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的神奇
在祖国版图的西部，有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就是曾使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讴歌、为之叹息，而又无法说得十分清楚的地方——大西北。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代，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先民们就在西北这块广袤土地上生息、劳作，并创造了无数辉煌的过去。据考古发现，在六七十万年以前，如今的陕、甘地区就有先民们的足迹。春秋战国时，列国争雄，各自为政，国不统一，因而便无所谓“西北、东南”之分，直到秦统一中国后，这个概念才得以形成。
说西北的古老，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看出，文明的火花大多最早从这里闪现。当东南各地都处在洪荒之中，尚未开发时，西北已有早期文明的出现。如今的陕西邠县，便是周朝的发祥之地，《诗经·幽风·七月》中记载：“黄鹂呜而育蚕治丝，伯劳鸣而积麻为布”。可见四千多年前的西北，便有了肥美土地，并发明了丝、麻等织物。
西北地区的地方建制，是随着长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逐步明晰化的。陕西由于汉、唐曾在古长安设都，最早成为京畿重地，此后，金在这里始设陕西行省。甘肃次之，于元代设省。而新疆、宁夏、青海等地，虽说较晚纳入中原王朝统治体系，但自元代之后，这些地区已有朝廷命官负责统辖。至清乾隆年间，皇帝已在青海、新疆等地设办事大臣、将军，以加强对这里的统治。1884年，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建议下，清政府在新疆正式设省。这样至清末，形成陕、甘、新三省建制格局，而青海设垦区办事大臣，宁夏归甘肃管辖，设宁夏道。
民国建立后基本沿用清末建制，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便对其进行了调整。1928年9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定将青海垦区设青海省，治所设西宁；同年将宁夏道各县和阿拉善旗分别从甘肃、绥远两省划出，设宁夏省，并成立省政府。这样，西北各省区的行政区划到20年代末便完全形成，并沿袭至今。应当指出的是民国时期，人们对西北的概念，除陕、甘、宁、青、新五省外，还包括绥远(即今日内蒙古包头市一带)，远比今天西北的概念大。由此可见，西北地区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和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自然、社会的整体特点分不开的。
西北地区的神奇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多民族、多宗教性。全国56个民族中，有40多个民族长期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聚居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以及国内特有的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多民族造成多种宗教信仰的不同影响，如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在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等少数民族中盛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在新、甘、宁等省。
多民族、多宗教造成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会政治态度在诸多方面均有很大不同。多民族聚居在这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历史上不断演出一幕幕生死相伴的悲喜剧。各民族之间久分必合、久合必分的事件，往往延续数百年。二是西北地区从历史上看，多数情况下是属于边疆地区，由于多民族、多宗教的影响，往往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整体。尽管历代统治者用不同的方式管辖着西北各地，但除距中原较近的关中平原之外，多数地方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地方豪强势力或利用宗教、民族的力量，或通过军事力量，使一些地方出现割据状态。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为了进一步维持这种局面，通常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决不与朝廷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保持相对独立性，政治、经济、文化均保留着许多民族和地域的特色。这样，地方势力对本地区的影响就不能低估。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特点，西北地区曾像磁石般地吸引了历史上无数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都企图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和抱负。而做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要想在西北建功立业，无外乎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这里多民族多宗教，就必须审慎地处理民族问题，维护中华民族的和睦、团结；这里是边疆地区，就必须维护边疆的安全，领土的完整；这里的历史悠久，则有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自近代以来，林则徐、左宗棠等人，或发配边疆，或用兵西北，都曾为治理、开发西北留下诸多业绩。孙中山曾在他所著的《实业计划》中对西北建设和开发提出过一系列设想。可见，神奇的大西北对有识之士、爱国志士的吸引力。本书记载的也是一位著名爱国将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洪流，在西北所做的一番事业。
冯玉祥早期军旅生活
冯玉祥，字焕章(1882年—1948年)，祖籍安徽省巢县，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世代务农，家境贫寒。自幼便饱尝生活的艰难窘迫。1892年，冯玉祥11岁时，母亲游氏病故，长嫂抚养他至1896年入伍当兵为止。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家乡的生活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1896年，年满15岁的冯玉祥随父入营当兵。最初，跟着父亲在清政府的淮军里，1902年脱离淮军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驻扎在天津杨柳青。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属“北洋新建陆军”，所谓北洋军阀，便是由这支队伍起家的。
北洋新建陆军，是19世纪末，晚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按照西方陆军军制，在外国洋员的协助下，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一支军事武装。从陆军建制、训练、战术、操典到军器等，基本上是模仿德国，所以被人们称为新军。所谓新军，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它和清朝旧式军队有哪些不同?
