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颜杲卿和袁履谦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他们始终骂不绝口。直到咽气的那一刻，他们的詈骂声才戛然而止。与颜杲卿同日被杀的，还有当初被安禄山扣为人质的多个子侄，以及在常山被俘的许多家眷和族人。据《资治通鉴》称，颜氏一门死于燕军刀斧之下的，前后共有三十余人。
随着常山的陷落和颜杲卿的壮烈殉国，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迅速陷入低潮。史思明和蔡希德挟新胜之威，“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灭；于是邺、广平、巨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只有饶阳、河间、景城、平原、清河等少数几个郡仍然在坚持抵抗。
随后，史思明等人又率部猛攻饶阳，河间和景城的唐军先后出兵解救，却被史思明一一击溃。
面对燕军骁将史思明的疯狂扫荡，河北官军已无抵御之力，完全有可能被逐一击破。
河北全线告急，玄宗顿时心急如焚。
危难之际，玄宗自然把目光转向了长安的北面——朔方与河东。
除了河北、河南的第一战场外，那里是官军与叛军交锋的第二战场。此刻，有一个英勇矫健的身影正活跃在这个战场上。
他就是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
玄宗知道，眼下除了驻守潼关的病恹恹的哥舒翰，能够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人，就只有这个郭子仪了。
郭子仪，华州（今陕西华县）人，生于武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官宦人家出身，其父郭敬之曾历任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史称郭子仪“长六尺余，体貌秀杰”（《旧唐书·郭子仪传》），也就是长得高大威猛、相貌堂堂，几乎天生就是一块军人的料。所以，年轻时代的郭子仪就进京参加了武举考试，结果力拔头筹，以“高等”的成绩登第，旋即被授予左卫长史之职，从此进入帝国军界。
郭子仪入仕后，曾在边疆诸镇辗转担任边关将领，经过长期历练，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郭子仪被擢升为左卫大将军，出任横塞军使。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横塞军改名天德军，郭子仪仍旧担任军使，同时兼任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从郭子仪的履历不难看出，他其实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
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经五十八岁、年近花甲了，论年龄和资历，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老将，可他的职务却只是区区的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也就是说，当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人早已名震朝野、一个个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的时候，郭子仪在帝国军界仍然是一个排不上号的人物。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郭子仪有没有资格在史书中被单独列传恐怕都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要作为一个“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一代名将而永垂史册了。
安史之乱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高仙芝、封常清，还比如稍后的哥舒翰、杨国忠、杨贵妃，以及玄宗李隆基等等……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被改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而由原本的默默无闻、普普通通被最终改得名扬天下、光芒万丈的人物，恐怕就非郭子仪莫属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成为英雄的潜质，否则时代的汹涌大潮一扑过来，非但不能造就你，反而有可能一口吞噬你。
其实，每当巨变的时代大潮来临，被吞噬的苍生千千万万，而被造就的英雄往往只有一个两个。能成为英雄的人，首先要看上苍是否点选了你，其次要看你是否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闽南语歌曲中有一句经典歌词，叫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其实在我看来，“天定”和“打拼”应该五五开，无论哪一方面弱一些，都有可能导致一个英雄的夭折。
而在郭子仪身上，运气和能力似乎被分配得极为均衡、恰到好处，所以他才能在危急存亡之秋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人物，并且还能在日后不被当权者兔死狗烹，把令人艳羡的权力、地位、名望、富贵保持了整整一生，甚至还能泽被后人，惠及子孙。
放眼古今，这样的成功实属绝无仅有。
因此，后世有人把郭子仪称为“福禄寿考，千古一人”，实非过誉之词。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就在安史之乱拉开帷幕的时候，郭子仪的辉煌人生也随之同步开场了。由于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弟，玄宗自然是极不放心，所以第一时间就把安思顺召回了朝廷，转任户部尚书，同时擢升右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兼卫尉卿、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太守，命他率部进入河东战场。
这一年，郭子仪已经五十九岁。
