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与“前七子”其他成员的交往外，王廷相还与当时许多文学家有过密切联系。其中对王廷相的学术影响较大者有下列几位。
杨慎（公元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著作有《升庵全集》、《升庵外集》等。王廷相与杨慎交往甚密，时常互赠诗文书信。杨慎曾集梁太子统的《文选》所未选入的诗文，为《选诗外编》九卷。王廷相为之作序（《王廷相集》附录一《选诗外编序》。）。
杜柟（公元1489—1538年），字子材，号研冈，河南临颍人。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著有《研冈集》。在王廷相的诗文中，有《酬次杜子材韵二首》、《谢次杜研冈赏菊韵二首》、《寄弟子材》等诗作，反映出王廷相与杜柟的深厚情谊。王廷相还曾作《杜研冈集序》，高度赞赏杜柟的诗文：“文章得天地中和之气，则高不入于荒唐，下不梏于凡近，言闳深典雅，泽乎道德之中也。”（《内台集》卷六《杜研冈集序》。）杜柟去世后，王廷相作《研冈杜公墓志铭》。
在与当时文学家的交往中，王廷相为许多文学家的文学作品作过序。除以上所述外，他还为刘节的《广文选》和《刘梅国诗集》、顾璘的《近言》、黄绾的《石龙集》、严嵩的《钤山堂集》等作过序。正是在与当时诸多文学家的交往中，王廷相形成了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的文学评论理论作出重要的贡献。
王廷相很早就开始研究哲学。后来，在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他曾说及他的哲学论著的来源。他说：
予自知道以来，仰观俯察，验幽核明，有会于心，即记于册，三十余年，言积数万。（《慎言·序》。）
这几句话对理解王廷相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哲学是世界观。主体对客体观察后，还得“验幽核明”，才能形成为哲学（道）。武宗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王廷相任四川按察提学佥事之初，颁布《督学四川条约》，强调“为有用之学”和“治己之学”，成就“内圣外王之业”（《浚川公移集》卷三《督学四川条约》。），表明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正在形成之中。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学者许诰前往四川，与王廷相就河图、洛书及太极等问题进行讨论。此时王廷相的言论，表明他的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许诰（公元1471—1534年），字廷纶，别号函谷，河南灵宝人。十岁能研治大小《戴礼》，并能著文。十四岁举于乡，十八岁登进士，次年授户科给事中，不久即升刑科右给事中。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改翰林院检讨。此时，许诰的父亲许进任太宰，因其刚正不阿，得罪太监刘瑾。刘瑾因而矫诏黜许进，许诰便被谪为广西全州判官。后来，许诰辞官，授徒讲学。直至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许诰才官复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许诰升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许诰又升吏部右侍郎，拜南京户部尚书。许诰在当时理学界有很高的地位，有北许诰南（王）阳明之称。许诰的著作主要有《太极论》、《通鉴前编》、《图书管见》、《道统源流》等。
王廷相在与许诰探讨太极等问题中，一方面对许诰的观点予以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后来，又有《答许廷纶》等文。其中写道：
愚尝窃议河图、洛书经纬之论，与夫五行先天之学，皆出于异端穿凿傅会之私，儒者不宜据以解经，实乱仲尼之道……大抵近世学者，无精思体验之自得，一切务以诡随为事。其视先儒之言，皆万世不刊之定论，不惟遵守之笃，且随声附和，改换面目，以为见道；致使编籍繁衍，浸淫于异端之学而不自知，反而证之于六经仲尼之道，日相背驰，岂不大可哀邪！（《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答许廷纶》。）
