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先天政变时，王毛仲学乖了，很是替李隆基出了一把力，事后拜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赐爵霍国公，实封五百户，从此脱胎换骨，由一个卑贱的家奴变成了人人敬畏的帝国功臣和当朝显贵。
开元初期，玄宗开始清理功臣集团，按说王毛仲也是在劫难逃，可他非但没被罢黜，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说到底，还是他的“家奴”身份救了他。因为他从小跟随在玄宗左右，和玄宗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最重要的是——像他这种出身的人，在朝中没有根基，在政坛上没有势力，所以不会让玄宗觉得有什么威胁。
功臣集团被清理掉后，作为少数几个在朝的功臣之一，王毛仲更加得宠，经常与诸王、姜皎等人奉召入宫，在“御幄前连榻而坐”，与天子聚会宴饮。据说玄宗要是一天见不着他，就会闷闷不乐，若有所失；一旦见了他，立马笑逐颜开，赶紧拉他一块饮酒作乐，有时候甚至玩到通宵达旦。
王毛仲从玄宗那里获得的赏赐，有“庄宅、奴婢、驼马、钱帛”等等，可谓应有尽有，“不可胜纪”（《旧唐书·王毛仲传》）。王毛仲的正妻，本来已被封为霍国夫人，后来玄宗又赐给王毛仲一个小老婆，不仅在名分上与元配并列，而且连封号都共享。每次入宫朝谒，两个夫人总是成双入对，共承恩遇，别人领一份赏赐，王毛仲却能领双份。这两个老婆生下的几个儿子，小小年纪就被授予五品官职，且常常与太子一起游玩，贵如皇族后裔。
说起王毛仲所享的荣宠，还有一件事不可不提。
那是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冬，王毛仲的大女儿要出嫁，满朝文武争相送礼，都想借机巴结这位天子宠臣。玄宗也非常关心，问他还有什么需要，王毛仲拜谢说：“臣万事已备，就是有一两个客人请不来。”
当时的宰相是张说和源乾曜。除了玄宗外，最尊贵的客人莫过于他们两个了。玄宗说：“不就是张说和源乾曜吗，他们有什么不好请的？”
王毛仲答：“他们两位，早请到了。”
玄宗纳闷了。思索片刻，忽然明白过来，文武百官中，王毛仲唯一请不动的人物，估计就只有宋璟了。此公一向清高耿介、不阿权贵，虽说现在已不是宰相，可他的架子，还是端得比谁都高，怪不得王毛仲犯难。玄宗笑着说：“放心吧，你要的客人，朕保证帮你请到。”
既然是皇帝亲自邀请，宋璟当然不能不给这个面子。
第二天，宋璟果然应邀出席了。虽说在所有宾客中，宋璟是最晚到的一个，而且仅仅喝了半杯酒，就推说身体不适提前离席，可谁都知道，能让从不应酬的宋璟来晃这么一下子，王毛仲的面子已经是够大了。同时大伙也都猜得出来，这是皇帝帮的忙。
当今天下，能请得动宋璟的人，除了皇帝还能有谁？并且，能够让皇帝出面帮忙请客的人，除了王毛仲，还能有谁？
王毛仲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王毛仲之所以荣宠若此，绝不仅仅是靠运气，也不仅仅是靠他的家奴身份。
在他的发迹过程中，这两项因素固然起了重要作用，可假如他没什么突出贡献的话，像李隆基这么精明的皇帝，是不可能长期宠幸他的。
说起王毛仲的贡献，概括地说就是两个字：养马。
自从玄宗亲政后，王毛仲除了大将军的头衔外，还有一个职务叫做“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这个官名很长，也很拗口，不过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简称——弼马温。
是的，弼马温。
可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弼马温，因为它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中央禁军和帝国的边防部队提供战马。在古代，骑兵的地位和作用就相当于现代的坦克。在现代的常规作战中，没有坦克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冷兵器时代，没有骑兵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王毛仲这个古代的弼马温，要放在今天，就是陆军总装备部的部长。从单纯的技术角度而言，王毛仲在这个职位上的贡献大小，将直接决定帝国军队战斗力的强弱。
