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原社成员李霁野在鲁迅逝世以后写回忆文字，曾写到鲁迅与高长虹，是这样的：“见先生神色不好，我便问他原由。他毫不在意的答道，昨夜校对长虹的稿子很晚，吐了血。”注：
在《两地书》中，鲁迅屡次提到的为了年轻人吃药而工作，其实也是暗指这次因为校对而吐血的事件。
高长虹在鲁迅被神化的年代里一直是一个小人的形象，为了推销自己的杂志，或者为了出名，不惜违背良心，骂起了远在厦门的鲁迅。
随着高长虹的叫骂越来越凶，鲁迅也进行了还击，于是一场发端于爱情的战争打响了。
高长虹是山西盂县人，1898年出生，1924年他跑到北京谋生活，还创办了一份《狂飚》杂志。他第一次出现在《两地书》中是在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莽原》第一期的作者和性质，诚如来信所言；长虹确不是我，乃是我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
鲁迅创办《莽原》杂志时，是为了解决韦素园和李霁野等人的生计，然而高长虹却是当时跑得最为出力的。当时鲁迅刚刚和许广平通信不久，4月初的一天，鲁迅买了几瓶酒，叫来了李霁野、韦素园、高长虹、向培良、荆有麟、章衣萍等几人，商议创办《莽原》的事。从此，高长虹成为鲁迅日记里常常出现的名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此人在鲁迅的日记里出现近乎百次。
然而，常常到鲁迅那里闲坐的高长虹很快就认识了许广平，一问，方知，很有缘分，原来两个人竟然同年同月同日生。高长虹不由得生了一些欢喜，虽然高长虹此时家中已经有了妻儿，但是，高长虹生来多情。在喜欢上许广平之前，高长虹曾经很热烈地给同乡的石评梅写过一阵子情诗，然而，石评梅已经有了恋人。他便转移了对象，喜欢上许广平。
他送给许广平一本诗集，许广平礼貌地写过一封信给他，自然要赞美一下。他收到信以后狂喜，给许广平回了厚厚的信件，然而没有接到回信。此时的广平兄正在虔诚地听鲁迅讲授“往苦辛里加一些糖”的方法，无暇顾及高长虹抛来的深情。然而此时高长虹并不知道，还天天往鲁迅家里跑，希望能多看到许广平一次。
然而，第二年，即1926年的9月，鲁迅竟然和许广平同车离开了北京，又加上孙伏园等人在北京的宣传。高长虹很快就知道了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关系，他很是气恼，很快，高长虹到了上海。因为他弟弟高歌的一篇稿子被韦素园压下的原因和莽原社决裂。所有这些，鲁迅在《两地书》中均隐约地写到了。比如1926年10月23日夜晚写道：“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飚》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况且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10月28日鲁迅致信许广平时又一次提到此事：“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
然而，事情很快变了质，一开始高长虹只是单纯地让鲁迅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后来，高长虹为了让自己的《狂飚》周刊发行量大一些，一面举着鲁迅的招牌做广告，一面又开始大骂起鲁迅来。1926年11月11日夜，鲁迅致信许广平，写道：“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飚》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飚》的销路，其实还是在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技俩发挥到如何。”
然而，五天以后，鲁迅终于坐不住了，高长虹的辱骂并没有停止的样子，新出版的《狂飚》周刊，一面其他杂志上做广告曰“与思想界先驱鲁迅合办《莽原》的高长虹主编”，一边又在《狂飚》上发表了一篇《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在这篇文字里，高长虹嘲笑鲁迅是一个戴着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假冠。鲁迅自然很生气，遂与看到杂志的当天，写了一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在致许广平的书信里，鲁迅写道：“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没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个启事……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
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鲁迅并不知道高长虹骂他的原因，只知道此人轻薄，为了出名不择手段。但并不知，高长虹的骂，还隐藏着其他故事。
然而，直到1926年底，从韦素园的信里，鲁迅才知道具体的内情。鲁迅在《两地书·一一二》
中写道：“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二月，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的，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鲁迅在信里所说的那首诗，便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月亮诗》，高长虹以写情诗著名，而且每见到女人就疯狂地写，在许广平之前，给石评梅就写过许多，在许广平之后，又给冰心写过许多。
这首诗的原标题叫做《给——》，因为鲁迅和高长虹的矛盾，而屡屡被称为《月亮诗》。诗的内容如下：
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月儿逃出在白天，只剩着今日的形骸，失去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又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呵，请你住口。
关于这首诗到底是不是写给许广平的，当下的学者们颇有争议，其实，谣言不会无端而生的，鲁迅能在《两地书》中故意不删去这些绯闻似的章节，可见其坦然又坦荡的态度。
然而，1999年出版的《鲁迅与高长虹》的作者董大中则认为，鲁迅误解了高长虹，他认为这首著名的月亮诗是写给石评梅的，而不是许广平的。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一个序言里还专门赞美了高长虹，仿佛是对高长虹的一种谅解。
