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回到巴黎的时候，伊丽莎白带着学校的20个学生和可爱的小宝宝来迎接她。
邓肯已经有半年多没有见到她的小宝贝了！当婴孩看见她的时候，用奇怪的眼色望着她，然后哭了起来。邓肯也喜极而泣，她一下子把孩子抱在怀里。这一刻，她心中涌起不可名状的快乐。
学校的孩子们都长高了，这也令邓肯欣喜不已。这真是一次美妙的重逢，他们一起跳舞唱歌，玩了整整一个下午。
著名艺术家吕尼·波负责接下来邓肯在巴黎的演出事务，他曾把埃莉诺拉·杜丝、苏珊·德勃雷和易卜生引荐给巴黎。他为邓肯订下了欢乐剧场，并且请了科隆乐队，由科隆指挥。
结果，这次表演轰动了全巴黎。一些大诗人，如亨利·拉维丹、皮埃尔·米尔、亨利·德·莱尼埃等，都热情洋溢地写了赞美邓肯的文章。
巴黎展开灿烂的笑脸，迎接了邓肯一行人。她的每一次演出，都坐满了艺术界、知识界的名流。那时，邓肯似乎快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她开办学校的渴望看来也极易实现。
在丹东路5号，他们租了两个大套间，邓肯住在一楼，学生们和保育员住在二楼。
有一天上午，演出前夕，一场惊吓，让邓肯深切地体会到了孩子与母亲的血肉相连。她的小宝宝突然噎住了，并且咳嗽不止。邓肯怕孩子患了可怕的喉头炎，她急得双腿发软，站都站不稳。
她赶紧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跑遍了巴黎，终于找到了一个著名的儿科专家。他慨然应允跟她一起到她的住处，并很快就让伊莎多拉放了心，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只不过是普通的咳嗽而已。但邓肯的心还悬着，放不下来。她太喜欢自己的孩子了，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她可就活不下去了。
演出由此推迟了半个小时。科隆乐队在欢乐剧院里不停地演奏音乐，以安慰耐心等待着的观众。
邓肯正在化妆台前化妆，准备下午表演，这时，侍女拿了一张名片进来，邓肯一看，原来是有名的大富翁帕里斯·辛格。
前些日子，邓肯的银行存款又花光了。40个孩子，20个在德国，20个在巴黎，使邓肯差不多都要崩溃了。
有一天，邓肯开玩笑地对伊丽莎白说：“无论我的舞多么轰动，也赚不到一笔可以永久性维持这所尽是穷孩子的学校。我一定要找一个百万富翁，让他把我从经济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不然的话，学校难以为继。”
现在，她所期盼的百万富翁真的出现了。
来人身材高大，鬈发秀美，留着短短的胡须。邓肯突然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在哪儿见过呢？好像是在梦里见过。
她猛然记起了波利尼亚克亲王的葬礼：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哭得很伤心，初次参加法国丧礼，还不习惯。亲王的亲属排成长队，站在教堂旁边的过道上。
有人把她向前推，“得去握手！”他们小声说。于是，为了克制失去这位亲爱的朋友的悲伤，邓肯和这些王亲们一一握手。她记得她突然看到一个人的眼睛，那人就是现在站在她面前的这位高个子。就是他！
邓肯一激动，就喊出了“罗红林”这个名字。“罗红林”是德国古代诗史中，天国帕西发尔王的儿子，是圣杯的卫护士。他能破各种魔法，常常仗义救人。瓦格纳曾以此为题材创作过同名歌剧。邓肯把来访的美男子看成是她和她的学校的救命稻草，后来邓肯一直称呼他罗红林。
罗红林这时对邓肯说：“你不认识我，但我是常常称颂你的艺术的。我很钦佩你的艺术，你开办学校的那种勇气。我是要来帮助你的。我可以替你做什么呢？譬如，我可以把你这班跳舞的小孩子带到海滨尼维拉的那个小别墅里，在那里创作你的新式舞蹈。费用方面你不用操心，完全由我来负担。你已经做了很伟大的工作，一定身心交瘁了，现在让我来替您挑这副担子。”
