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崔乾祐作为燕军西进关中的前锋，其兵力虽然不会很多，但至少也在两万到三万之间；更重要的是，崔乾祐麾下的部众都是骁勇强悍的百战之兵，属于燕军中的野战劲旅，尤其是其中的同罗骑兵，更是精锐中的精锐。所以，实际情况绝非那份可笑的情报所说的那样，什么兵力不满四千，还什么老弱病残、防守薄弱云云，完全是扯淡，并且是别有用心的扯淡！
那么，这份别有用心的情报又是谁捏造的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除了杨国忠，没有人会这么做，也没有人敢这么做。
杨国忠捏造情报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哥舒翰出关决战。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稍具军事常识而且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份所谓的情报基本上就是一张废纸，不仅不会受其蛊惑，还有可能会把提供情报的人抓起来，以谎报军情、欺君罔上的罪名论处，甚至还会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挖出来。
然而，面对这份不值一哂、别有用心的“情报”，玄宗李隆基居然就信了，并且还据此作出了事关整个战局的重大决策。
是玄宗老糊涂了吗？
这个因素固然有，但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此刻的玄宗迫切希望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挽回他早已失落的自尊，来抚慰他极度受伤的心灵。
所以，任何有利于朝廷发动反攻的信息，玄宗都会相信它是真的。
杨国忠很可能正是摸透了玄宗的心思，才大胆捏造了这份假情报。
接到玄宗下令东征的诏书后，哥舒翰懵了。就目前的战局而言，这无疑是最弱智、最可笑、最不合理的一个决策。
哥舒翰不敢耽搁，连夜起草了一道奏疏，让使者回禀玄宗。他在奏疏中说：“安禄山久经战阵，军事经验非常丰富，此次叛乱蓄谋已久，他岂能不作充分准备？如果说陕郡的兵力薄弱，那也必然是以此引诱我军出击，一旦我们真的出击，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而且，叛军千里而来，利在速战速决；我军据险而守，利在打持久战。更何况，叛军残暴，久之必失人心，兵力也会萎缩，迟早会发生内乱；我们只要静观其变，到时候乘虚而入，定能不战而生擒安禄山。总之，我们的目的是求胜，不是求快！如今，向各道征调的军队都尚未集结，还是应该再等一段时间。”
就在哥舒翰呈上奏疏的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也向玄宗提出了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我军正计划北上，直捣范阳，覆其巢穴，俘虏叛军的妻儿老小作为人质，以此向他们招降。届时，叛军必定会从内部崩溃。至于潼关大军，只要坚守阵地，把叛军拖住，让他们筋疲力尽就够了，千万不可轻易出击。”
两份来自前线的奏报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一个相同的战略，那就是——坚守潼关。
只要玄宗能够虚心接受这四个字，那么后面的历史很可能就将全盘改写。
可惜，玄宗并不接受。
他一心只想着快速反攻，光复东京，彻底洗刷安禄山带给他的耻辱。所以，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观望拖延。此外，杨国忠又整天在他耳边吹风，说眼下叛军毫无防备，绝不能让哥舒翰逗留延宕、贻误战机云云，玄宗心里就更是急不可耐，随即不断派遣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决战。
此后的两三天里，玄宗接连派出了几十拨传诏使者奔赴潼关。往往是前面一拨刚刚宣完诏书，后面一拨紧跟着又到了。（《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
那几天，哥舒翰耳边始终只回荡着两个字：出关、出关、出关……
这两个字无异于死神的召唤。
然而，军令如山，圣命难违。即便哥舒翰明知道只要迈出潼关一步，就等于迈进了鬼门关，可他也只能怀着满腔的无奈和悲怆往前迈！
天宝十五年六月初四，哥舒翰“抚膺恸哭”，然后挥着眼泪“引兵出关”。（《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前方的道路阳光迷离，野草萋萋，十八万大军在沟深坡陡、狭窄逼仄的峪道上缓慢前行。时值盛夏，空气燠热凝滞，一丝风也没有，所有的军旗全都无精打采地垂在旗杆上。士兵们步伐沉重，挥汗如雨，连战马都显得异常烦躁，一个劲地喷着响鼻。
哥舒翰策马走上一面高坡，久久地凝视着从他脚下走过的一队又一队士兵。
他们都长着不一样的面孔，可他们脸上却有着如出一辙的表情——无奈而茫然。哥舒翰知道，现在自己脸上肯定也是这种表情，因为他和这十八万将士一样，正在走向同一个未知的宿命。
最后，哥舒翰下意识地向西遥望了一眼。
