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贫困地区，其国民生产总值主要来自农业，但农业生产力低下，生产发展缓慢。例如，从1951年开始，印度全国农业年增长率平均为2．5％，但比哈尔邦却只有0．7％。全国粮食产量自1950年年均增长率为2．32％，略高于2．24％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但比哈尔邦的人口增长率为2．13％，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0．84％；奥里萨邦的人口增长率为1．82％，粮食年均增长率为0．42％；西孟加拉邦人口增长率年均2．09％，粮食年均增长率为1．29％；北方邦的粮食增长率由于北方邦西部富裕地区的贡献达到2．16％，人口增长率年均为2．30％。由于粮食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大。人均土地占有面积日益减少，而城市化程度低，工业不发达，人均收入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这些贫困地区，无地和少地农户、农村中的各类匠人、表列种姓、表列部族人群以及妇女和残疾人为主要的贫困人口构成。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印度农村大约有农户10500万户。在这些农户中，有土地的农户总数大约为9000万户。其中大约5000万户为边际农户（拥有土地小于1公顷的农户），这些农户平均拥有土地小于0．5公顷；有1600万小农户（拥有土地1—2公顷的农户）；此外还有大约1000万无地农户。印度有学者认为，在无灌溉条件情况下，一个农户大约需要4—6公顷耕地才可维持生存。在有灌溉条件和科技种田的情况下，1公顷耕地即可维持生存。依据上述数字和印度专家的观点，农村中的5000万边际农户和1000万无地农户，即大约60％的农户无法单纯依靠自有土地生存。他们必须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才可维持家庭需求。尽管印度政府制定了土地最高限额法令，将大地主手中限额外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户，但这种土地改革由于各种原因进行得不彻底，高等种姓仍然拥有90％的土地，并且是好地块。低等种姓拥有的土地多是碎小和边缘地块。另外，随着人口的膨胀，农村中传统大家庭的解体，土地碎化现象日益严重，户均土地占有量越来越低，无地农户反倒有增加的趋势。这种趋势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绿色革命使土地效益明显增加，部分将耕地租赁给他人耕种的地主，将耕地收回自耕，使一部分佃农失去了耕地。成为无地农户。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连续两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严重短缺。政府为解决粮食问题，大力推动以高产种子加水肥管理为代表的“绿色革命”，使得单位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绿色革命的受益者大多集中在原本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区，如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的西部以及安德拉邦的沿海地区。在1600万的小农户中有大约一半农户的土地可得到灌溉，再加上较好的种子和化肥条件，这一半小农户很快脱贫。到70年代中期，农村中就出现了因“绿色革命”而受益的富裕农户。他们主要是一些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户，通常是高等种姓，被称为“农村中的中产阶级”。政府为推动“绿色革命”，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不仅给化肥等农需物资以补贴，而且采取价格支持政策，避免由于粮食增产而导致价格下跌。这些相关政策和投入，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也给土地拥有者带来了相当大的收益。拥有土地数量越大，受益程度也就越高。相反，无地和少地农户由于没有土地，因而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没有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利益。他们依旧贫困。
在贫困率很高的比哈尔邦，8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南部平原地区，由于人口膨胀，人口密度过高，达到每平方公里609人，导致人均耕地占有量日益减少，无地和少地农户日益增多。在比哈尔邦，约有25％的农户完全没有土地，靠租种他人土地或在农忙季节打短工为生。这些在农田里为他人打工的无地农民被称作农业工人。农业工人实际上在一年当中只有4—8个月有活可干，其就业时间有着很强的季节性。在农闲时他们不得不外出打工。即便是在农忙季节，由于雇佣他们帮工的雇主，付给他们的报酬很低，以至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在农村打工。十几、二十几岁的男青年纷纷涌进城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工厂企业中打工，或是到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这类农业发达地区作农业工人。
农村中的无地和少地农户，为维持生存，几乎所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都要或多或少地外出做工，包括妇女和儿童。印度的童工问题十分严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童工的报酬只有成人的一半。虽然有法令明文禁止使用童工，但据印度国家人类发展报告，1991年，5～14岁儿童充当劳动力的占该年龄段人口总数的比例，农村为6．6％，城市为2．0％，平均为5．4％。但据非官方估计，在农村，平均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个童工。因此，童工数量应该在4000万左右。农村中的小型企业、工厂广泛使用童工。在一些行业，如地毯编织、玻璃制品、火柴等行业，大量使用童工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非正规部门和私人生活中都雇佣和使用童工。在农忙季节，来自东部奥里萨邦、西孟加拉邦和北方邦等地的农业工人大量涌入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等农业发达地区。他们有时会拖家带口，男女老幼全家一起劳作，就住在临时搭起的小棚子下。农忙过后，他们就带着勤劳苦作换来的血汗钱回家。旁遮普邦的农场主们十分欢迎这些来自东部的农业工人，不仅因为他们吃苦耐劳，而且不必为他们提供类似住处的任何生活和劳动保障。[8]
