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融在边瘴之地苦撑苦熬了一年多，天天盼着玄宗能召他回朝，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最终盼来的，却是比贬谪更严厉的惩罚——流放。因为他当初的聚敛手段太过恶劣，得罪了太多朝臣，所以很多人都不想放过他。大臣们利用他被贬谪的这段时间拼命搜集罪证，最后由司农少卿蒋岑出面指控，说宇文融曾在担任汴州刺史期间贪污了数以百万计的公款。
玄宗下令彻底追查，结果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玄宗大为震怒，立刻下诏把宇文融流放岩州（今广西来宾市）。
这一回，宇文融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他万念俱灰，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死了，剩下的两个宰相是不是就能和衷共济了？很遗憾，没有。
接下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帝国的朝堂就是一个铁打的擂台，宰相们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个打擂者。
只要擂台在，对决就不会终止。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下）
就算没有了宇文融，裴光庭和萧嵩也照样死掐。
说起这两个宰相，来头都不小。裴光庭是高宗时代的名将和行政专家裴行俭之子，萧嵩是南朝萧梁皇室后裔、初唐宰相萧瑀的侄孙，两人都有显赫的家世背景。裴光庭文职出身，长于行政，入相后任侍中兼吏部尚书；萧嵩擅长边务，军功显赫，以兵部尚书衔入相，后兼中书令，并遥领河西节度使。
也许是因为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都不低，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所以都有些眼高于顶，在处理政务时经常发生抵牾。往往是一个人主张的事情，另一个必定想方设法加以反对，是故“同位数年，情颇不协”。（《旧唐书·萧嵩传》）
裴光庭在任内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推行吏部的选官制度改革。在他之前，大唐吏部选拔官员时一律以能力为准，有本事的可以越级提拔，没本事的一辈子也得不到升迁。按理说这么做并没有错，但是难免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很多官员干了大半辈子，经验非常丰富，可就是因为没有突出政绩，所以混到发白齿摇仍然是个小芝麻官；还有的人年纪轻轻就考上进士，取得了任官资格，可要么是因为没门路，要么是因为运气不好，结果整整二十年补不上缺，到老还是个候补官，一辈子就这样被埋没了。
针对这些弊端，裴光庭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循资格”。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各级政府在任用和提拔官员时，一律不管能力大小，只看资历高低。说白了，就是论资排辈。
裴光庭的这项改革，固然可以弥补过去“唯能力论”的一些缺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庸愚沉滞者皆喜”，“才俊之士无不怨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也就是说，这项改革开始实施后，那些庸庸碌碌、长期得不到升迁的老家伙无不拍手称快，可那些富有才干却缺乏资历的年轻官员却一个个牢骚满腹。
人们不禁怀疑，裴光庭的这项改革，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不可否认，过去的“唯能力论”的确有不太公平的地方，因为它会让一些善于搞政绩工程的浮夸之辈钻了空子，同时埋没了那些只会埋头干活、不善于表现的老实人；然而，“唯资历论”就没有毛病吗？它不也是便宜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平庸之辈，压制了真正有才干的人，从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吗？
也许是因为这项改革确实有些矫枉过正，所以萧嵩便与裴光庭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但裴光庭是吏部尚书，这种事情当然由他说了算，于是他便不顾萧嵩反对，仍然强力推行。
可想而知，仅仅在这件事上，两个宰相就足以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了，压根谈不上什么和衷共济。
宰相们老是这么打擂台，玄宗自然是头疼不已。好在裴、萧二人仅仅是单打独斗，没有像宇文融那样拉帮结派、聚众斗殴，所以玄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由他们去了。
日子在裴、萧二人的吵吵闹闹中又过了几年，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三月，双方的斗争才戛然而止。并不是他们终于和解了，而是因为裴光庭病逝，一个巴掌拍不响了。
裴光庭一死，萧嵩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还没等裴光庭入土为安，萧嵩就急不可耐地将其推行数年的改革一朝废除，同时还把裴光庭这几年来提拔的亲信全部外放为地方刺史，一个也没留下。
裴光庭去世后，朝廷必须再物色一个新宰相。玄宗想，既然我挑的宰相最后都要打架，那这回我干脆放权，让你萧嵩自己推荐一个——总不能你自己挑的人还跟你死掐吧？
皇帝如此信任，着实令萧嵩大为感动。他暗暗发誓，这回，一定要挑一个老实厚道的，既要让自己舒心，更要让天子放心！
萧嵩随即在自己的好友圈里扫了一遍，很快就锁定了跟自己关系最铁的、时任右散骑常侍的王丘。在萧嵩看来，王丘过去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很受玄宗赏识，而且为人低调内敛、谦虚谨慎，让他来配合自己工作，保证太平无事，皆大欢喜。