王廷相还将平时研究哲学的心得摘出数十章就教于许诰，两人进行研讨，互相启发，共同提高。
在许诰到四川会见王廷相的同年，王廷相在给他的至交、前七子之一何景明的复信中，对于他与许诰的分歧又作了说明。信中写道：
许廷纶曾示河图、太极等论，仆读之有疑……后世河图、洛书，纬说也；五行生克，附会之论也。参之造化之源，人理之实，茫昧缪幽，不可据信。后儒不致精辩，遂以著论附经。此皆迷暗本原，半涂拟议尔。今之学者，据其说而衍之，不独廷纶为然。（《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答何仲默》。）
王廷相反对牵强附会地研究、注释儒家经典，强调不仅要忠实于原意，还要发掘其新意，并要亲身体验。
王廷相与许诰有很深的学术交往，他们的学术观点既有一致，也有相异。王廷相对于许诰的学问是非常赞赏的。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王廷相升山东提学副使，在从四川到山东途经河南灵宝时，又会见许诰。他们在论及理气、神性等问题时，对宋儒离形气而言神与性理进行了批评，并取得一致意见。《内台集》卷五《许公墓志铭》。此外，王廷相作诗《函谷草堂赠许廷纶》：
函谷逸人草堂静，高峰入户背城陴。杖藜疏豁青天迥，开卷从容白日迟。自有图书三十乘，宁论道德五千辞？西周礼乐风流在，儒术分明属我师。（《王氏家藏集》卷十八《函谷草堂赠许廷纶》。）
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许诰去世，王廷相为他作《墓志铭》，对他的政绩及学术予以高度的评价。铭文也反映出王廷相的学术思想。
王廷相在督学四川期间，在学术上思考最多的是如何严守仲尼之道，抵制各种异端邪说和对宋明儒者之言的牵强附会、笃信固守的迂腐思想。这既是他研究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目的。如前所述，他在与许诰的学术探讨中，已经涉及这一问题。他认为，当时的许多学者视先儒之言为万世不变之定论，加以笃信固守，实际上已经陷入异端之学，而与仲尼之道日相背驰。他还曾就此与何景明多次交换过意见。后来，他在与四川按察使彭杰的交往中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在《与彭宪长论学书》中，王廷相说：
“六经”删述，仲尼所以启万世也。其为道也，范围乎造化，经纶乎名理，中正以为常，变通而不执，智者不能辩，博者不能少也……是故圣人所以为道之宗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接着，他又叙述了自孔子之后，“九流异端之学纷然并作”，而儒者“附会其说以训经著论”，所以，他要拨乱反正，恢复仲尼之道的本来面目。他说：
“六经”仲尼之道，嘉谷也；异端邪说，莨莠也。嘉谷待种而难植，莨莠不种而易茂，譬圣道中庸，而异端怪诞幽玄，易以惑人也。使不揭其乱道之实以排斥之，百世之后，迷其本源，邪正同途，仲尼之道将与巫史异端同祖宗，并赏罚也，岂不大可惧乎？故于儒者之论，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则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异学也，则辩而正之，斯善学道者也。若夫人者，舍置古人之善，昧昧焉炫其私智，摘其疵而议之，斯轻躁迫切之徒，非忠厚之道出。若曰出于先儒之言，皆可以笃信而守之，此又委琐浅陋，无以发挥圣人之者尔，夫何足与议于道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这里反映出王廷相的开放进取精神，既要求对孔子之论“信而守之”，又反对对宋明儒者的“笃信而守之”。王廷相尤其反对人云亦云，只读书而不用心思考和切身体验。他深刻指出：
若曰“天下之理，先儒言之，皆善而尽，但习以守之可也”，是不知道无终穷，忽忽孟浪之徒尔，谓之诬道。若曰“后世之人必不能及于古之儒者”，是不知造化生人，古今一轨，中人以下，以己而论量天下者也，谓之诬人。是皆流俗积习，贵耳贱目，任书籍而不任心灵者也，亦何望于圣人大方之域也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者嘲笑为“函关之鸡”，是鹦鹉学舌，毫无意义。他说：