（三）乞丐：马德里一大社会难题
[西班牙《时代》周刊12月26日一期报道]题：西班牙的乞丐们
眼下人们已进入了爱的梦乡，
我们这些孤苦伶仃的孩子，
眼前一条无尽的道路，
不得不走下去，
不得不诅咒这种生活。
这是8000多名露宿街头的乞丐传唱的歌曲，一年四季，这首歌每天晚上都回响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上空，因为市政府为他们准备的1800张床位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
孔普卢栋大学新闻系创办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发展协会，每天晚上沿着马德里的不同街区调查这一现象。他们给予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一杯热咖啡和一个夹肉面包。发展协会的发言人之一安娜·穆尼奥斯说，他们起草的有关马德里市露宿街头的穷人的研究报告中的统计数字，与市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无关。
穆尼奥斯说：“目前大约有将近9000人露宿街头，尽管很难确切地统计出这些人的数目。”无家可归的人在马德里比在欧洲其他城市更缺少帮助和服务。不久前，马德里市政府命令市容卫生机构将无家可归的人的“袋子”（不管里面是否有重要的证明材料）一律扫入垃圾箱。发展协会的代表说：“在伦敦有一个物品存放处，无家可归的人可以把物品和证明文件存放在那里……”
安娜·穆尼奥斯说，市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缺少办法，可能纯粹是由于对此缺乏兴趣。
最近几年，马德里的乞丐阶层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不仅仅是乞求帮助的酗酒者和吸食毒品者，新的乞丐可能是大学生、离家出走的青年人、受虐待的妇女、移民或街头犯罪分子。
一位专门对付黑社会的警察说：“乞丐业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少数人控制的有利可图的行业。这些家伙包揽东欧国家的移民，然后将他们分配在马德里或巴塞罗那各地。”每天早晨，在马德里各个街区到处都是抱着小孩、尾随过往行人要钱的罗马尼亚妇女。
黑社会试图把乞丐们（如在教堂和超市附近乞讨的穷人）从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排挤出去。
最近几年，在西班牙，移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黑社会把移民弄到西班牙来，移民就要向黑社会付大量的钱。这些移民只能靠乞讨和偷盗来还债。特别是在最近这些日子里，黑社会在乞丐业中找到了获得巨额盈利的机会。
调查和瓦解这些地下组织似乎很困难，因为这种现象在马德里街头已司空见惯、积重难返。47岁的乞丐海梅说：“临时住宿处充斥着罗马尼亚人。在那里，他们偷你的东西。那里的人都很坏。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一个摩洛哥人用破酒瓶割断了另一个人的气管。”
在西班牙是禁止利用儿童来乞讨的。这样做的父母可能会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
据警官们说：“在很多情况下，一些人带着儿童乞讨，但这些儿童并不是他们的孩子，而是从受黑社会控制的人那里租来的。”[9]
（四）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达11亿
[哥伦比亚《时代报》1月8日报道]世界上每14个儿童中就有一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因为缺少粮食而饿死的非洲人可能达到3000多万。全球吃不饱饭的饥饿人口1996年为8亿，到2002年底已达到11亿。
这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詹姆斯·莫里斯提供的惊人的数字。
统计数字为他的讲话提供了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说，饥饿人口在6年间就增加了3亿，从8亿增加到11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20％。
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报告说，世界上每14名儿童中就有一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最为严重，那里的儿童死亡人数有50％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莫里斯说，在这些地方，没有钱买粮食给饥饿的人吃，无论是贸易，还是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做到使所有的人都有饭吃。
虽然世界各地到处都有饥饿现象，但国际社会都把目光投向了非洲。非洲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十几个国家正在遭受的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之一。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是贫困、旱灾引起的歉收、暴力引起的背井离乡、战争和政治动乱引起的逃难。
在津巴布韦、赞比亚、马拉维、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莫桑比克有1400多万人正在挨饿。在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有800万人在挨饿。