是的，萧嵩看得没错，王丘这个人确实很低调。可问题是，这位仁兄低调得太过头了。一听说萧嵩要推荐他当宰相，居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个劲地说：不行不行，我能力不够，我干不了。
不过王丘也没让萧嵩太失望，马上就给他推荐了另一个人——尚书右丞韩休。
韩休这个人萧嵩还是了解的，跟王丘差不多，也是那种比较谦柔、性情平和的人。萧嵩想来想去，既然没什么更好的人选，那就韩休吧。
为了表明自己看人的眼光很好，萧嵩在向玄宗举荐韩休的时候，还极力称赞韩休为人正直，不慕荣利，品行高洁，足以担当宰相大任。
韩休随即以黄门侍郎衔入相。
然而，让萧嵩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称赞韩休的话音还没有落下，麻烦事就来了。
因为韩休压根就不是他认为的那种人！
萧嵩本以为韩休“柔和易制”，叫他往东他肯定不敢往西，没想到这位老兄却“为人峭直”、“守正不阿”，凡事讲原则、认死理，一切秉公而断，从来不按萧嵩的意思行事。
由于萧嵩为相多年，非常了解玄宗的好恶，所以奏事时难免会曲意顺旨、阿谀取容。每当这种时候，韩休就会直言不讳地驳斥萧嵩，并且当着玄宗的面跟他争一个是非曲直，从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萧嵩肺都气炸了。
不感念我的举荐之恩倒也罢了，你总不能恩将仇报吧？！
很遗憾，韩休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你萧大人举荐我韩某人，是为国举才，不是为你个人树立私恩，所以，我没有义务服从你，更没有必要奉承你！身为宰相，凡事只能以社稷为重，一切必须以纲纪为凭，即便各执一词，争的也是公益，不是私利；倘若意见相同，也是出于公心，并非交情。
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什么知恩图报，更谈不上什么恩将仇报！
萧嵩晕死。
碰上这么个一根筋的，他除了骂自己瞎了眼之外，还能怎么办？难不成昨天刚跟皇帝说，这是个人才，让他上去！今天又跟皇帝讲，这家伙不行，让他下来！
这不是自打耳光吗？
不能这么干。
所以，只能忍。
韩休入相，不仅把萧嵩搞得郁闷透顶，也让玄宗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他总是动不动就犯言直谏，甚至还敢和玄宗面折廷争。
有一次，一个叫李美玉的万年县尉不知何事触怒了玄宗，玄宗大发雷霆，下令将其流放岭南。韩休闻讯，立刻入宫进谏，说：“李美玉官职卑微，所犯的也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事，可朝廷有一个大奸，却长期为非作歹，逍遥法外，臣斗胆请问陛下，为何执法不一？”
玄宗大为不悦：“你说谁是大奸？”
“金吾大将军程伯献！”韩休大声说，“此人依恃陛下恩宠，不仅贪赃枉法，而且所居宅邸，所乘车马，所用服饰，皆超越礼制，臣请陛下先治程伯献，再惩李美玉。”
韩休所说的这个程伯献，是大宦官高力士的拜把子兄弟，几年前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出殡，这家伙披麻戴孝，呼天抢地，哭得比亲儿子还惨。由于玄宗极度宠幸高力士，所以爱屋及乌，连带着对这个程伯献也是恩宠有加。程伯献仗着老大和天子撑腰，有恃无恐，屡屡触犯国法，韩休老早就想收拾他了，这次总算逮着了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玄宗闻言，半晌不语。许久，才瓮声瓮气地说：“程伯献的事，朕自有分寸，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扯在一块。今日只谈李美玉，不谈程伯献。”
可韩休却不依不饶：“李美玉只犯了细微过失，陛下就不能容他；程伯献大奸巨滑，陛下岂能不闻不问？！今日陛下若不惩治程伯献，臣必不敢奉诏流放李美玉。”
玄宗一下子给呛住了。
这一刻，玄宗真想让人把韩休拖出大殿，可后来想一想还是忍了。为了一个小小的李美玉就跟宰相撕破脸皮，实在不值，而且显得自己太没雅量。
最后，玄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夸奖了韩休几句，内容不外乎是“爱卿公忠切直，朕心甚慰”之类，然后就撤销了流放李美玉的诏令。
经过这件事后，玄宗真是有点怕了韩休，一如他当初对硬骨头宋璟也是又敬又怕一样。
的确，韩休确实颇有宋璟当年的风范。自从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以来，帝国似乎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宰相了。所以，当宋璟听说这件事后，忍不住对韩休大加赞叹，说：“不谓韩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旧唐书·韩休传》）
宰相既仁且勇，天子就注定难以逍遥。
自韩休上台后，玄宗的业余文化生活就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有时候在宫中宴饮作乐，或者到禁苑打猎，玩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玄宗就会惴惴不安地问左右：“韩休知不知道朕在这里？”可往往是话音刚落，韩休的一纸谏书就到了，正在兴头上的天子顿时意兴阑珊，好生没趣。
在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约束下，玄宗自然是郁郁寡欢。日子一长，人居然瘦了一圈。每当玄宗揽镜自照，看见镜子里日渐消瘦的容颜，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这个时候，身边的宦官就会替天子打抱不平，说：“自从韩休那老头当宰相，陛下不知道比以前瘦了多少，与其受他管束，还不如把他轰走算了！”
玄宗摇头苦笑，长叹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总是顺从我的意思，退朝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奏事经常力争，退朝后，我梦稳心安。所以，用韩休，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我个人。”