齐客有善为鸡鸣者，函关之鸡闻之皆鸣，不知其非真也。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显然，王廷相崇尚正统，主张严守仲尼之道，并以此为标准来评判后儒和其他异端邪说。由此出发，他主张对宋明儒者的思想亦不可“笃信而守之”，而要加以重新思考和体验。王廷相在四川任职期间多次阐发他的这一主张。他在应邀作《同年序齿录序》中说：
道之府，非“六经”乎？学之至，非圣人乎？言道而不本于“六经”，九流足以乱其真；言学而不底于圣人，邪说足以蔽其明。其僻也者支裔，其鄙也者肤浅，其幽也者恍惚，其凿也者附会，其傍依也者假籍，举其一曲而废其三隅，疏其枝沱而迷其洪源，此九流乱经之说也。剿阴阳者谈天，信五行者论命，执术数者议人，惑巫祝者征鬼，任私智而弃人事之实，崇怪谬而伤造化之大，此邪说蔽圣之云也。是故古之儒者，其言约，其论实，异端不相乱；今之儒者，其言贪，其论惑，异端相出入。（《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一《同年序齿录序》。）
他认为，所谓异端、邪僻之说，就是异于“六经”、违背圣人之教者。因此，能拒九流、邪僻之说的，惟有仲尼之道才行。
严守仲尼之道，贯串于王廷相的整个学术活动过程中。后来他撰写的篇幅宏大、包罗万象的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慎言》，就是以卫守仲尼之道为宗旨。他在其《序言》中写道：
仲尼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正义凿，斯道以之芜杂，其所由来渐矣。非异端能杂之，诸儒自杂之也。故拟议过贪，则援取必广；性灵弗神，则诠择失精。由是旁涉九流，淫及纬术，卒使牵合傅会之妄，以迷乎圣人中庸之轨……讲学以明道为先，论道以稽圣为至。斯文也，间于诸儒之论，虽鲜涉于刺辩，其于仲尼之道，则卫守之严，而不敢以异论杂之，盖确如此也。（《慎言·序》。）
王廷相认为，孔子殁后异端邪说四起，后儒对仲尼之道诠释失精，杂入异说，牵合傅会，以致迷乎圣人中庸之执。因此，必须重新阐明仲尼之道，恢复其本来面目，抵制各种异端邪说和诸儒的错误之论。该书名曰《慎言》，也是遵照孔子之意。信阳无涯孟君见《慎言》原稿后，谓其“义守中正，不惑非道，此非‘慎言其余’乎！”（《慎言·序》。）“慎言其余”为孔子语，全句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前半句是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说出来，就能减少错误，保持正确的方向。
《慎言》成书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是王廷相积三十多年研究哲学的结晶。它涉及到本体、认识、心性、社会历史、方法等一系列的重要哲学问题，表达出了王廷相的基本哲学观点。全书分道体、乾运、作圣、问成性、凡闻、潜心、御民、小宗、保傅、五行、君子、文王、鲁两生等十三篇，凡四百零七章。
《慎言》成书后便在亲朋之间传阅讨论。其间，王廷相就《慎言》中的某些问题作答，有《答孟望之论〈慎言〉八首》，包括《灾变警戒人主》、《乾元亨利贞》、《地是天内凝结之物》、《寒暑由日进退》、《春雪亦是六出》、《圣贤之学一道》、《集义明道并行》、《主静当察于事会》。在关于《慎言》一书的讨论中，王廷相与薛蕙的论辩颇为深入。
薛蕙（公元1489—1541年），字君采，号西原，亳州人，是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廷相谪亳州判官期间的得意门生。而后师生交往甚密，情谊至深。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薛蕙中进士，累官吏部考功司郎中。著作有《西原全集》等。薛蕙在研读《慎言》后，便就性理问题与王廷相展开论辩。王廷相也应之对答，撰《答薛君采论性书》。他们围绕着对程子一些论说的不同理解讨论了阴阳与气道、性与气、性与情、善与恶等问题。王廷相的结论是，程子之说必须以孔子之说为标准。王廷相说：
惟大圣上智，会人理，达天道，乃可宗而信之……故余惟协于仲尼之论者，乃取以为道，否则必以论之。（《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
王廷相批评了薛蕙惟主程子之说，反对不加分析地盲目“宗信”程朱理学。他强调，要宗信仲尼之道。