首先，从装备训练上看，新军主习洋枪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甚至“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
《光绪朝东华录》第九册，第22页。
新军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各兵种，它与单纯使用刀矛弓箭为主要武器的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截然不同。
19世纪末，湘、淮各军虽也进行了一些西式训练，配备了新式武器，但终究和新军是不能比拟的。
其次，对士兵的入伍条件，新军有较严格的限制，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征兵条件，对入伍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上均有规定：年龄一般要求从16岁到20岁，身高在4尺8寸以上，凡五官不全，体质较弱，手举不及百斤者不收。来历必须土著。凡吸食鸦片或犯有事案者以及“城市油滑而充营勇者”，一概不收。
再次，新军各级军官，一般要求从军事学校出身，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人充任。为了培养各级军事人才，清政府除了在各省省会及大中城市设立军事学堂外，军中还设有各级随营学堂。规定选派各级军官，要尽量先委派曾习武备，进过军事学堂及具有一定军事知识的人；对旧有军官进行甄别，以粗通文字、虚心问学者为合格。遇有官升出缺，仍先从学堂毕业之员选充。一概不许在学堂、新军之外，随意任用。
又次，在对士兵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同时，又进行全新的技术训练，即军事训练，称之为练兵，就是“精其技艺”。为此，清政府曾将旧时编纂的《西法类编》和北洋陆军所刊《德国陆军操典入门》等书，分发给各营。书内分兵法、军器、测绘、数学诸门。此外，如世界地图、亚洲东部地图、沿海口岸全图等，也“一体购印颁发，不时翻阅”，以促进官兵素质的提高。
新军是模仿西洋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建立的武装力量，清政府本想依靠这样一支新式军队，振衰封弊，挽救危亡。但历史的发展却往往和统治者的初衷相反，清政府所建立的新军除袁世凯掌握的一部分死党抗拒清末的反清革命外，其余多数新军均在后来反清运动中成为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
中国古代历来有尚武传统，尤其农家子弟，多以习武为荣。这样一支新式军队，自然也就能够吸引诸多像冯玉祥这样的有志青年。来到新建陆军后，冯玉祥更加勤苦读书、操练了。他每天利用闲暇时间埋头看书写字，并专心钻研军事操演中的各种科目。1902年底，保定府筹划扩编20营新军，从武卫右军中挑选军官，当时每连6棚，每棚12人，冯玉祥是从连里72个正兵中挑选出的一个副目(相当于班副)。他当了副目后，很能体贴士兵，深受士兵爱戴。
正目齐大麻子十分欣赏冯玉祥，便向上司保荐，冯便先后担任哨(排)、队(连)的教习，专门负责喊操。
这时袁世凯正利用清政府提出在全国扩编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逐步培植个人势力，终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拟定了一套《陆军营制章程》，包括主军、督练、设官、募兵、军令、训练、校阅、奖惩、恤赏、薪饷、营令、军器等规定。通过这些措施，新军由最初的不足l万人，增长到近10万人，成为清王朝的一支劲旅。随着新军不断扩充，冯玉祥在军队中的地位也逐步由副目、正目升为哨长，后经多次考试选拔，他均名列前茅，旋任队官(连长)、管带(营长)等职。在短短的5年之内，冯玉祥由一个士兵，升任北洋新军的中级军官，升迁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与冯玉祥在军中勤勉自励分不开，也可以看出新军兵制在许多方面的确优于旧式八旗、绿营，尚能促进人才的脱颖而出。
冯玉祥所在部队的协统(旅长)陆建章对他很器重。陆建章，安徽蒙城人，因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加入北洋陆军后，很得袁世凯赏识，1905年起任北洋陆军第四镇第七协协统。因陆欣赏冯玉祥，便有意将他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刘德贞许配给冯。冯玉祥认为自己地位低下、薪水微薄，遂婉言谢绝。后在众人的大力促成下，方与刘德贞成婚。冯玉祥也因此成为陆的内侄女婿，此后得到陆的提拔和帮助。
