣王十分虔诚，饭前跪拜，饭后谢恩，周文王感谢纣王赦命之情。他将仇恨深埋心底，专心致志地推理伏羲八卦，用天干、地支，阴阳两分法，又把文王八卦演变为八八六十四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周易八卦》。与此同时，周臣闳夭等人为营救文王出狱，搜求天下美女、宝马、说：
珠玉献给纣王。好色的纣王见了美女不禁大喜，“仅此一物（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之多！”于是下令赦免文王出狱。并赏给他弓、矢、斧、钺，授权他讨伐不听命的诸侯。这就是史书中说的文王“羑里之厄”。
文王出狱后，奋发图强，发展生产，招贤纳士，练兵积粮，加快了翦商的步伐。他一面向纣王献地，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他出猎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姜子牙）。文王同他谈话，相互谈得很投机，文王了解到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文王在位时，是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之间的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在虞、芮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接着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最大的一个障碍。在灭掉了位于沣河流域的崇国后，姬昌根据姜尚的建议，在沣河中游建立了新的都城丰京。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姬昌把都城从岐邑迁到了丰京。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至他晚年时，周国已经取得“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政治优势。但就在这大功即将垂成之际，姬昌不幸死去。《尚书·无逸》和《吕氏春秋·制乐》都说他享国五十年，称王前立国四十三年。死后葬于毕（指陕西长安县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岸，境域较广）。
文王去世后，武王继承了他的未竟事业。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各地诸侯，统率兵车三百乘、三千勇士、四万五千甲兵，讨伐纣王，双方军队会战于牧野。商军中不堪压迫的奴隶兵，阵前倒戈起义，导致商军大败，纣王****。随后，周武王根据占卜的结果，决定再建新都镐京，因诸侯朝宗在此，因此又称宗周。丰镐二京隔河相望，距离只有二十五里。镐京建成以后，丰京并没有废弃。武王在镐京宣布西周王朝建立，分封诸侯，设立礼制，建宗立庙，拉开了西周历史的帷幕。至此，丰镐二京开了西安地区建都的先河。成为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丰镐二京，近三百年间并行不废，经历了十一代十二位帝王。
西周王朝开创了一个以血缘和军事为纽带的封邦建国体制，到成王和康王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时，天子所居的王都、诸侯的城、卿大夫的采邑有严格的大小等级之分。史料记载，在当时，王城见方九里，公城见方七里，侯城见方五里，子男城见方三里。
丰镐都城建有宗庙、宫殿以及大池等一系列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在这些地方举行册命、庆功、赏罚、祭祀、出征等活动。当然，周朝后代的天子们也不会忘记享乐。丰镐两京一带还有供天子渔猎游玩的苑囿。诗经记载丰镐有“灵囿”，苑内草木繁茂，獐鹿成群，苑囿之内有水泊，名“灵池”，池边飞鸟丛集，池中游鱼竞跃。
但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迄今还没有找到有关丰镐二京的城墙。从1951年开始，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基本未中断过。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西周宫殿基址坐落在大型的夯土台基上，主体建筑中心部位夯土层厚达五米，建筑的平面呈“工”字形，居于中央的主体建筑南北长五十九米，东西宽二十三米，其恢宏的气势可见一斑。