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王廷相在兵部右侍郎任内偶尔阅读何瑭所撰《阴阳管见》、《律吕管见》、《造化论》等，感到问题很多，亟须加以诘难。于是他便撰写《答何粹夫二首》以回应。
何瑭（公元1474—1543年），字粹夫，号柏斋，河南武陟人。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进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著作有《阴阳管见》、《柏斋集》等，宣扬“阴形阳神”的二元论等观点。
王廷相在《答何粹夫二首》中，首先对何瑭的著作予以肯定，然后就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针对何瑭的神不灭论、阴阳相离、混淆乐谱五音与词章音节关系等观点进行批评，坚持和发挥了自己的气一元论的观点。
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何瑭又著《阴阳管见后语》，为他的观点进一步辩解，并对王廷相在《慎言》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由此王廷相又著《答何柏斋造化论十四首》，以回答之。他们又围绕道体与有无、元气与阴阳、造化与有待等问题进行讨论，王廷相发扬了自己关于阴阳即元气、“天为气化之总物”《内台集》卷四《答何柏斋造化论》。的观点。
《慎言》成书后，王廷相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广泛的包括与薛蕙、何瑭论辩在内的学术活动，同时也扩大了该著作的影响。先后有顾璘等人为《慎言》作序。
顾璘，生卒年月不详，字华玉，苏州人，孝宗弘治年（公元1488—1504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有《顾华玉集》。顾璘与王廷相在学术上交往甚密。王廷相曾有《答顾华玉杂论五首》，包括《祥异非必君政所致》、《阴阳非自能寒暑》、《诗笺解螟蛉之误》、《日月非入地下》、《金木非造化之本》等。如前所述，王廷相还曾为顾璘的《近言》作序。武宗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顾璘在所写《慎言序》中称《慎言》“闳深洞达，超诣玄幽，上究乾枢，下稽物变人伦，运世学，统政谟，叅伍诠析，必要圣轨，殆六籍之精英名，名理之楷式与！”《慎言》卷首顾璘《序》。顾璘写了序言后，《慎言》便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付梓问世。
继《慎言》问世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王廷相又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雅述》。关于该著作的写作，王廷相在该著作的《序言》中说：
仲尼……述帝王仁义礼乐之道，以垂宪后世……确乎可守而不可畔也。然世逖风漓，异端窃起，而老、佛清净无为之论出，世乃为之大惑。由是百氏九流，纷纭杂，各竞所长，而“六经”中正淳雅之道荒矣。虽宋儒极力诋辩，以挽返洙、泗之风，而才性有限，不能拔出流俗，亦未免沾带泥苴，使人不得清澄宣朗，以睹孔门之景，良可恨矣！余不自量，每于读书之暇，其于天道人事，变化几宜，诸所拟议，有不符于圣者，时置一论，以求合道真。积久成卷，分为上下二篇，名曰《雅述》，谓述其中正经常足以治世者云尔。（《雅述》，《雅述序》。）
严守仲尼之道，批判异端邪说以及宋明儒者的诠释失当，是王廷相从事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慎言》的目的在于此，《雅述》的目的仍在于此。
《雅述》分上、下两篇，均根据王廷相平时的读书心得结集而成。其内容涉及十分广泛，且无明确的章节，大致论述了元气本体、形神、心性、善恶，以及文学、科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反映出王廷相丰富宽阔的学术视野。
《雅述》辑成后，当年便锓梓于世。如《慎言》一样，《雅述》也在学术上产生很大反响。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崔铣为《雅述》作序。
