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是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这就说明秦之前就已经存在度量衡，仅是因地因时而异罢了。那么，中国最早的度量衡源于何时，始于何地？至今仍不可考。
大地湾F901房址在清理过程中，分别在其主室、后室和侧檐处的居住面上发现了25件比较特殊的陶器和50件石器。其中主室居住面上出土四足鼎等陶器9件、石器4件，后室内出土大型陶器缸、瓮各1件，西侧室出土釜、钵类陶器14件，石器1件。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陶器遗物中除了一些器物与其他遗存中所见的器形相同或相近，大部分陶器都是其他遗存中不常见或极少见的器形，而且有些器物很难命名，故被考古工作者命名为“异形器”和“条形盘”等。
专家们经过整理修复和研究发现，出土于主室居住面上的几件特殊器物，其中一件盆形四足瓦鼎，外涂红衣，腹部抹饰白色弦纹，应是一件开展大型祭祀活动使用的礼器；而同时出土的一大一小两件带把斜口器，形似簸箕，被称之为“异形器”，却不知其作何用途。因它于当地农民用来挖面取粮的一种木制“抄子”造型相似，故考古工作者又将其称之为“陶抄”。“陶抄”既是与木抄造型相似的器物，那么，5000年前的原始先民是否也把“陶抄”作为一种生活用具，用它来挖取粮食呢？答案并不肯定。因为，从整个大地湾遗址乃至全国各地的出土文物看，这类“陶抄”仅此发现，这说明它的使用并不普遍。另外，专家们仔细观察，其使用痕迹也不明显。
那么，这组“异形器”到底作何用途呢？考古专家从当地农民用“抄子”挖面取粮得到启发，他们经过进一步探索研究，终于揭开了这组“异形器”的用途之谜——原来这两件陶抄的确与粮食有关，是一种原始量器，与其成组的还有同时出土的一件条形盘、一件四把泥质深腹罐及与深腹罐配套的一件漏斗形器盖。这套古量器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度量衡史和原始分配制度，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从史书记载来看，我们的祖先使用度量衡的年代是很早的，但多为传说，并无实物依据。正如吴承洛先生在《中国度量衡史》中所说：“中国度量衡之制，创始于黄帝，下及三代，一稽于古，并无显明之改革，亦无完全之制度。量器之制，发生最早，而亦莫先于周礼，且三代以前之历史，籍载类多渺茫或属揣拟之词，然而今世考三代以前之古史，固属渺茫……”综观现在所见之度量衡器的实物证据，确系未过于周，且多为春秋、战国以后之物。如田齐的左子禾子釜、陈纯釜，秦之商鞅方升、新莽嘉量等。因此，过去人们对度量衡的认识与研究仅局限于距今两三千年前的实物之上。大地湾这组古代陶量的出土，将我国度量衡史的实物资料提前了2000多年。所以，这组陶器的出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那么，考古专家是如何论证这组出土陶器就是原始量器的呢？这组量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原来，专家们根据当地农民至今使用的木抄，首先将这组出土器物与粮食联系在了一起。沿着这一关系，专家们注意到这两件大致相似的陶抄为同类器皿，但其造型各异，大小也不相同。经过初步测算，正巧大抄容积是小抄容积的2倍。也就是说，两小抄等于一大抄。由此，他们初步推断其为有一定限量的量器。循着这一发现，他们又对同时出土的其他器物进行了测量。经过测算，方知这种较特殊的陶器中的条形盘和四把深腹罐，均与这2件陶抄有密切的关系。专家们发现其比值关系为：条形盘的容积是铲形抄（小陶抄）的1／10；铲形抄器容积又是深腹罐的1／10。将这些比值关系列为公式则是：1深腹罐＝5箕形抄（大抄）＝10铲形抄（小抄）＝100条形盘。
古代的量器名称与相互关系各不相同，有二进位者，也有四进位或十进位者。今见最早的古量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田齐古量，其名称分为升、豆、瓯、釜、钟等，相互关系分四、五、十进位不等。秦统一中国后所制定的量具大多是十进位的，分斛、斗、升、合、龠，但今天我们发现的实物也不完全是十进位的，也有按分配的具体情况而制成的二升量、半斗量或二斗半量等。大地湾出土的这组陶量器，亦为十进制和二进制。考古专家综合这组陶器出土于F901“宫殿式”建筑之内、器形并不常见以及大地湾原始农业这时已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等多种因素，认为将其确定为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套古量具理由充分。
按理推论，有量必有度，无度则也不成其量，量由度而生。《周礼》中有“同其器数，壹其度量”之说，可见无度则无法制出同其数之器。大地湾这套陶量具之间的倍增值都是较为精确的，可见当时如果没有精确的尺度，是不可能制出这样精确的陶制器皿的。但大地湾并没有发现度器。对此疑问，当年参与发掘的专家赵建龙先生分析：要么是因局部发掘，度器至今还未面世；要么是度器为木制之物，历经数千年已经腐朽，未能保存下来。但不论怎么说，大地湾出土的这套古量具，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量器，它应是我国后世所用度量衡器之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