忽然间，他的心头掠过一阵莫名的惊悸。
因为，潼关上空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飘荡。
哥舒翰仿佛看见，高仙芝和封常清的亡魂正在潼关上空凄凉地飘荡。他们似乎想跟哥舒翰说什么，可哥舒翰始终无法听见……
灵宝之战
大军出潼关后，整整走了三天，才到达灵宝（今河南灵宝市东北）西原。此处名为西原，实际上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而是北有黄河之险，南有崤山之阻，中间仅有一条狭窄的隘道，而且长达七十里。
很显然，这样的地形对于大兵团的行军是极为不利的。哥舒翰的十八万大军不仅不能展开，而且很容易在隘道中成淤塞之势。
更为致命的是，敌人如果在这个地方打伏击，十八万唐军势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成为任人宰割的十八万头羔羊。
如此得天独厚的伏击地形，如此难得的全歼唐军的机会，崔乾祐会放过吗？
当然不会。
他早就在这里张好了一个口袋，就等唐军乖乖往里钻了。
事实上，哥舒翰并非没有察觉到前方的危险。唐军于六月七日进抵灵宝西原的隘口，前锋就与崔乾祐的燕军发生了小规模的遭遇战。既然崔乾祐已经从陕郡移兵至此，那分明意味着——前方七十里长的隘道肯定隐藏着重重杀机。
换言之，唐军必将在此遭遇一场恶战！
由于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哥舒翰不敢贸然进军，而是命大军在隘口宿营了一夜。假如哥舒翰不是身负东征之命，他一定不会轻易进入隘道，而是会想办法迫使燕军到隘口决战，如此便能避免被伏击的命运。然而，不幸的是：哥舒翰军令在身，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克复陕郡、进军洛阳，朝廷必然会追究他的迁延逗留之责。因此，即便明知道前面的燕军正严阵以待、虎视眈眈，哥舒翰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八日清晨，哥舒翰与部将田良丘先行乘船进入黄河，在河流中央观察敌情。他发现燕军兵力并不太多，才下达命令，让大军缓缓开进隘道。他命王思礼率五万人为前锋，命庞忠等将领率主力十万继之，自己则另率三万人渡过黄河，在北岸的一处高地上擂动战鼓，为南岸的唐军助威。
哥舒翰如此布阵，足见其内心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把大军一分为三，显然是不希望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此外，亲率三万人渡到黄河北岸，一则是以此作为预备队，二则是万一南岸主力遇袭兵败，自己手里头至少还能留一点本钱。从消极意义上说，这是逃命的本钱；从积极意义上说，这也是日后整兵再战的本钱。
尽管哥舒翰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可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战役的结局还是比他预想的要坏得多。
王思礼率前锋进入隘道后，发现前面的燕军最多不过万人，而且十个一伙，五个一堆，“散如流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阵形。
唐军官兵们不约而同地笑了——看来朝廷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崔乾祐的燕军的确是一帮军纪松懈的老弱残兵。
此刻，正在崤山的峭壁上密切监视唐军的崔乾祐也笑了——因为羊入虎口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可想而知了。唐军前锋刚与燕军接战，燕军的散兵游勇就赶紧卷起军旗，抱头鼠窜。唐军士气大振，立即乘胜追击。等到毫无防备的唐军前锋全部进入伏击圈，崔乾祐令旗一挥，无数的巨石檑木自悬崖峭壁上滚滚而下，顷刻间就把大部分唐军士兵砸成了肉泥。剩下的唐军在逼仄的隘道里挤成一团，手中的长枪长槊不仅派不上用场，而且时不时还捅到了自己人身上。
得知前锋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哥舒翰连忙出动早已准备好的毡车，将其推到队伍前列，准备用它们冲开一条血路。所谓毡车，大概是用结实的牛毡裹住车厢，在上面画满骇人的牛头马面，然后在车厢周身插满长枪大刀，锋刃朝外。可想而知，这种战车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应该是很有震慑力和杀伤力的。
然而，崔乾祐似乎早就料到哥舒翰会来这么一手。他命士兵用数十辆装满枯草的车塞住道路，然后纵火焚烧，滚滚浓烟顿时冲天而起。此时已近中午，烈日高悬中天，本来便已酷热难当，加之东风又起，烈焰浓烟一齐冲向唐军，人人睁不开眼目，只能在烟雾中刀枪乱舞，结果杀死的都是自己人。后面的弓弩手看见前方打得热火朝天，以为燕军杀了过来，于是万箭齐发，直到箭囊全都空了，日影西斜，烟雾散尽，唐军官兵们才蓦然发现，前方只有几十辆烧焦的草车，一个燕兵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