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冯玉祥的字)先生100周年。
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很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邓小平在回忆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军联军与冯玉祥合作共事的情景后，又说：
“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
邓小平参加革命活动，是20年代初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开始的，而直接参加国内革命斗争，则始于从苏联归国后在西北地区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因而在我们记述冯玉祥在西北的活动中，不可忽视邓小平与冯玉祥的关系。
邓小平1920年9月赴法国留学，到1926年初离开法国到苏联继续留学，居留法国达5年之久，其间他由一个青年爱国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
冯玉祥赴苏考察期间，除广泛地接触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官员之外，还亲自赴中山大学进行演讲，并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蔡和森多次向冯玉祥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列宁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革命，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吸取了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绝不是生搬硬套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拿到中国去实行。他批驳了国民党右派攻击中共“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谬论。蔡和森还派中山大学中共负责人朱务善、周达人，每周以两个下午，去察里村冯玉祥住处给他讲解中国革命的问题，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因无革命政党领导而失败的原因。
由于蔡和森亲自对冯玉祥的工作，使冯玉祥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理解，进一步加强了同中共合作的信心，坚定了继续参加革命行列和北伐战争的决心和信心。使冯玉祥深深体会到：“中国若不进行革命，改善贫民、士兵待遇，国家民族皆至危险”。而“革命彻底成功，必须有鲜明主义及正确党为之领导”。他在回国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请求，要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派人与他同行，帮助他改造国民军。中共及苏联政府欣然答应了这个请求，并为冯玉祥选派了一批优秀干部和顾问人员。在跟随冯玉祥回国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中，邓小平便是其中的一位。
据冯洪达、余华心记述邓小平的回忆，说明邓小平于1926年9月从莫斯科返回并参加了著名的五原誓师：
“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20多个人。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23岁，1926年跟李大姐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回到内蒙以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同志还送来了作战计划。当时冯将军还检阅了部队，是马鸿逵的队伍。记得我们还和焕章先生在红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候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
见冯洪达、余华心《亲切的勉励》。
邓小平在参加了五原誓师之后，按照李大钊建议的精神，跟随国民军经宁夏、陇东到陕西，参加击败依附直系的河南军阀刘镇华的西安解围战役。国民军联军驻陕期间，邓小平担任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重要职务——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主任及政治教官。作为一名政治教官，邓小平不仅要从事军校政治课程的讲授，如关于社会主义概说、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共产主义ABC等，而且还深入到驻陕各部队开展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据解放后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的回忆，1927年邓宝珊在陕西乾县办起了一个军官教导队，由团长黄展云任队长，当时邓小平在该队担任过政治教官，并介绍黄展云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劲：《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在西北地区的活动》，《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
中山军事学校曾为国民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除了邓小平参与政治工作之外，这所学校的两位校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1890年—1927年)，名宗法，字以行，陕西兴平人。先后参加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留学期间，亲耳聆听过孙中山的教诲。1926年8月，身为国民军旅长的史可轩，经王若飞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史可轩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继续坚持陕西地方的革命斗争，后被反动地方军人田生春杀害。1975年，邓小平给在“文革”中横遭诬陷的史可轩的亲属复信，称“史可轩同志是个好同志，应确认为烈士，并予证明”。
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5页。
中山军事学校副校长李林(?一1929年)，湖南宝庆人。大革命时期从苏联回国，在五原作战中负伤，1921年伤愈后到西安任中山军校副校长。大革命失败后前往广东海陆丰地区从事军事暴动和农民运动，1929年在江西作战中牺牲。
中山军事学校于1927年7月中下旬停办，此前，邓小平已离开西安，随冯玉祥所属部队开赴潼关前线。
为了进一步掌握革命武装，邓小平曾会同时任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许权中旅，逐步将该旅改造成为一支革命之师。
许权中(1895年—1943年)，陕西临潼人。辛亥革命时参加陕西起义，光复临潼县城。1918年加入陕西靖国军，后任国民军二军营长、团长。1925年加入中共。1928年率部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常委、副军长兼十八师师长。1936年任杨虎城部旅长，参加西安事变。后任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出征，参加华北抗战，屡立战功。曾任一七七师参谋长、师少将参议、第四集团军中将参议。1943年12月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由于许旅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的主要武装，许权中又是中山军事学校的总队长；同时政治保卫队的各级军官大都先后在中山军校接受训练，所以作为中山军事学校主要领导干部的邓小平对许旅的建设负有重要责任。在他的直接参与领导下，该旅成为中共直接掌握的一个正规旅。大革命失败后，史可轩、许权中将部队拉到陕北的宜川，与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石谦旅会师，并于1928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