开元中后期，玄宗正处在由明而昏的蜕变过程中，虽然早年那种励精图治、克己自律的精神已经丧失大半，但还是没有发展到天宝后期那种荒疏朝政、骄奢淫逸的地步，所以，此时的玄宗还能说出这种比较有理性的话。尤其是“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八个字，虽说略显矫情，但总体上还是真实反映了玄宗此时的心态。
换言之，在这个转型期内，一旦天理和人欲在内心交战，一旦国家利益与帝王私欲产生冲突，玄宗多半还是会尊重前者，压抑后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宗内心的天平便不可逆转地朝向后者倾斜了，以至最终把盛世帝国一步步推向了万丈深渊。
当然了，这是后话。
随着韩休谏诤力度的不断加大，玄宗的心理承受力逐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算到目前为止，玄宗的理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战胜感性，但是有这么一个严厉苛刻的宰相经常在耳边聒噪，总不是一件让人很舒服的事。再者，韩休和萧嵩又成天在他面前死掐，也让玄宗感到很厌烦。
正当玄宗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萧嵩主动站出来打破僵局了。
他向玄宗提交了辞呈。
玄宗大为意外，说：“朕又没有厌恶你，你何必急着走？”
萧嵩说：“臣蒙受皇上厚恩，忝居相位，富贵已极。在陛下不厌弃臣时，臣尚可从容引退；如已厌弃臣，臣脑袋尚且不保，如何自愿引退？”话刚说完，两行委屈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玄宗顿时也有些伤感，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好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让朕慢慢考虑。”
萧嵩的辞职请求究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要挟，还是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实在是很难说。对此，玄宗也不好下断语。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确让所有人都很不愉快，所以，必须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么，该不该让萧嵩退休呢？
还有那个不让人省心的韩休，是不是也一块休了算了？
玄宗为这个问题又头疼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采取了那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老办法——让两个人一块下台。
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开元二十一年年底，玄宗把萧嵩罢为尚书左丞，把韩休罢为工部尚书，同日启用了两个新宰相，一个是裴耀卿，还有一个，就是曾为后世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千古名句的著名诗人——张九龄。
张九龄，岭南人，祖上曾当过韶州别驾的小官，后来几代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是典型的草根出身。虽然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张九龄从小就聪明好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旧唐书·张九龄传》：“幼聪敏，善属文。”）
十三岁那年，张九龄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阅后大为赞叹，连声说：“这孩子不得了，前程不可限量！”几年后，张九龄赴京参加进士科考，果然一举中第，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当时玄宗还在当太子，有意搜罗天下的才学之士，亲自在东宫举行“策问”，张九龄前往应试，又拔头筹，遂擢升为右拾遗。
从此，张九龄在朝中声名鹊起。每当吏部要考核候补官员或举行科考，必命张九龄出任考官，根据候选人或考生的文章和综合表现，专门负责评定等级。每次张榜，各方都对张九龄甚为称道，认为他的评选结果公平合理。不久，张九龄又升任司勋员外郎。
开元中期，时任中书令的张说对张九龄的才华极为赏识，不仅将他提拔为中书舍人，而且放下首席宰相的架子，跟他认了同宗，此外还逢人便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一代词宗、文坛领袖。”
张九龄感念张说的知遇之恩，从此竭尽忠诚，成了张说的心腹。后来，张说被宇文融等人整垮，张九龄受到牵连，被贬出朝廷，历任几个地方的刺史和都督。
当初张说兼领集贤院时，曾多次向玄宗推荐张九龄，称他可以作为决策顾问。张说死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荐言，遂召张九龄回朝，拜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院长，旋即又擢任中书侍郎。此后，张九龄经常向玄宗呈上密奏，且多数受到采纳，对朝政颇有贡献。所以，当韩休和萧嵩双双下台后，张九龄自然就成了新宰相的不二人选。
从张九龄和裴耀卿日后的表现来看，玄宗应该会感到庆幸。
因为，这两个宰相不仅品行高洁，才华横溢，能力出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精诚团结，和衷共济！
对于经历了长期宰相纷争的玄宗朝廷而言，没有什么能比“精诚团结、和衷共济”这八个字更为宝贵的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帝国大擂台马上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对决。
因为，张九龄和裴耀卿刚刚上台，有个新的打擂者就紧随其后，闪亮登场了。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