崔铣（公元1478—1541年），字子钟，号后渠，河南安阳人。孝宗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有《洹词》等著作。崔铣在《雅述序》中谓，“浚川先生王公尝作《慎言》十三篇，深探隐化，畅发玄旨，学者莫不讽诵之。先生又出其《雅述》二篇，悼后人以袭迷，示行者之广涂，修身理国之具，循级蹈实。”（《雅述》，崔铣《序》。）
王廷相的学术范围至为广泛，包括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诸多方面。王廷相早在督学四川期间，对音乐、科学就有涉猎。他与韩邦奇讨论过律吕问题，研究过《夏小正》等。
韩邦奇（公元1479—1555年），字汝节，号苑洛，朝邑（今陕西境内）人。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学问宏博，著作有《性理三解》、《律吕新书直解》等。起初，王廷相偶得韩邦奇的《律吕新书直解》，读后感觉甚善，并就其中一些问题用书信方式与韩邦奇进行探讨。在《与韩汝节书》中，王廷相就“候气之说”提出了不同意见。信中写道：
候气之说，尤所未喻。天地之气，升则上升，降则下降。若如邹衍之说，气皆上升，无复下降，然乎？若曰阳气升自仲吕而止，阴气即乘之，不知阳气既至半涂，当归何所？（《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九《与韩汝节书》。）
接着，王廷相还以“声气者，自然之神理，非人力之强合”的观点，批评韩邦奇的“五音相生之序”（《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九《与韩汝节书》。）的说法。
《夏小正》是记载夏代一年四季的自然变化及农事安排的典籍，历代注释颇多。王廷相在四川任职期间，研究了诸家注释，觉得其中穿凿附会之处甚多，决定为《夏小正》重新注释。他在《夏小正集解·序》中写道：
《夏小正》者，夏时之小记也。绎其辞旨，信为古籍，周公之《时训》，吕氏之《月令》，皆其流也。盖古之圣人，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验天时，授民事，此其要约尔，钦昊敷政，实所不可阙者。余读诸家注解，病其疏谬穿凿。（《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八《夏小正集解》。）
他以科学的态度，细致地观察一年四季的自然变化，并将观察结果与《夏小正》所记载的一一加以对照，然后进行注释，“月为一篇，凡十有二篇”（《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八《夏小正集解》。），写成了《夏小正集解十二篇》。此书反映出了王廷相以至明朝的天文历法水平，具有较高的自然科学价值。
王廷相在其学术生涯中，与当时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家有过密切的学术交往。除以上所述的杨慎、许诰、薛蕙、韩邦奇、崔铣、何瑭等，王廷相还与吕柟、黄绾有密切的交往。
吕柟（公元1479—1542年），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明代学者。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著作有《泾野子内篇》、《泾野集》等。王廷相早在四川任职期间就有《别吕仲木》诗。其曰：
病居不就金华馆，种药常从白石仙，遁野每劳天子诏，注书何惜世人传？千回苦道存吾拙，三叹高风让汝贤，回首卧龙今又还，巴云泾水梦相连。《王氏家藏集》卷十八《别吕仲木》。
后来，王廷相任南京兵部侍郎，有呈《举用吕柟崔铣李梦阳疏》，称吕柟“性行淳笃，学问渊粹”（《浚川奏议集》卷三《举用吕柟崔铣李梦阳疏》。）。王廷相还在《送泾野吕先生尚宝考绩序》中说：
余取友于天下，得有道者二人焉：河内何粹夫、高陵吕仲木是也。彼二子者，笃契性哲，几于圣轨，求诸今之世，盖绝无而仅有者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送泾野吕先生尚宝考绩序》。）
如前所述，何瑭曾是王廷相学术上的论敌，但王廷相对待何瑭如对待吕柟一样，都是推崇备至，视为至交。对于他们二人，王廷相还说：
其学之造诣，通极天人，言论风旨，希夷莹澈；时而群疑方构，机宜未审，乃能据经体圣，捡括参合，独断内凝，与道无爽，所谓出入经术，动中几会是矣。不亦古人之实学乎？《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送泾野吕先生尚宝考绩序》。