由此可见，玄宗让他当这个弼马温，并不是在冷落他，而恰恰是在重用他。
王毛仲没有辜负玄宗的重托。
唐朝立国之初，从隋朝得来的战马只有区区三千匹，经过将近五十年的精心蓄养和繁衍生息，到了高宗麟德年间，已经发展到七十万匹。然而好景不长，自高宗末年及武曌当政之后，帝国在军事上频频失利，战马数量损失大半，迄至开元初年，仅余二十四万匹。但是从王毛仲接手后，短短十余年间，战马数量又迅速回升到四十三万匹，将近翻了一番，其贡献不可谓不大。
为了展示王毛仲的工作成绩，同时也为了向四夷炫耀帝国的军事实力，玄宗东封泰山之时，特意命王毛仲精选了数万匹良马，“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旧唐书·王毛仲传》），在前往泰山的路上淋漓尽致地炫了一把。封禅礼毕，玄宗又加封王毛仲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一级，从一品），以此表彰他在蓄养战马上的功劳。自玄宗即位以来，获得这个头衔的人只有四个：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宰相姚崇、宋璟，还有一个就是王毛仲。能和这三个人同授此官，足见王毛仲所获的荣宠之深。
王毛仲在玄宗跟前红得发紫，自然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不过，一般的大臣不会嫉妒他。因为大臣们和他不是同一类人（出身背景不同），所以谈不上嫉妒。大臣中也许有人会喜欢他，有人会讨厌他，有人会亲近他，有人会排斥他，有人会敬畏他，有人会看不起他，但无论哪一种情绪，都跟嫉妒无关。这道理就跟男人有可能喜欢或讨厌女人的容貌，但绝不会嫉妒女人的容貌一样。
所以，会嫉妒王毛仲的人，最有可能是和他具有相同出身的人，亦即本来都是给李隆基当奴才的人。
这种人是谁？
宦官。
在当时，最嫉妒王毛仲的人，莫过于宦官首领高力士了。
高力士，潘州（今广东高州市）人，本名冯元一，是隋、唐两朝骁将冯盎的曾孙。武周圣历初年，其家因罪被抄，他被阉割为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他改名力士，送入东都朝廷。武曌看他聪明伶俐，就把他留在宫中担任随侍宦官。不久，力士因犯细微过失，遭武曌鞭挞，并驱逐出宫。就在举目无亲的力士即将饿死街头的时候，武三思门下的宦官高延福收留了他，并且认他为养子。从此，力士便以高为姓，留在武三思府中侍奉。一年多后，因武三思求情，高力士就被武曌重新召回了宫中。成年以后，高力士为人恭谨，办事严密，善传诏令，遂被授予宫闱丞之职。
玄宗为临淄王时，高力士倾心附结，追随左右，很快成了李隆基的心腹和忠实奴仆。先天政变中，高力士因参与诛杀太平一党，事后擢升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相当于宦官总管。从此，高力士风生水起，日益显赫。
有唐一代，宦官本来一直受到制约。唐初，太宗规定：内侍省的官职一律不能超过三品。至武周时期，武曌虽是女主当政，但宦官也还是没能得势。直到中宗一朝，宦官势力才逐渐抬头，宫中七品以上宦官已多达一千余人。而到了玄宗时代，宦官不仅在人数上增至三千余人，而且官秩越来越高，擢升三品将军者屡见不鲜，而穿红色（四品、五品）及紫色（三品以上）官服的宦官，则超过了一千人。
从开元时期起，以高力士得宠用事为标志，宦官作为一个强劲的政治势力，正式登上了大唐帝国的历史舞台——“宦官之盛自此始”。（《资治通鉴》卷二一○）
随着宦官集团的得势，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文武官员，皆奉承巴结唯恐不及。凡是宦官奉旨下到州县办差，每走一趟，收到的红包至少都在一千缗（一缗为一千文）以上。有了权势和金钱，宦官们的日子就越来越滋润了。他们纷纷在长安置地买房，经营田产，以至于“京城第舍、郊畿田园，参半皆宦官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三）更有甚者，一些有权有势的宦官还会光明正大地娶妻纳妾。比如高力士就娶了一个姓吕的官员的女儿，据说还颇有姿色。总之，除了不能生儿育女之外，这些当权宦官的生活方式完全可媲美于朝廷的公卿百官，其生活质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说，高力士等人活得这么潇潇洒洒、多姿多彩，应该没有理由嫉妒王毛仲才对。