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居民的处境也同样困难。因此，一些国际机构开始将它们的人道主义行动集中到这一地区。
美洲也存在饥饿现象——尽管其严重程度不如非洲。这个地区最严重的饥饿现象发生在阿根廷和中美洲。
在阿根廷，已有12名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他们的死亡原因是该国经济危机造成的贫困。阿根廷议会于12月立法，规定全国营养计划生效，该计划旨在向全国200万穷人提供援助。在中美洲，有800万人因缺乏粮食而挨饿，原因是旱灾和暴风雨造成农作物歉收。其中萨尔瓦多的灾民人数达到130万。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各有200万人受灾。
莫里斯说，如果国际社会不想真正解决问题，世界将会面临一场全球粮食危机。[10]
三、艾滋病肆虐，威胁人类生存权
（一）联合国关于艾滋病的报告
[法新社伦敦7月6日电]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今天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03年，全世界有480万人染上艾滋病病毒，这是感染人数最多的一年。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说，2003年底，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有3780万，去年有290万人死于艾滋病。自从1983年发现艾滋病以来，全世界已经有至少20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署长彼得·皮奥在伦敦举行的第四份艾滋病全球报告的发表仪式上说：“艾滋病确实是我们的全球化世界的一种疾病。”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这份长达230页的报告的前言中警告说：“艾滋病对人类社会的威胁没有减弱的迹象。”他说：“非洲的艾滋病危机继续恶化，亚洲和东欧的新感染人数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够幸免。”
这份报告是在7月11日至16日于曼谷举行国际艾滋病会议之前发表的。国际艾滋病会议是讨论全球艾滋病问题的最高讲坛。预计将有2万名科学家、决策者和基层活动分子出席会议。这份报告对全世界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的最新估计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去年11月作出的估计。该组织曾经预测，到2003年底，全世界的艾滋病痛毒／艾滋病感染者将达到4000万。
然而，皮奥强调说，感染者的数字下降只是加强研究和分析的结果。他说：“总的来说，我们深信，新感染者在增多，死亡人数在上升。因此，没有真正的下降。”
他说：“毫无疑问，艾滋病仍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
这份报告说，尤其对非洲来说，艾滋病“仍是一场灾难”。
在全世界的3800万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当中，有2500万居住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这个地区还有1200万因艾滋病失去单亲或双亲的儿童。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说，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10年，这支孤儿大军将增加到1800万，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它强烈呼吁在东欧和亚洲采取行动，称这些地区是极其脆弱的地区。
至于如何防治艾滋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以下问题：
资金：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1996年用于防治艾滋病的捐款为3亿美元，2002年增加到17亿美元，去年为47亿美元。据皮奥说，预计今年会有更多的捐款。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说：“这个数字还不到2005年所需费用的一半，只是2007年在中低收入国家对艾滋病采取全面措施所需费用的1／4。”
药品价格：现在的好消息是，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的价格已经大大下降。
加强治疗：当务之急是挽救贫困国家的500万至600万艾滋病患者。如果他们得不到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就会在今后两年里死亡。现在能够获得这种药品的患者不到1／10。[11]
（二）艾滋病防治情势严峻
[法新社曼谷7月11日电]在关于经费短缺和领导不力可能在人口众多的亚洲引发健康危机的警告声中。世界最大的全球艾滋病论坛今天在此间开幕。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要求各国领导人兑现他们对抗艾滋病的承诺。这方面的活跃人士称，世界各国政府未能兑现他们为对抗艾滋病提供经费的承诺。
安南在第15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许多国家派卫生部长出席这次会议，但“对抗艾滋病的斗争需要政府各部门领导者的参与——也需要最高层领导人的参与”。专家们告诫，亚洲的艾滋病危机有可能超过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在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等艾滋病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达到了人口的近40％。
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的负责人理查德·费克姆说，如果美国和欧洲等主要的经费提供者未能筹集2005年抗艾滋病计划所需的35亿美元，那就可能引发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