黄绾（公元1477—1551年），字叔贤，号久庵、石龙，浙江黄岩人，明代学者。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著作有《石龙集》、《明道编》等。王廷相在与黄绾的交往中，有诗《灵谷寺和黄久庵韵》、《次黄久庵感怀韵三首》等。如前所述，王廷相还为黄绾的《石龙集》作序，称黄绾之学有“明道、稽政、志在天下”三尚，是“无意于为文”。（《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石龙集序》。）黄绾在南京任职期间，聚徒讲学于石龙书院，王廷相特为作《石龙书院学辩》，批评当时程朱派理学和王守仁心学，或从事于清虚之谈，或终日端坐以虚静养心，高度赞扬黄绾“志于圣贤经世之学”和石龙书院的学风，认为该书院可“使后生来学脱其禅定支离之习”。（《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石龙书院学辩》。）后来，王廷相还曾作《送少宗伯黄先生考绩序》。其中说道：“黄子，有道之士也，功名之际，视之若浮烟流埃。”（《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三《送少宗伯黄先生考绩序》。）极力推崇黄绾的人格境界。
（三）著作辑刊
王廷相一生勤于著述，有大量的著作流传于世。
现存具有较大综合的有王廷相自己编定的《王氏家藏集》、由后人编辑的《王浚川所著书》，以及今人所编《王廷相集》。（《王氏家藏集》共四十一卷，其中有诗二十卷，杂文十二卷，杂著九卷。《王浚川所著书》由八种著作组成，凡四十二卷，其中《慎言》十三卷，《雅述》二卷，《内台集》七卷，《浚川内台集》三卷，《浚川公移集》三卷，《浚川驳稿集》二卷，《浚川奏议集》十卷，《丧礼备纂》二卷。《王廷相集》共四册，是现存王廷相著作的全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于1989年出版。）
早在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翰林院任庶吉士时，王廷相就将以往的诗赋文辑成《沟断集》二卷。武宗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任监察御史巡按陕西时，他又将近五年所作诗文赋辑成《台史集》二卷。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在谪赣榆县丞时，他又辑成《近海集》，并作《近海集序》，其中说道：
赣榆去海止数里，一往返，不崇朝而达，可谓近矣……望洋大观者屡矣，岂非吾生一伟游乎？夫海有潮汐、岛溆、洲渚之胜，有霞彩、日华、蜃气之变，有珊瑚、水碧、骊珠、蚌胎之宝，有蛟龙、鲸鳌、鹙鸧、鹄鹤之育，盖不可尽称也，莫不入吾吟咏而效其助。其蓬莱、方丈、扶桑、灵槎、瑶草、羽人之属，虽非真有，亦足以寄兴于超旷。凡以使我忘夫弃斥之琐尾，而乐于尘垢之外者，非兹乎哉！故题其集曰《近海》，标予之乐于海者如此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近海集序》。
武宗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在任松江府同知时，他又辑成《吴中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他任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辑成《华阳稿》，并自作《华阳稿序》，其中说道：
浚川子游于蜀者三年，得所著诗文杂说几三百余首，萃为帙而橐之……蜀，古华阳国，因以命其稿，志寓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华阳稿序》。）
世宗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为山东提学副使时，辑成《泉上稿》二卷。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他在任湖广按察使时，辑成《鄂城稿》。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他在居家守制期间，辑《家居集》三卷。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他任兵部侍郎期间，辑《小司马稿》。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他任南京兵部尚书期间，辑《金陵稿》。