可是，他们还是默默地、执著地、强烈地嫉妒了。
因为在高力士等人看来，王毛仲所受的宠幸远远超过了他们。
“中官们妒其（王毛仲）全盛逾己。”（《旧唐书·王毛仲传》）
同样作为李隆基早年的奴仆，王毛仲和高力士得到的恩宠究竟孰高孰低，实在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一切都只能取决于当事人的想法和心态。也许，作为生理上的残缺者，高力士等人在潜意识里，会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得到更多？或者说，看到别人和自己得到一样多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得少了？
有人说，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但一定会嫉妒别的乞丐。或许，高力士嫉妒的根源，还是在于他和王毛仲相同的出身。
在史书的记载中，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王毛仲对待宦官的态度。
“中官居高品者，毛仲视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则挫辱如己之僮仆。”（《旧唐书·王毛仲传》）这段话的意思是：对那些高阶当权的宦官，王毛仲往往把他们当成空气，视而不见；而对于那些官阶小的宦官，王毛仲则动不动就喝斥辱骂，简直把宦官当成了自家的奴仆。总而言之就是两个字：蔑视。
可是，王毛仲为什么如此蔑视宦官呢？
说穿了，其实就是因为出身相同，所以强烈渴望压过对方一头。
简单地说，就是攀比心。无论是高力士对王毛仲的嫉妒，还是王毛仲对高力士的蔑视，追根究底，很可能都是攀比心在作祟。不仅宦官们觉得王毛仲“全盛逾己”，说不定在王毛仲心里，也会觉得宦官们“全盛逾己”，所以才会通过蔑视来表达他的不平和愤怒。
古人经常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可事实往往是：正是同根生，相煎才会急！
相同的出身提供了最强的可比性，相似的攀比心又让双方戴上了一副同样不可靠的有色眼镜，这种有色眼镜又强化了同一种扭曲的竞争意识。因此，乞丐不嫉妒富翁，只会嫉妒别的乞丐。
说到底，人有时候不快乐，不是因为自己不成功，而是因为别人成功了。
王毛仲与高力士的种种矛盾纠葛，说穿了，不过如此。
其实，高力士等人之所以对王毛仲既妒且恨，却又敢怒不敢言，关键还不仅是王毛仲从玄宗那里得到的宠幸太多，而是王毛仲已经恃宠而骄，有意无意地让自己手中的权力无限扩张了。
最让人觉得可怕的，就是他对禁军的控制。
开元中期，除了朝中许多文官对王毛仲趋之若鹜外，当年跟随玄宗搞政变的那帮禁军将领，如葛福顺、李守德等数十人，也全都成了他的铁杆拥趸，人人唯其马首是瞻。其中，葛福顺还跟王毛仲结成了儿女亲家。这帮人依仗王毛仲在朝中的权势，恣意妄为，横行不法，朝廷有关部门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压根不敢过问。
此时的王毛仲开始有些忘乎所以了。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有了交结朋党的嫌疑，甚至已经严重逾越了自身权力的边界。
本来，这帮禁军将领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功臣那样被处理掉，是因为玄宗觉得他们是比较单纯的军人，如果他们不和朝廷大臣结党的话，就不足以对朝政产生什么影响，也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可现在，他们居然以王毛仲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意味着什么？