褒姒一笑，幽王失国
丰镐二京的繁华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连年征战，国力衰竭，各诸侯国对王室的离心倾向日益增长，西周王朝的统治呈现出风雨飘摇的迹象。
约公元前858年，周厉王即位。他在位时，发生了多次灾荒，庄稼歉收，民不聊生，贵族们却依然吃喝玩乐，不管人民的死活。周厉王十四年（约前844年），为聚敛更多的财富以供享用，强行宣布山林川泽为王所有，不许平民在里面樵采渔猎。他还找来巫师，监视发表不同意见的怨恨者。于是，人们只能“道路以目”。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乱，厉王被迫出逃到彘（今山西霍县）。这样，周朝就出现了长达十四年的“共伯和代王政”时期，直到周厉王死于彘，这段由诸侯贵族代行王权的时期才结束，周厉王的儿子静即位。他即位后，西周王朝出现了一次短暂的中兴，即“宣王中兴”。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周军伐姜氏之戎，两军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县南），周军大败，宣王调去作战的“南国之师”被全部摧毁。短暂的“宣王中兴”至此黯然结束。
公元前781年，宣王去世，西周王朝迎来了第十二任天子，也是王朝的末世之君——周幽王。
周幽王姬宫湦，在中国历史中这个名字的知名度虽然不是很高，但若论被后世唾骂最多的古代君王，幽王无论如何都能算得上一号。若论其作为，被人引为古训的便是“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在位时任用奸佞，国人大多不满，政局一片混乱。关中地区发生地震，河流干枯，旱灾严重，草木庄稼枯死，民众只得离开家园，四处逃生。而幽王却置地震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于不顾，为了得到美女褒姒，发动了对褒国的战争。
褒姒是得到了，但褒姒整日双眉紧锁，愁容满面。幽王传令文武大臣，如果谁有办法博得褒姒一笑，就大大有赏。
那时，周幽王设置了烽火狼烟和大鼓，如有敌人来侵犯就点燃烽火。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一笑，点燃了烽火，诸侯见到烽火，全都赶来了，赶到之后，却不见有敌寇，非常生气，但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
褒姒终于笑了，只是这莞尔一笑，便笑掉了整个朝代。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都不再相信烽火了，诸侯与王室渐渐离心离德，再也不来管天子的死活了。
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幽王因为宠爱褒姒，废掉原来所立的太子宜臼及其母申王后，改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太子的废立，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宜臼逃到舅舅申侯处（今河南南阳一带的申国）。幽王怒申侯，欲举兵讨之。申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联合西方的犬戎共同伐周。外敌入侵，幽王点燃烽火召集诸侯的救兵，诸侯们受尽了“戏诸侯”之苦，没人再派救兵前来。犬戎和申侯杀幽王、伯服于骊山之下，于是西周灭亡。随后，废太子宜臼在郑、晋、秦等几路诸侯的保护下即位，是为周平王，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王朝开始。此后，丰镐失去了作为都城的职能，变为一片废墟。《诗经·王风·黍离》中记下了当时荒凉的景象：彼稷之苗。行“彼黍离离，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此后，朝代更迭，战乱扰攘。西汉武帝（前140—前87年）时期，在镐京故址上修凿了昆明池。东汉初年此处又沦为军垦基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兵火的冲击，大约至唐宋以后，人们已不知丰镐都城所在。
《周礼》奠定营国制度
历史的埃尘早已湮没了西周丰镐，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对周人的都城规划有一个回顾性和理想化的描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都城布局模式：以宫室为中心，以正南北轴线为主轴定位，王宫的左边是祭祀王族祖先的宗庙，右边是祭祀土地的社稷坛，王宫后是商业贸易市场，在宫前是朝会诸侯群臣的庭殿。整个城市方正规整，每边三门，街道方格网状纵横交错。