这种推测很是勉强，尽管1940年高长虹应茅盾之约，在重庆《国民公报》上发表《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在文章里替自己作了辩解，但仍然有大量的漏洞，其一是长虹说只见过一次面，其二则是这段回忆里的姿态：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是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第二次原因了。
查《两地书》便知，高长虹在上海创办《狂飚》周刊，为了发行量，借助于鲁迅的名字，后来又和韦素园吵架，鲁迅一开始并没有说话的。他根本不了解争执的具体情况，甚至还想过把《莽原》停掉。然而是高长虹接连不断地发起事端，狠不能鞭了鲁迅的尸，这才引起了鲁迅的痛击，这如何能懒账到别人身上呢。
况且，高长虹的这首诗发表之后，借着流言的力量，高长虹和鲁迅的矛盾，成为沪上媒体热衷于炒作的话题，高长虹更是借助于这个流氓的话题，一跃而成为一个名人。如此借人肩膀上位的一个文人，无论在事后说什么，都是让人怀疑的。
《月亮诗》发表后不久，高长虹为了自己刊物的发行量，便欲发无耻，在《狂飚》周刊第九期发表文字：“在恋爱上我虽然嫉妒过人，然而其实我倒让步过人。”在第十期上的文字则更是露骨：“我对于鲁迅先生曾贡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他的意思很明显，是要告诉大家，许广平是喜欢我的，但不过是我把她让给了鲁迅。
这大约也是鲁迅为什么决定要出版《两地书》的原因，高长虹不是说许广平这枚月亮会被鲁迅这个夜晚染黑了吗，那么，鲁迅便将这一大捆情书编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夜晚没有染黑月亮，而是给月亮更多的安慰和依靠。
出版了《鲁迅与高长虹》的董大中先生认为高长虹的这首《月亮诗》只是一组诗中的一个，不能脱离了整体，来单个的解释。可恰恰是高长虹自己割裂了，单独将这首《月亮诗》和另一首一起发表的。
在这本诗集《给——》的序言里，高长虹是这样对自己的情诗分类的：一种是整首诗有明确的描写对象，一种是没有固定的模特儿，“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拼凑起来的。高长虹在序言中说，自己诗中有几个女主人，不愿意把她们说出来，怕她们看到，徒增伤感。而被宣布出来的一个，约莫五十岁年纪，头发像蒲公英的花朵，这个人在北京的东城，东安市场一带，经常可以看到。高长虹写了《月亮诗》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起初怕别人不知道，后来，又怕别人知道。吞吞吐吐，十分好笑。
韦丛芜在给鲁迅的信中曾经说过高长虹后来的笑话，高长虹又喜欢上了一个新的女才子，叫做冰心，几乎是一天一封情书。可惜的是，这些情书的下场不大好，听说冰心和吴文藻结婚后，曾经和把这一捆情书给吴文藻看，吴便在外出旅行时带上这些情书看，看完便扔，旅行完毕，情书便扔完了。
而鲁迅致许广平信中所提到的这句：“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这篇小说便是《故事新编》的《奔月》，写了善射的后羿打猎回来后，遭到了徒弟逢蒙暗算的故事，不言而喻，故事中的逢蒙就是影射高长虹。
鲁迅在《奔月》中，以后羿自喻，而把不爱吃“乌鸦炸酱面”的嫦娥比喻为许广平，而后羿的徒弟逢蒙则是高长虹的暗指。有一段情节很是精彩，特录如下：
那时快，对面是弓如满月，箭似流星。飕的一声，径向羿的咽喉飞过来。也许是瞄准差了一点了，却正中了他的嘴；一个筋斗，他带箭掉下马去了，马也就站住。
逢蒙见羿已死，便慢慢地躃过来，微笑着去看他的死脸，当作喝一杯胜利的白干。
刚在定睛看时，只见羿张开眼，忽然直坐起来。
“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他吐出箭，笑着说，“难道连我的‘啮镞法’都没有知道么？这怎么行。你闹这些小玩艺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
“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胜者低声说。
这一段文字里，鲁迅写调皮乃至油滑，啮镟法更是荒唐又孩子气。这的确是一个小玩笑，把对方嘲笑了一通不说，还狠狠地出了一口气。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鲁迅和高长虹的矛盾仿佛基本结束了，鲁迅收拾了东西，到了中山大学做教务主任，许广平也调到中山大学做了鲁迅的助教。但是当年鲁迅便因个中原因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并于当年10月到了上海，接下来，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一篇《唐宋传奇集·序例》，然而这篇文字的结尾处写了一段闲话，引起了郁达夫的注意。有一次郁达夫和鲁迅一起吃饭，便发问：“这文章的末尾，你在后面加上四句，是什么意思？——时大夜弥天，唔……”
“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鲁迅先生看见郁达夫说得有些生硬，便很顺溜地接着念了下去。
“是的，就是这四句文章，你是什么意思？”郁达夫又补问了一句。
鲁迅深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团雾，慢悠悠地说：“那是我有意刺高长虹的！高长虹自称是太阳，说景宋是月亮，而我呢，他却谥之为黑暗，是黑夜。他追求景宋，他说太阳在追求月亮，但月亮却投入黑夜的怀抱中，所以他在那里诅咒黑夜。”
可是，比较好笑的是，解放后，十一个写作组写出的《鲁迅传》，在叙述鲁迅在广东以及将要离开广东的一段时，有这样的一段记载：“9月10日，是1927年的中秋节，明月下的珠江显得特别凄清、冷寂。这天晚上，鲁迅校完了《唐宋传奇集》。在《序例》后，他豪迈而含蓄地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短短数语，洋溢着独立于险恶环境中的凛然之气，表达了对凶残的敌人极度的蔑视，形象地概括了‘四·一五’以后他在广州的生活背景和战斗风貌。”
在建国初年，这种把鲁迅无限政治化和神化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
但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鲁迅的生活和细节被无限地发掘出来，被神化了鲁迅先生随着这些细节的逐渐饱满，而越来越走近人群，成为一个孩子气十足的普通人，成为一个爱憎分明心存善意的文人，成为一个恋爱中犹豫不决，需要许广平给他一束光才能找到路径的普通人。
呵呵，大夜弥天，月亮如璧，咬人的蚊子不知道“啮镟法”，只能一声叹息。这讽刺实在是隐约，又好玩。终究，鲁迅是一个好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