这分明意味着，王毛仲和这帮人已经对玄宗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如今的王毛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奴了，而是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朝廷百官也已通过各种渠道和他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利益关系。在此情况下，这帮具有政变经验的高级将领又把他奉为老大，那王毛仲的能量岂不是无人能及了？一边联结着朝臣，一边又控制着禁军，万一他生出什么野心，那玄宗要拿什么来防他？
每当想到这一些，高力士就会替玄宗捏一把汗。
可是，让高力士百思不解的是——玄宗似乎对此不以为意，不管王毛仲如何“骄恣日甚”，他却依旧“每优容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高力士是一个对玄宗忠心耿耿的人，无论在公在私，他都觉得应该向玄宗提出警告，让他对王毛仲严加防患，最好是尽早将其铲除！
当然，高力士此人生性谨慎，城府极深，在王毛仲权宠正盛的这个时候，他是不会随便动手的，更不会轻易暴露自己。
所以，他得先找一个人去试试水。
高力士找到的这个人，是时任吏部侍郎的齐澣（huàn）。
这个齐澣，就是当年送给姚崇“救时宰相”这四字评语的人。此人博古通今，明于吏事，早在中书省任职时就有“解事舍人”之称，如今正受玄宗器重。高力士挑选这样的人去打前锋，对王毛仲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而此时的齐澣急于想要博取玄宗好感，正好通过王毛仲这件事来向皇帝表忠心，所以高力士一开口，他就欣然同意了。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也就是王毛仲刚刚和葛福顺结成亲家不久，齐澣找了一个单独入奏的机会，郑重其事地对玄宗说：“葛福顺统领禁军兵马，不应该与王毛仲结为亲家。王毛仲是一个轻浅浮躁之人，权宠太盛，易生奸变。倘若不尽早加以铲除，必将酿成大患。高力士为人小心谨慎，而且又是宦官，足以在宫中任事，陛下尽可委之腹心，又何必重用王毛仲呢？”
其实，对王毛仲恃宠生骄的表现，玄宗也不是毫无警觉。就在前几天，王毛仲还刚刚开口跟他讨要兵部尚书一职，简直是得陇望蜀，贪得无厌！玄宗颇为不悦，当时就一口回绝了他。王毛仲为此怏怏形于辞色，玄宗当然也都看在了眼里。
而玄宗之所以一直没有对王毛仲采取措施，是因为王毛仲在朝中已经形成了一定势力，并且背后又有一大帮禁军将领支持，如果玄宗考虑不周，草率行事，就有可能激发事变。此时，齐澣能够在这件事上进言，玄宗当然是很欣慰的，但是这事得从长计议，急不得。
玄宗随即对齐澣说：“朕知道贤卿忠心为国，可此事非同小可，容朕慢慢考虑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
齐澣心中暗喜，觉得这回参王毛仲真是参对了。为了表现自己做事的沉稳老练，齐澣还刻意卖弄了一下，说：“陛下理当审慎为之，但有句话说得好，‘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万望陛下一定要严守秘密。”
齐澣这话的意思是：君主若不保守秘密就会害了臣子，臣子若不保守秘密就会害了自己。
尽管对玄宗这种精明的皇帝来说，齐澣这句叮嘱显得有点多余，但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于是玄宗欣然接受。
只是，玄宗万万没有料到，他这里谨守约定，守口如瓶，可齐澣那小子，却一转身就把秘密捅出去了。
事情是坏在一个叫麻察的人身上。
此人原任大理丞，因罪被贬为地方小官，齐澣和他交情很深，就出城为他饯行。好朋友分手，自然要喝几杯饯行酒。齐澣三杯酒下肚，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把他和皇帝的密约一五一十都说给麻察听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因获罪遭贬而愁肠百结的麻察听着听着，心中忽然亮光一闪，满腹愁肠顿时全部化成了惊喜——一个将功折罪、告密升官的机会不是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吗？
麻察在心中大笑：齐大人啊齐大人，您真是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