武昌起义后，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革命党人在滦州发动兵变，响应武昌及全国各地的革命。他们于1912年1月3日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冯玉祥被公推为革命军总参谋长，王金铭为大都督，通电全国，正式宣布独立。1月4日，举行誓师，发布檄文，同时向各国公使发出照会，要求各国“严守局外中立”。起义军因张建功叛变告密，遭到清军突然袭击，损失严重。王金铭决定放弃滦州城，而率全部武装七八百人乘火车西上攻打北京。因铁路被毁，至雷庄五里处下车，与清军王怀庆布防的军队交战，王怀庆部支持不住，即邀请王金铭、施从云前往雷庄议和。王、施幻想说服王怀庆共同反清，但王怀庆却设有埋伏，待王、施前往谈判时，被王怀庆一一逮捕，王金铭、施从云等50余人被杀。滦州起义遂被镇压。
滦州起义失败后，王怀庆本想除掉冯玉祥，但由于有多人前来营救，加之冯玉祥与陆建章有亲戚关系，陆便竭力为冯玉祥说情担保，冯仅被革职，监禁约半年。清政府垮台后，冯玉祥又被重新起用，陆建章委任冯为前营营长，并遣其在冀南一带招募和训练新兵，冯玉祥开始有了一个使其部队得以扩充、培植自己亲信的机会。1913年8月，冯玉祥所属的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东卫军”。增设两团编制，冯玉祥被委任为第一团团长。驻节北京北苑一带。
因追剿农民起义初到西北
1914年春，一场由白朗发动组织的农民起义席卷了中国北方，震撼了神州大地。
白朗(1873年—1914年)，河南宝平人，字明心，农民出身，曾在北洋陆军第六镇任管带，后解甲归田。1911年冬，在宝平鲁山地区发动农民起义。起义口号是“打富济贫”，同时也反对教会势力。响应者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二三千人。
1912年冬，白朗面对袁世凯的表兄弟、河南都督张镇芳“剿抚兼施”的政策，拒绝招抚，带领队伍在北自禹县，南至桐柏山的豫西广大农村地区往来流动，消灭分散的地主武装，收缴武器。他的队伍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1913年5月，白朗军一度进入鄂北随县山区，然后摆脱豫、鄂两省官军的“兜剿”，回师北上，在5月底、6月初，一度攻克豫西的唐河、禹县两座县城。他们此时又扩大了数千人，并且半数已有快枪，还有了一批机关枪和6尊大炮，战斗力更加强大。正如众议院给袁世凯的“建议案”中所称：“所向披靡，官军莫与能敌。”《白朗起义》（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页。
同年7月。国民党人在孙中山领导下发动“二次革命”，在江西、江苏、安徽等地起兵讨袁。白朗起义军声势日壮，引起革命党人的重视。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曾写信与白朗联系，要求配合讨袁。由于信使被张镇芳捕杀，信未送到。但是，白朗军趁北洋军大举南下镇压讨袁军，后方空虚之机，在9月下旬一举攻克鄂北重镇枣阳城。因南方的讨袁军很快归于失败，白朗军在10月上旬突破北洋军、鄂军和豫军的包围，北返豫西宝(平)、鲁(山)一带山区活动。
1913年底，河南都督张镇芳和护军使赵倜，在袁世凯的督责下组织了对宝、鲁山区白朗军的大规模“围剿”。白朗军为了要和安徽、江苏等省革命党人的反袁力量会合，便突围东进，越过京汉铁路，挺进到豫、皖、鄂边区。他们在1914年1月间，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和皖西的六安、霍山，直逼皖中的舒城和鄂东的英山，“如入无人之境”。得知消息后，袁世凯惊恐万状，为了挽救危局，将张镇芳、赵倜革职。另行委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河南都督，常驻开封，统一指挥豫、鄂、皖三省正规军2万多人进行会战，企图聚歼白朗军。
白朗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对于帝国主义在长江中游的商务和传教活动，也直接造成了严重威胁。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和驻京公使，给袁世凯施加压力，要求剿平白朗军。他们还为袁出谋献策，英、俄两国使馆还争相派武官到信阳“参观剿匪”，并声言要派兵进行军事干涉。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安徽、江苏的力量已经瓦解，白朗军进入安徽后，无法实现预期的目的。而袁世凯、段祺瑞在豫、皖、鄂一带又调集重兵进行“围剿”。起义军在中原已很难立足。因此，他们决定调头西进，计划取道陕西，夺取四川作为反袁的根据地。1914年2月下旬，白朗率军突破重围，离开安徽，在豫西越过京汉路，进入鄂北，于3月7日攻克鄂北重要商埠老河口。
正当白朗起义军准备向陕西进发之际，曾经响应“二次革命”的原陕西陆军第一师团长王生歧，率领全团官兵参加了白朗起义军，陕西一些农民武装也纷纷加入，使起义军总数达2万人以上，其声势更旺。这无疑给正在积极准备当皇帝的袁世凯以迎头一击，惊恐不已，寝食难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