《考工记》提供的虽是一种理想化的城市模式，但自东周以后，中国都城大体都遵循这样一种布局。至今犹存的明清北京，便是中国传统模式的活化石。
《诗·大雅·文王有声》说“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说明镐京的选址也经过了“占卜问天”这一必不可免的宗教程序，从丰镐遗址已有“四神”瓦当的情况来看，此时对天的意志特别重视，都城选址规划要体现上天的意愿，表明周人是秉承上天的安排来统治人间的，周王就是天子。四神分守四方，周王就在天的中央发号施令。
周王朝是一个宗法制国家，西周初期，百废俱兴，周天子大兴土木，遂使建筑文化显得空前发达。为此，周王朝制定了与宗法制、等级制相适应的一套城邑营建制度，记载于《周礼·考工记》等文献中。
《考工记·匠人》中的“营国制度”一节，追述了周王朝营建都邑的制度，将城邑建设体制分为三级：王城、诸侯城（诸侯封国的国都）和都（宗室、卿大夫的采邑）。着重记述了王城的规划制度，包括主要的形制规模，城门数量，交通干道网络，宫、朝、市、祖、社的布局，以及前朝后寝制度等方面。其次，分述夏后氏“世室”、殷人“四阿重屋”和周人“明堂”的建筑设计。同时，还记载了王城的几项营建制度，如朝市的规模、宫门、城墙、道路的规格等。最后，还规定了礼制营建制度，侯国和封邑要参照王城的标准，按一定的差额逐级降格建筑，等第分明，不得逾越。
在三级城邑之中，以王城的文化品位最高，其平面的形制取方形，城域之中的干道呈“九经九纬”布局，即纵道和横道各有九条，全城平面为规整的几何形。这种平面布局，在文化上源自井田理念。
周代的井田制是在殷商井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奴隶主对田地的一种占有方式与制度。与周代王城形制关系密切的，是《考工记》中所记载的“九夫为井”的井田制度。九夫为井是指一“井”“夫”《说之面积为九个一百亩，指土地面积单位。
文》里称“八家为井”，指八个农业奴隶居住、耕作于一块井田的四周的土地，每家为一夫（一百步见方），并且同养（耕作）井田中央的一夫（一百步见方的公地）。所以，“八家为井”实际就是“九夫为井”，是指八家构成一个井田单位，而不是说八家共用一口水井。在井田中，农夫就近居住耕作，于是就出现了居民点，这便是“宅”。“宅”的组合，就成为“邑”。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井田中央那块公地的消失，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因素—
—以物易物的“市”。所以，后来
有“市井”这样的说法，说明“市”是从井田的“井”中发育诞生的。
《周礼·考工记》所说的王城及其规划观念，即来源于“九夫为井”的井田制，其《匠人》篇所记述的王城制度的几何方格，实际上是原始农业井田制的一种城市化。
《周礼·考工记·匠人》的原文如下：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宝，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参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参个。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这段话的大意是：匠人营建王城。九里见方，每边设三门。城中主要的道路，南北干道三条，每条三涂；东西干道三条，每条三涂。经纬涂道宽等于九轨（两辙之间的宽度为一轨，一轨约八尺）。王宫的布局，左面是祖庙，右面是社庙，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集，市集和朝廷各一百步见方。夏后氏的世堂（帝王的宗庙）正堂的南北进深十四步，堂宽比进深多四分之一。五室布局，可概括为三个四步，四个三尺。台阶共九级。四边各有两窗分列门户左右两旁，以白灰粉刷墙壁，饰成宫室。门堂（门侧的堂）的尺度是正常的三分之二，门堂的室进深为正堂的三分之一。殷人的重室，堂南北进深七寻，堂基高三尺，重檐庑殿顶。周人的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以长九尺之筵（垫底的竹席）为度量单位，东西宽九筵，南北进深七筵，堂基高一筵。五室，每室长、宽各二筵。室内以几为度，堂上以筵为度，宫中以寻为度，野地以步为度，道路以轨为度。庙门可容大扃（贯通鼎上两耳的举鼎横木）七个，闱门（庙中的门）可容小扃三个，路门（寝宫区的总门）稍狭于五辆乘车并行的宽度，应门（王宫的正门）相当于三辆车并行的宽度。路门之内有九室供九嫔（帝王的妃子）居住。路门之外有九室，供九卿（王的卿士）处理政事。把国城分为九分，分别由九卿来治理。王宫门阿（门的屋脊）规制高五雉（雉，长三丈，高一丈的版筑墙），宫隅（宫城的四角处）规制高七雉，城隅（城角）规制高九雉，经涂（道路）的道宽九轨，环城之道宽七轨，城郭外的道路宽五轨。王子弟、卿大夫采邑城的城隅高度，取王宫的宫隅高度（七雉）。诸侯的经路，取环城之路的规制（七轨），王子弟、卿大夫采邑的经路，取野外之路的规制（五轨）。