邓小平在冯玉祥处工作时间并不长，大致从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6月，即使仅一年有余，但却能反映出中共与冯玉祥合作到分手之间的一个过程。邓小平对冯玉祥在“拥蒋”
还是“反蒋”的暖昧态度表现出坚决反对的立场。据李世军所著《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一文记载：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来潼关拉冯反蒋。邓在国民军联军总部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讲了国内外形势，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事实，最后当他高呼打倒军阀蒋介石时，冯玉祥的脸色变了，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这时从队伍的后排右角，走出一个穿灰布军装，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的青年，他向前迈了几步，高举拳头，操四川口音，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冯玉祥怒形于色，立即宣布散会。这个青年随即被军法处带走。第二天，刘伯坚同志向冯玉祥保释，才放出来。当时，冯玉祥对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春涛说，“谁要打倒蒋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在我这里，穿二尺半的，就不准喊打倒蒋某某人”。
李世军回忆说：直到1949年12月，当时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郭春涛在北京告诉他，当年在潼关欢迎邓演达大会上，喊打倒蒋介石口号的，是邓小平同志。
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辑。
从这份回忆中可见，邓小平面对冯玉祥政治态度的逆转进行了有效的抵制，他同许多中共党人一样，在冯玉祥经受不住国民党右派的物质利诱和政治蛊惑，政治立场动摇不定时，以鲜明的态度表明中共立场，不惜被误解，被捕被杀。充分表达了中共对冯玉祥及国民军所寄托的希望。
邓小平在评价冯玉祥功过一生时，对冯玉祥1927年前后的所做所为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尤其是对冯在“分共”、“清共”时所采取的与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右派所不同的态度，评价很高。正如邓小平所说，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冯玉祥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邓小平便是1927年7月底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后到上海的。
值得记述的一点是，冯玉祥的大女儿冯弗能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曾与邓小平同班。1982年9月，在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活动时，邓小平曾亲切地会见了冯玉祥的亲属及后代们。一见面，邓小平便询问56年前的同窗好友冯弗能，当别人告诉他弗能已经去世了，他深情地回忆道：“弗能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
由此可见，做为近代中华民族三大伟人之一的邓小平，在其青年时代便与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并肩战斗，共同担负过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而且就在祖国的大西北。
刘伯坚与冯玉祥
刘伯坚，原名刘永福，又名刘永固，后用名刘铸、刘铁侠。
四川平昌人。少年时期家乡读书，自幼勤奋好学，因成绩优异，中学提前毕业，在川东高师毕业后，又进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继续深造。
1919年，震憾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刘伯坚在他就读的成都高等师范学堂的学生运动中起了领头作用。在如火如荼的青年运动中，刘伯坚走出学校，奔走于学生与士兵之间，演讲、写文章，积极宣传革命的新思想，通过宣传“五四”运动的新思想，进一步坚定了刘伯坚追求真理，解救祖国的信心。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决定到法国去，到欧洲去，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1920年6月25日和朋友们乘船离开中国，9月抵达法国马赛。
刘伯坚先到比利时沙洛王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又在比利时的霞洛瓦做过一段时间工人，与他同在比利时的还有聂荣臻、何长工等人。后来刘伯坚又去法国巴黎等地，一边做工，一边学习。1921年6月，刘伯坚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次年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少年共产党”转为中国共产党。刘伯坚任比利时党的支部书记。此时刘伯坚常奔走于法、比两国，开始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活动家。1923年底，受中共中央委派，调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并被公推为中共旅莫支部干事会负责人，连任旅莫支部书记三年之久。刘伯坚为人热情，乐于为人服务，他负责的旅莫支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共“党内驻苏大使馆”。
1926年5月，冯玉祥及随行人员到达苏联后，接待和争取冯玉祥与国民军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此前，刘伯坚已与国民军建立了联系，接待过国民军官兵来苏访问和学习。1925年秋末冬初，冯玉祥派鹿钟麟等一批国民军高级将领到苏联参观学习。刘伯坚、曾涌泉等人组织了一批东方大学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负责接待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引导他们参观访问，学习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1925年7月，冯玉祥又派了30名留学生赴苏深造学习，这一批青年也由刘伯坚组织接待，并负责他们的思想工作。
冯玉祥派往苏联留学的学兵，分送到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等地的军事学校，学习步兵、炮兵、空军等诸兵种专业知识，参观考察苏军军事设施和兵工厂，大开眼界。为了协助苏联军方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并解决语言上的困难，苏方要求东方大学派一部分学生参与管理，刘伯坚派东方大学的李一特、赵秀峰、曾涌泉等分赴几所军校对这批国民军的留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曾涌泉被派往列宁格勒军校，负责帮助学空军的国民军军官。曾涌泉调往莫斯科后，刘伯坚又改派刘鼎接替他。在刘伯坚具体指导下，旅莫共产党人对国民军留学人员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对争取国民军中更多的人投身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