邓肯感激万分。罗红林的确非常慷慨。一星期后，就将她学校里的孩子们悉数运到尼维拉海滨的博利欧别墅，让邓肯在充满阳光，优美、安静的环境中教孩子们跳舞。
罗红林一袭白衣站在一旁，饶有兴味地观赏。他还指着远处他自备的白色快艇对邓肯说：“这个艇原名亚利西小姐，不过现在恐怕要改名为彩虹女神。”
孩子们穿着轻飘飘的蓝色舞衣，双手捧着鲜花和水果，在柑子树下跳舞。
罗红林对孩子们和蔼可亲，关心每个人，生怕她们过得不舒适。他对孩子们的这种热忱，使邓肯不仅对他充满感激之情，还产生了新的信任感。
邓肯和孩子们住在这间别墅里，而罗红林则住在尼斯一家很豪华的旅馆里。有时他请邓肯过去和他一起吃饭、开舞会。
一天晚上，学生埃里卡患急性喉炎，脸憋得发紫，已经窒息，生命危在旦夕。罗红林开车直奔医院，用重金请来了医学权威，进行紧急会诊。邓肯和他在门外等着，两人的眼里都蓄满了焦灼的泪水。直至黎明，医生才出来，宣布小埃里卡脱险。邓肯随即全身瘫倒在走廊的长凳上。
罗红林紧搂着她说：“你真勇敢，亲爱的。哪怕只为了这一个晚上，这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也要永远爱你。”
有一天，罗红林提议邓肯和他一起乘着“彩虹女神”号出海游玩。邓肯带上女儿登上了“彩虹女神”号，向着意大利驶去。
他们在潘沛依上了岸，在那儿玩了一天。罗红林突然迸出一个非常浪漫的想法，让邓肯在月光中到博登神庙去跳舞。
罗红林随即去雇了一支那不勒斯小乐队，让他们到神庙那儿去等他们。那天正好赶上一阵夏天的暴风雨，大雨倾盆，一连两天游艇出不了港。当他们最后到达博登神庙时，全体乐师已经在神庙的台阶上足足等了他们24个小时，全身都湿透了。
罗红林叫来了几十瓶酒，一只烧羊羔。他们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用手抓羊肉吃，款待受了苦的乐队。
就这样，邓肯和罗红林乘着“彩虹女神”号过了一段奢侈的生活。但在游艇上，邓肯就意识到了苦难与幸福是如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她对眼前这位百万富翁的期盼，远远不止他发自内心的对她个人的爱，而是和她一样，对舞蹈的热爱，对办一所伟大的舞蹈学校的热衷。而罗红林却不是这样。
当邓肯在游艇上大谈柏拉图，谈卡尔·马克思，谈改造世界时，罗红林面色阴郁，一言不发，他似乎对与一名如此狂热的革命者打得火热感到恐慌。
邓肯继续毫无顾忌地朗诵起惠特曼的诗《大路之歌》。可是，当她抬头一看，却惊讶地发现他那漂亮的面孔都气得变了形：“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伙穷骨头永远得饿肚子！”
“但是，你难道看不出，他憧憬着自由美国？”
“滚它的憧憬吧！唯恐天下不乱！我可不希望什么‘毁灭和失败’，我在美国有十几家工厂，那是我的命根子。”
邓肯突然明白，他对美国向往的只是使他大发其财的那十几工厂：“你的眼里就只有钱？”
罗红林淡淡地说：“我对钱并不在乎，但没有钱也不行的，除了爱情在这个世界上是无价的，其他都可以用钱买到。”
邓肯选择了沉默。
罗红林还想继续在地中海航行，但邓肯想起了和俄国经理人订下的演出合同。虽然自己对这次演出很勉强，但她还是决定遵守合同：“我要回去。”
“又想你的学校了？”
“我的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学校。何况，我对这种生活感到很不安。你看，为了我们两人的享乐，船上动用了50名水手，十几个伙夫，这样太放纵了。”
“我给他们钱。他们巴不得你多玩几天。”
“但是我不舒服。”
结果两人不欢而散。罗红林赌气还在地中海航行，邓肯上岸旋即又去俄国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