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王廷相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时，将《沟断集》、《台史集》、《近海集》、《吴中稿》、《华阳稿》、《泉上稿》、《家居集》、《鄂城稿》、《小司马稿》、《金陵稿》十部著作集总括为《王氏家藏集》。
《王氏家藏集》辑成后，有杜柟、唐龙、栗应宏三人为之作序。
杜柟，上已略有介绍。他在《序》中说：“今取《王氏家藏集》观之，乃知浚川先生所立之言，其皆本诸心，得诸行，而非世之口耳章句者也……所藏是集，凡若干卷，盖其真德实道，矢诸诗，发诸文，考诸性命，冲风玄思，雅致雄词。”《王氏家藏集》卷首杜柟《序》。
唐龙（公元1477—1546年），字虞佐，号渔石，兰谿人。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著作有《渔石集》。唐龙在《王氏家藏集序》中说：“仪封浚川先生逖法姬秦，冥探伊洛，佛肩立言者之责，蔚乎《风》、《雅》之振响焉。先生姓王氏，裒诸诗若文凡若干卷，题之曰《王氏家藏集》，四方之士翕焉争诵之……斯集也，以道为实者也，以政为干者也。实丰则葩晔，干茂则柯耸，故藏于家而传于世，自弗能私焉，夫是之谓不朽。”（《王氏家藏集》卷首唐龙《序》。）
栗应宏，生卒年月不详，字道夫，世宗嘉靖年间（约公元1522—1536年）举人，有《山居集》。他在《王氏家藏集序》中说：“仪封公其先上党人，宏以里诸生进谒，得受教门下士，获睹公《家集》……余读仪封公集，精纯雅正，雄畅闳深，若大音中和，浩翰自适，而肯沉着，无绞厉之状、蹙薄之患，不执不离，然即无不备至，揽诸体之玄秀，总历代而贯通，以自成其家言。”（《王氏家藏集》卷首栗应宏《序》。）
《王浚川所著书》包括八种著作，其中《丧礼备纂》成书于世宗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此时王廷相升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以母忧，归里守制。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按丧礼举行的先后次序述各种仪礼五十一条；下卷又述仪礼三条，并述服制十二条，奔丧仪十一条，返丧仪三十一条，改葬仪十一条。有张卤为之作《序》。
张卤（公元1523—1598年），字召和，号浒东，河南仪封人。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卿。有《张浒东集》等。张卤在《丧礼备纂序》中说：“先正浚川先生王公，自举进士，至历宫保，中两任郡邑，三督学校，以礼范海内者四十余年。兹编以先后居丧，特纂所切于行事……虽未经脱稿，其门人敷陈其大略，得于亲承者，乡人久已崇用。”《丧礼备纂》卷首张卤《序》。王廷相去世后，该书由张卤整理、编辑、装订，并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王廷相之子王旒及孙王征逸锓梓。
《王浚川所著书》中的《浚川公移集》和《浚川驳稿集》均辑成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王廷相正罢归家居。直隶巡按监察御史郭廷冕在《浚川公移驳稿叙》中说：“余癸卯三月，钦承上命，出按江北……因道经仪封，质诸浚川王公而请教焉……公因取往年按陕右者宪条二册，类分五卷，出而示之：一曰《驳稿》，一曰《公移集》。《公移集》者，饬明宪度，所以存乎纪也。《驳稿》云者，参驳招议，所以丽乎情也。”《浚川公移集》卷首郭廷冕《浚川公移驳稿叙》。这两部书后由郭廷冕“锓本于泗上”。《浚川公移集》凡三卷：卷一为案验录二十九条，卷二为公移二十二条，卷三为公移两件。（《浚川驳稿集》凡二卷：卷上为会审录三十六条，卷下为详驳录五十二条。）