安禄山亲率大军南下的同时，命他的党羽、大同军使高秀岩自驻地（今山西朔州市东）出兵，攻击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以此开辟第二战场，一方面牵制朔方与河东的唐军，一方面自北而南威胁关中。可是，高秀岩刚一出兵就遭到了郭子仪的迎头痛击，不得不缩回老巢，另派部将薛忠义进攻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郭子仪闻报，立刻命左兵马使李光弼、部将仆固怀恩等人率部截击，大破薛忠义军，斩杀叛军骑兵七千人。随后，朔方军又乘胜进围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克复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并打通了一度被叛军控制的战略要地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
朔方军在河东连战连捷，重挫叛军兵锋，使郭子仪一跃而为朝野上下最为瞩目的将帅。玄宗立刻论功行赏，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
就在河东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常山被史思明攻陷，河北告急，玄宗不得不命郭子仪解除云中之围，主力暂返朔方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南下克复东京，同时让他推荐一名优秀将领，并拨出一部分兵力，令其从井陉关东进，火速驰援饶阳，挽回河北局势。
郭子仪向玄宗推荐的这个人选，就是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二号功臣——李光弼。
李光弼，契丹人，生于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祖辈是契丹酋长，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算起来和安禄山、史思明还是老乡。李光弼的父亲是李楷洛，官至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勇果敢闻名军中。
都说虎父无犬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李光弼从小就“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军界，而且起点颇高，“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旧唐书·李光弼传》）
天宝初年，三十出头的李光弼已经官至朔方都虞候。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对李光弼非常赏识，遂将其纳入麾下，拔擢为河西兵马使。当时，王忠嗣逢人便说：“李光弼这个年轻人，将来必能坐上我的职位。”由于王忠嗣的青睐，加上李光弼本人确实有才，所以他很快就在河西军中声名鹊起，“边上称为名将”。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李光弼又升任河西节度副使，封蓟郡公。成为河西二把手的这一年，李光弼才刚刚四十出头，而大他十余岁的郭子仪此时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横塞军使。换言之，截至天宝中期，李光弼的官职、爵位、名望，其实都已经远在郭子仪之上。如果说郭子仪是大器晚成的典型，那么李光弼则无疑是少年得志的代表。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被所有人都非常看好的后起之秀，几年后却突然辞官归隐，一下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至让李光弼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呢？
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但又很令人费解。
那是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爱李光弼之才，遂奏请朝廷，任他为朔方节度副使、知留后事。安思顺这么做，显然是把李光弼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几年后李光弼就能顺理成章地继任节度使，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吏。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因为安思顺太欣赏李光弼，所以在提拔他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想招他做女婿。按理说这本来是好事，当时安禄山还是玄宗的头号宠臣，安思顺自然也跟着沾光，所以，能成为安思顺的乘龙快婿，这对李光弼日后的仕途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但是，李光弼却一口拒绝了。
他不但一口拒绝，而且干脆把安思顺给他的官也一块辞了。
史书没有解释李光弼作出如此反常举动的原因，可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当时，李光弼肯定早有妻室，而安思顺则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做小，所以，他很可能是希望李光弼把原配夫人休掉，再让女儿嫁过去当正室。
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么这桩婚事对李光弼来讲就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舍弃结发妻子，拥抱大好前程；要么舍弃高官厚禄的诱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李光弼最终选择了后者。
这似乎可以说明，在李光弼心目中，道德伦常的分量要比功名利禄重得多。《旧唐书·李光弼传》中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或许可以为我们的上述推测作一个旁证。该传有一句话说：“（光弼）丁父忧，终丧不入妻室。”也就是说，李光弼在为父亲守丧期间，严格遵守当时的礼制约束和道德规范，始终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同房。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似乎不值一哂；可对古代人来说，这却是一个人具有高尚节操的标志。从这件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李光弼这个人具有很强的道德观念，为了维护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可以舍弃很多其他东西。
