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对内开放性。内部开放是由于事物的内因所引发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内部结构变革的信息开放，是使系统能否具有活力和生机的内驱动力。在物质的运动中，一个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进的开放性动态中，系统通过自我否定、超越旧结构，达到自我规定，进入新的状态、创造新结构的过程，会出现随机发展——非连续的突变现象的发生。1972年托姆（Thom）提出了“突变论”，认为系统自组织的发生具体体现为一个可能性与现实性相统一、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选择过程。利用这一原理对信息经济社会的开放性运动和发展可以从两方面去认识：一方面，利用控制理论的哲学方法，寻找状态的“临界值”，利用和抓住“微小扰动”的契机，促动系统发生离开临界曲线的变动，变化到新的稳定态，实现人类对信息经济社会控制和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系统理论又使人类认识到：信息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始终包含着稳定态和非稳定态，每次超越平衡，必然会在随机中出现新的突变。人类可以利用控制理论，从事物出现的大的飞跃去分析，在对事物的突发事件和事物运动的随意性的认识中，抓住机遇。
4.系统科学对信息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认识方法。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和动力。信息经济社会既是统一的整体，又是由多组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部分、方面和矛盾组成。系统科学方法论以新的审视角度和哲学方法，研究和解决了信息时代内部结构的联系方式及矛盾问题。
（1）“非线型”的联系方式。混沌理论被确立为与相对论、量子力学齐名的第三大理论。协同学与耗散结构理论被归入混沌研究体系。“非线性”理论对信息及信息经济社会做出了新的揭示和哲学的审视，“非线性”是指变量间没有简单的直线关系，非线性理论是研究非线性问题的共性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非线性”理论克服了“线性”理论——反映系统是不可能把为自组织系统集结所有性质都结合起来的理论局限性。尤其是非线性理论的“蝴蝶效应”理论，揭示出系统大都是处于非线性的状态之中，因为信息世界的大部分现象都是非线性的；简单的系统可以突变、演化出复杂的现象，复杂现象亦可以归结为简单的系统。
（2）结构平衡中的对立统一。信息系统中的子系统或构成要素间的竞争性的独立运动模式和合作关联运动模式，构成了系统中矛盾的对立与统一。耗散结构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原则，以及协同论的系统一方面通过竞争、一方面通过合作而达到整体和谐的倾向的理论，都揭示出系统是以多元协同为内在动因，突现机制的“对立统一”的；矛盾通过对立的扬弃和转化，从而出现以新质的实现或宏观信息创生为标志的多元协同，并使整个系统的状态出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化。
（3）协同效应及子系统的合作。无论是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还是协同论，都将系统演化过程与描述系统运动状态的状态空间、表述为“吸引子”的相互联系，从而说明了自组织过程中系统是怎样实现有序稳定的；在状态空间中，系统终归会不可逆地运动到某种稳定的有序结构——吸引子上来。系统科学对这种平衡和稳定，从两方面进行了论述和理论探讨：一是协同效应；二是自系统的合作。系统的合作理论提出子系统间的合作或协调，是由一些与子系统性质无关、但却能促使它们在合作与协同中，产生出一种使系统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的“类似性”的中介值。
（4）中介值理论的提出是哲学对立统一规律的革命性跃变，使人类认识到中介是引发系统由旧结构突变到新结构的一种“共同机制”，中介促使系统在合作与协同中，引发信息经济社会的复杂整体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转化。
（二）系统科学方法论对信息的哲学审视
人类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第一，人的潜能的丰富性和全面性是无限的；第二，人的发展又总是被限定在一定的历史水平上；第三，”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类型和内容。”①然而，人类最大的憾事是思维的定势，常常会把以往的思维模式视为不变的符号，将符号套用到新的时代，在不自觉中忽视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至理名言。信息化时代，是数字时代，数是现实和未来科学的语言，与之相对应的思维科学和方法论形式和内容，必然是系统科学思维和方法论。
1.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和意义。
（1）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以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及普遍应用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掀起了人类经济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即知识经济浪潮。英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的《大趋势》以及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这三部展望和论述新技术革命的著作，对社会未来和新的世界技术的论述，引起西方乃至全球对“未来”的极大兴趣。而仅仅在其激动人心的展望中的二十年时间后的今天，人类已经迎来了第三次浪潮。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交替时期，社会迎来了改变人类生活的大趋势，即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以创造与分配信息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向高技术与高情感两个方向发展；从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发展；从短期考虑向长期考虑发展；从集中到分散，自下而上的革新……随着微电子技术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的突破，将使人类社会出现新的飞跃，信息将是主要的社会财富，将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工业社会在转型中将会进入新的信息社会。信息化的社会化程度进程迅捷，如用户达到5000万，电话用了75年，收音机用了35年，电视用了13年，而互联网仅用了3年。知识和信息已成为社会变化的源泉和动力，劳动技能呈现出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的全新的形态，知
①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识、信息已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
（2）信息革命必然会引发思维和认识方法论的变革。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发明和纺织机使用为起点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这场生产技术的巨大革命，引发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引发了以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5ch Hegel）、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Feuerbach）为代表的哲学革命。恩格斯评价：”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黑格尔在将康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推向顶峰中，在将辩证法科学化、系统化中，建立起了世界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①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②费尔巴哈在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中，把自然界和人提到首要地位，建立了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恩格斯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③他们都是时代的伟人，是那个时代思维科学的桂冠。