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发。世界上许多重大成果是人们在不经意间发现的。比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迪生发明电灯。大地湾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宝级文物——人头器口彩陶瓶，也是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农民张德禄无意间挖出的。
20世纪70年代初的冬季，对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秦安县的农民来说，是最难熬的日子。在“农业学大寨”的时代浪潮中，广大农民不仅要饿着肚子干活，而且还要冒着寒风驻守在农田基建的“战场”上。一天，邵店村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张德禄正和大伙一起热火朝天地“大干”，忽然一个葫芦样的瓶子暴露在了他脚下的土块里。眼尖的张德禄二话没说，急忙放下镢头，抓起仔细端详。只见这个陶瓶，已从瓶颈处裂成了两半，其通体像个葫芦，头是个惟妙惟肖的女人头，身上还绘有花纹，倒像个怀了孕的妇女。
一旁干活的人看到张德禄挖出了一个陶人，都围着看热闹，但大家对这个陶瓶并不真正感兴趣。因为这地方常挖出陶罐罐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连一盒几分钱的香烟都换不到，没啥值钱的。当时就有人指责：“什么破烂东西，敲碎了继续干你的活吧。”然而，没有丝毫文物知识甚至连大字也不识几个的张德禄，虽然根本不知道此为何物，但面对这个好看得非同一般的瓶瓶，他就有些舍不得敲碎。他想，这东西虽然用处不大，也不值啥钱，却可以拿回家当作花瓶之类的摆设。于是，他便小心翼翼地将这个陶瓶收好，带回了家里。
在相对闭塞的西北农村，迷信思想总是根深蒂固地扎根于老一辈村民的头脑里。按当地老百姓的观念，地里挖出的罐罐那是死人用的东西，带回家里是不吉祥的。张德禄把那个“花瓶”带回家，他的母亲一见就怪怨他：“烂罐烂盆，拿到家里换人。这是死人用的东西，咱活人怎么能用呢！”母亲絮叨个没完，让他扔掉算了。左邻右舍也都你神我鬼，劝他将这个“不祥之物”送走。张德禄毕竟年轻，根本不相信迷信，所以不管他人怎么说，他都没把别人的话当回事。
说风就是雨，无巧不成书。谁曾想这东西带回家才十多天，他家里的两头猪仔就不明不白地死了。这下母亲真生气了。她认定这个死人坟里挖出来的女陶人是个“冲气”、是个“瘟神”，要儿子赶快把那东西送走。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迫于无奈，张德禄只好通过请阴阳先生前来查究的办法打消母亲的疑虑。阴阳先生毕竟有文化、有见识，他看此物后断定：“这不是什么‘瘟神’，而是一个古代的花瓶，放在家中不碍啥事。”至于猪仔死亡的原因，他说那是染上了当时流行的瘟疫。听了阴阳先生的话，张德禄的母亲及邻里仍然将信将疑，但心里总算是安稳了些。
快过年了，张德禄在外打工的父亲回到了家里。当他偶尔从妻子那里听说此事之后，便急着要看这尊女陶人。儿子听到父亲感兴趣，便急忙找来让父亲看。父亲见多识广，他看过“花瓶”告诉家人：“这是文物，是宝贝！要好好保管。以后公家查收，得上缴！”父亲的话让张德禄很是高兴，原来这东西还有用呀！他用水泥将陶瓶的断裂处粘连起来，小心翼翼地藏在了一个比较保险的木柜子里。
1978年夏天，甘肃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头一茬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张朋川、赵建龙等文物考古工作者来到了张德禄的家乡——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张德禄的父亲得知消息，马上问儿子：“花瓶呢？听说公家给钱收购，你快拿去缴了吧。”听父亲说公家收购，张德禄啥都未想，就把“花瓶”缴给了省上来的干部。省文物普查组的人并没有给张德禄钱，只给了他一个价值一块两毛钱的搪瓷洗脸盆。这个奖励让张德禄激动不已，也让邻里羡慕不已。因为当时农村穷，只有个别干公事的人家才有搪瓷脸盆。那个在大家看来“没用”的东西，却换了个时兴的搪瓷脸盆，这在大家看来，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
然而，让张德禄、张德禄家人及四邻万万想不到的是，就这样一个陶瓶瓶，日后竟身价剧增，成了一件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国宝级珍贵文物！
如今，张德禄已届花甲之年。当谈起自己和人头器口彩陶瓶之间那段如梦如烟的往事时，仍然充满感叹，他说：“当年要是我一镢头砸下去，或是听母亲的话把它扔掉，那对自己、对国家来说，都就铸成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