“匠人营国”，所谓“国”，即指“城”，营国就是营建城邑。西周有封国建侯制度，封国意味着作邑作邦，建立城邦国家。营国包括建城池、宫室、宗庙、社稷，并规划所属的田地和农业奴隶的居邑，即所谓治野。那时建一座城，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以城为中心，连同周围田地所构成的城邦国家。建城实为建国，通常也就称城为国。在《匠人》中将城邑分为三级，即王城、诸侯城、。
“都”王城即是王国的首都，是全国宗法血缘统治网的中心，列为第一级城邑；诸侯承王命，又以政治和宗法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封地疆域内营建国都，构成宗法血缘统治网的一大据点，成为第二级城邑；宗室及卿大夫受采邑，秉承上命，同样以双重身份，建置采邑“都”，作为第三级城邑，在采邑内建立小型的城邦国家。正是这样一个按照宗法与政治相结合的统治原则，以三级城邑为据点，编织成了一个自上而下遍布全国的统治网。而《匠人》着重叙述王城规划制度，其余两级城邑，则参照王城的基本结构，按礼制营建制度来规划。
《考工记·匠人》中的营国制度在我国城市规划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作用，对我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东汉以后，直到明清的一千九百年间，我国都城规划基本上都继承了营国制度的传统。
宗庙是帝都中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所谓“左祖右社”的“祖”，指的就是宗庙，它的位置应当在整个帝都的东部或东南部，即左边。西周时期的宗庙文化已经相当发达。据考证，陕西周原岐山凤雏村的西周宗庙遗址和扶风召陈宗庙遗址，是迄今已发现的西周宗庙建筑的典型遗存。
周代是古代宗法制基本成熟的历史时期。所谓宗法制，指以血缘为纽带、以嫡长子为大宗、以男性家长为尊所构成的社会政治伦理与典章规范的文化制度，有大宗、小宗即殷之所谓大示、小示之别。先王的嫡长子为法定之王位继承者，一旦登上王位，为全国大宗，先王之次子即为小宗；次子有分封为诸侯者，在他自己的封地为大宗，其嫡长子登上诸侯之王位，又为诸侯国之大宗，其次子又为小宗如此层层叠叠，依次而下，构成宝塔形的宗法社会的网络结构，其等级森严而呈超稳定态势。《诗经》所谓“君之宗之”，是说周族不仅以公刘为君，而且公刘是周之大宗；又说“本支百世”，是指文王既为国君，其嫡长子系的后嗣便是世袭的百世不斩的大宗。《诗经》又有“既燕（宴）于宗”，宗室牖下”这是指祭祖之事。于是从全国最高的帝王“于以奠之？的咏叹，世家到平民百姓，都有他们的先祖大宗需要祭扫，各种品位不同的宗庙建筑便应运而建，可谓祭祖之风大炽，宗庙遍于域中。
早在殷代，宗庙文化已初现端倪。在具有大屋顶的建筑物里供奉着神主，神主象征死去的祖宗，表示对男性祖先的顶礼、崇拜，这便是宗庙文化。
当然，所谓“殷之亲亲，周之尊尊”，殷代的宗庙文化与周代还有些差别。
这便是，同样都强调血缘亲情、强调对祖宗的崇拜，而与殷代相比，周代的宗庙文化更突出其政治伦理意义，即偏重于“尊尊”（尊其所尊）。
西周岐山凤雏村和扶风召陈宗庙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周代宗庙有一个感性认识。尤其是前者，其规整的平面布局、对称均齐的形制，以及可以推想的尺度较大的空间造型，从中可以领略到服从于政治、伦理的严肃的理性和对祖宗无可比拟的虔诚的情感，这也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文化表现。古人云：“宗者，尊也。庙者，貌也，仿佛先祖之尊貌也。”祖庙的建造，完全出于尊祖的需要、一种后人在精神上的对祖先神的依赖。为达此目的，宗庙在整个帝都、王城的总体规划、设计与建造中处于优先与突出的地位。在文化品位上，它起码是与宫殿建筑并驾齐驱的。古人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可见其对宗庙的重视了。在周代帝都中的宗庙，都具有空间尺度大、用材精与技术新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