《王浚川所著书》中的《内台集》、《浚川内台集》均为他人所编。《内台集》为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鹏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所编。他在《刊内台集序》中说：“鹏自壬辰从事台末，获受教浚川公台下，见公于退朝之余，即肃肃入院台理政事，稍暇即为为文著书，盖无一时休焉……乃窃录其与诸名公巨卿往来论辩、问答、赠送之作，辞与文若干篇，刻之东省以传。盖仰叹公嗜学之笃，终身不衰，而所以经济天下者，有具，因以见。”《内台集》卷首张鹏《刊内台集序》。《内台集》按文章的体裁编辑而成，共七卷，其中杂诗二卷、乐府长短句一卷、杂著一卷、杂文二卷、表奏一卷。
《浚川内台集》为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复初于世宗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所编。他在《内台集叙》中说：王廷相“自南都简命，晋兼台省，造理益深，著作不倦。侍御张子尝采录一二，刊为《内台集》，与《家藏》、《雅述》、《慎言》诸书，并行于世。复初又窃录续作，嗣刊济上，仍因旧名，俾向慕之士得备闻至论，抑见复初及门受教，犹夫张子也。”《浚川内台集》卷首李复初《内台集叙》。《浚川内台集》是一部公文汇编，共三卷，收有覆奏语略八十六条（件）。
在《王浚川所著书》中，还有《浚川奏议集》，由张卤于穆宗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为之作序。该《序》写道：“少保肃敏王公仕先朝历年为最多，任谏垣为最久，其功德文章，在泰陵以后，人物尤为最著。凡有论奏皆应时砭剂，切中膏肓。虽百折三黜，谔谔愈励，真赖以定国是而植臣谟……若卤生同公邑里，世缔公交好，学承公指授，官绍公省掖，不惟亲灸独切，且受益独多……兹公孙庆远太守君征逸重刻公《奏议》十卷，以卷端之言见属卤，故述所尝奉周旋缕之实以序之。”（《浚川奏议集》卷首张卤《少保王肃敏公奏议序》。《浚川奏议集》为题本疏章的汇编，共有十卷，其中题本十七首，疏三十首。
在王廷相颇丰的著述中，以《王氏家藏集》、《慎言》、《雅述》最有影响。后来又有各种版本的《王氏家藏集》。由王廷相编定的四十一卷本加上《慎言》十三卷，构成五十四卷本；再增加《雅述》二卷，构成五十六卷本；再增加《内台集》七卷、《丧礼备纂》二卷，构成六十五卷本；还有其他各种版本。均是在王廷相的四十一卷本基础上增删而成。
王廷相的著作除了现存的《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之外，他在将《沟断集》等十部著作集总括为《王氏家藏集》时，实际上已作删减。另据明人高拱所撰《浚川王公行状》所说：王廷相除有《王氏家藏集》外，“又有王氏《慎言》、《雅述》、《射礼图注》、《摄生要义》、《内台集》、《奏议》及《覆奏语略》、《公移驳稿》、《归田稿》、《阐玄述》，咸刻行于世”（（明）高拱：《浚川王公行状》。）。明人张卤所撰《少保王肃敏公传》亦说：王廷相“又有《奏议集》、《公移驳稿》、《覆奏语略》、《归田集》三十卷，皆行于世”（（明）张卤：《少保王肃敏公传》。）。显然，王廷相除有现存的《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之外，还有《射礼图注》、《摄生要义》、《归田稿》（或《归田集》）和《阐玄述》，等等。
从现存的王廷相的著述看，他的著作可分为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各类公文和其他。王廷相一生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有不少作品为后人所收录、选编。就王廷相的学术著作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学术专著，其二是与他人讨论学术问题的书信、序文等。就学术专著而言，王廷相除有分量较大的《慎言》、《雅述》两部之外，还有《太极辩》、《五行辩》、《汉儒河图洛书辩》、《横渠理气辩》、《阳月阴月辩》、《先天图辩》、《性辩》、《五行配四时辩》、《数辩》、《律尺考》、《岁差考》、《立浑考》、《夏小正集解十二篇》、《答天问九十五首》等。就王廷相与他人讨论学术的书信、序文而言，主要有《答许廷纶》、《与韩汝节书》、《答薛君采论性书》、《答何粹夫二首》、《答何柏斋造化论十四首》、《答何粹夫论五行书》、《答孟望之论慎言八首》、《石龙书院学辩》、《与彭宪长论学书》、《与郭价夫论寒暑第二书》等，以讨论哲学问题为主；还有以讨论文学理论为主的书信、序文。这些学术专著和文章是王廷相一生学术活动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