也许，这就是李光弼拒绝婚事并愤然辞官的深层原因。
可是，真正有才的人是不会被长期埋没的。就算李光弼辞了安思顺的官，还是有很多爱才的人会抢着要他。
所以，安史之乱一爆发，郭子仪立刻把李光弼招至麾下。如今，玄宗要郭子仪推荐一位优秀将领去平定河北，郭子仪就毫不犹豫地保举了李光弼。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初九，玄宗正式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摄御史大夫，稍后又加河北道采访使，让郭子仪从朔方军中拨给他一万精锐，命他即刻奔赴河北战场。
就在李光弼率部开赴河北的同时，史思明的燕军正围着饶阳城日夜猛攻。
虽然这座城池的抵抗力度远远出乎史思明的意料，此外还有情报显示河东援军正向河北快速挺进，但史思明似乎并不担心。
自从开战以来，他就根本没把任何一支唐军放在眼里。他不相信有能打胜仗的唐军，更不相信有能战胜他史思明的唐军。所以，尽管已经围着饶阳打了好些日子，燕军将士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伤亡，可史思明还是一副指挥若定、信心满满的样子。
此时的史思明并不知道，即将进入河北的这个叫李光弼的人，将和他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唐军将领都不一样。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能打胜仗的唐将，而且是一个能把他史思明打得满地找牙的唐将！
天地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人与人当然也不例外。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光弼就是史思明命中注定的天敌，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梦魇。
史思明的梦魇
史思明，本名窣干，跟安禄山一样，都生于营州，都是“杂种胡人”，而且巧合的是，两个人的生日只隔一天——史思明早一天生，安禄山晚一天生。从小，两个人就是一对死党，经常联手跟人打架，而且都很凶悍，所以在乡里“俱以骁勇闻”。
据说，史思明长得“姿瘦，少须发，鸢肩伛背，倾目侧鼻”（《旧唐书·史思明传》）。简单说就是一副痨病鬼的模样。在古时候的戏台上，这副尊容上去演奸臣绝对是不用化妆的。和史思明恰好相反，安禄山从小就生得白白胖胖，虎背熊腰，好像史思明身上的肉都长到他身上去了。可以想象，当这一胖一瘦俩兄弟肩并着肩招摇过市的时候，整条街上的人肯定都会向他们行注目礼。如果那时候有相声、小品什么的，这哥俩往那一站，就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绝佳拍档。
成年以后，史思明和安禄山就很少在街上跟人打架了，而是专心致志地学起了外语（蕃语）。估计俩人没少互相勉励、互相督促什么的，所以安禄山很快就掌握了六门外语，而史思明不多不少，恰好也学会了六门。
掌握多门外语后，他们就学以致用，一起跑到边境集贸市场上当了贸易中介（互市牙郎）。可惜他们财运不佳，干了好些年也没发财，于是安禄山就又找了一个副业——偷羊。晚上偷羊，白天卖羊。为了早一天出人头地，安禄山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史思明是否参与了安禄山的偷羊活动，但根据这哥俩的关系推测，不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们哥俩干活时肯定也有明确分工。安禄山脑子好使，可身子太胖行动不便，所以事前的踩点、下手时的望风、事后的销赃等工作，估计都由他负责；而史思明身轻如燕、反应敏捷，最适合干那些飞檐走壁、翻墙扒门的具体工作。总之，哥俩有羊一起偷，有钱一块挣，配合得相当默契。
但是，常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时候。有一回，他们就失手了。安禄山当即被人绑赴幽州节度使公堂问罪，史思明可能是身子轻跑得快，没被逮着。
不过，史思明肯定也吓得半死。他一定以为，这一生再也见不着与他情同兄弟的安胖子了。
可让史思明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安胖子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身上还多出了一样东西——军装。
一身威风凛凛、帅呆酷毙了的军装。
安禄山凭着临死前一声绝望的怒吼，显示出了异于常人的胆色，因此博得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赏识，从而大难不死、转祸为福，成了张守珪麾下的一员捉生将。而一直与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史思明也随之进入了军队。
从此，这对难兄难弟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他们施展拳脚、尽情挥洒的舞台。
在这个全新的人生平台上，史思明和安禄山再次并肩战斗，随后频立战功，屡获升迁。到了天宝初年，安禄山已官至平卢节度使，摄御史中丞；史思明也位居将军；“知平卢军事”，相当于安禄山麾下的头号武将。
当时，史思明曾奉安禄山之命入朝奏事，得到了玄宗的亲自接见。爱屋及乌的玄宗与史思明一番攀谈之后，对他这个人很感兴趣，就询问他的年龄。史思明用一种略带伤感的口吻答道：“已经四十岁了。”
接下来，玄宗作出了一个让史思明完全始料未及的举动。只见玄宗忽然走到他面前，郑重其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卿贵在后，勉之！”（《旧唐书·史思明传》）
毫无疑问，这是玄宗对史思明的一种许诺。
能够得到皇帝的亲口许诺，史思明顿时受宠若惊。
不久后，玄宗果然颁下了一道任命状，擢升史思明为大将军、北平太守。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经过安禄山的奏请，玄宗又将史思明提拔为平卢都知兵马使。
然而，“平卢都知兵马使”绝不是史思明一生富贵的终点。
若干年后，当李唐朝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铲除了安禄山父子的伪燕朝，这个“鸢肩伛背，钦目侧鼻”的史思明便又紧步安禄山之后尘，在范阳登基，“僭称大号”，成为又一个与唐朝分庭抗礼的伪燕皇帝。
卿贵在后……
果不其然！玄宗绝不会想到，他当年的一句无心之语，到最后竟然会一语成谶。
天宝十五年二月中旬，李光弼率朔方的蕃、汉步骑混合兵团一万余人，加上途经太原时征召的神射手三千余人自井陉关东出，进抵常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