而他们亦都受制于时代，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第二次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哲学认识论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的实践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又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抛弃了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杂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它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阶级性和实践性，它科学地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把实践的观点看作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并认为哲学的全部理论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化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2.实践是人与对象世界的客观中介，是人类思维科学和认识方法论的形成根源和发展基础。”人的思维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①思维方法源于实践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和心理环境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智力形式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认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②在当时那种生产方式中，神话思维具有认知社会、创造社会、创造财富的先进性。人类的思维和认知方法是作为物质的属性和外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反映的机能，它的生成过程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人类的生产实践、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活动、科学实践一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3.信息时代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出现的时代进步。在信息化中反映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反映出人类开始了以微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全新的方式去认识和把握、驾驭自然必然性的新内容。人的实践活动又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体现，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在人类把自然界作为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时，人已经超越了本身的某些自然规律性，自由地开始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身体”。微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是目前人类生产力的顶极水平，是人类实践活动“无机身体”的一种最高形式。电子时代的到来，是人类继蒸汽机、电的发明之后，又一次飞跃；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逐 ①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②李思孟、宋子良：《科学技术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步认识、掌握自然规律，进而把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盲区”转化为自觉地掌握、支配和利用，并使之为自己服务的结果。
4.微电子技术、数字时代比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更体现出了主体对客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对象化深度。新的科学技术在各个环节上都体现了主客体的结合和统一。主客体间的中介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在传播人类的意志的同时，又将实践的信息反馈给人类；而这一中介过程是与外界保持着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的系统，系统的内部诸因素之间和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关联性。在互动中系统随着时间、空间的运动，永远存于一种不断发展的运动状态，并形成系统的动态性原则。存在决定意识系统的动态性原则，呼唤着思维科学和信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动态性原则。
（三）在信息革命中，出现了以信息为中心的新研究群和知识群。人类希冀着从中迅速寻找到把握这一新时代趋势的思维科学和方法论规律
上世纪40年代，申农（C.E.Shannon）创立了“狭义”信息论；维纳（N.Wemer）在超越狭义信息论的技术领域中，首次将信息论映射在哲学上，将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位一体，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物质世界状况，形成了信息本身的价值判断。19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首先应用了“信息科学”的概念。80年代以来，美国哈佛大学雷斯尼科夫（L.H.ResniKoff），缅因州大学的德夫林（K.Devlin），北京邮电大学的钟义信教授都先后创建了自己的信息科学体系。196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里茨·马克鲁普（F.Mchlup）在《美国的知识产业与分配》中第一次提出了“知识产业”即“信息产业”的新概念。
自此，信息科学的研究从四个层面上展开：
1.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申农、维纳开始，到雷斯尼科夫、德夫林，钟义信教授分别对信息科学概念进行了研究，在模糊信息、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概率与非概率信息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信息科学理论主要产生了三种理论，”计算机信息科学”，“图书馆信息科学”，“全信息信息科学”。
2.信息水平测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对信息化测度方法就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有影响的主要有美国的“波拉特测算法”，日本的“信息化指数法”。1999年5月25日美国发展改革学会组织专家建立了由13组指标构成的新经济指数体系“新经济指数”报告。目前，我国的许多专家开展了大量的信息化测度的研究，主要有贺铿主持的“中国信息能力研究报告”，陈禹等“知识经济的测度理论和方法”，杨学山“国民经济信息化水平度方法初步研究”，钟信义“信息化水平测度的新方法（CIID）”等，以及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的“国家信息化水平测算与评价的指标体系”等。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系统的掌握信息化水平的理论和掌握信息化水平的测度与评价方法。
3.信息科学广泛性、深人性的研究。1962年，马克卢普在出版的专著《美国的知识产业与分配》中，曾经提出了“知识产业”即“信息产业”的新概念，继而美国经济学家波拉特博士出版了9卷本研究报告《信息经济：定义和测量》，从信息角度将经济领域分为信息部门和非信息部门，在宏观信息领域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必须解决信息学科理论研究中由于思维方法论的局限，所形成的研究狭隘性、局限性、混乱性的状态。1982年马克卢普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当时在不同信息研究领域的众多学者，开始了信息科学向其它科学领域渗透、扩展、延伸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运动，使信息研究的触角伸向40多种部门信息学，出版了《信息研究：学科之间的通讯》。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学研究已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前沿问题，尤其是部门信息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与自然科学联姻的化学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物理信息学、信息经济学、人类信息学、地质信息学等50余种部门信息学。与人文科学联姻的信息学就更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