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本能地承认他们相互猜忌，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不愿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要是出现这种情况，客人会感到很尴尬，赶紧走到外面的走廊里去，意思是：“别怀疑我；看到了吧，我没拿你的东西；我不稀罕这些玩意。”一个有自尊感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也是同样的情形。
没什么能比一个人死得奇怪，更能引起中国人最强烈的猜忌了。出嫁的女儿死了，是个典型例子。尽管前面已说过，她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但她死后，要是对她的死有怀疑，父母却有相当能力控制局面了。她的自杀是一种机会，使她父母不再那样忍气吞声，相反，他们可以挺身而出，提出真金白银的赔偿要求。如遭拒绝，两家就会打一场费时费力的官司，首要目的是报复，而最终是为了保住娘家的面子。
中国有句老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明智的格言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步履必须轻巧。这就是为何中国人一般沉默寡言，但我们却不会这样。大祸起于微末，他们知晓这一点，我们却懵懵懂懂。
中国人的商务活动，多方面地证明了他们的相互猜忌。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双方都认为，暂时把事情交给中间人，这样对自己最有利，因为双方的利润比例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只有钱落入口袋，生意才算有效。要是这件事情有不少内容，有些就得写下来，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白银市场的混乱，有部分原因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双方都理由充分。每一枚银元加盖印戳，从中国南方推广到中国任何地方，证明了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忌本性；尽管他们想成交时是精明的，但不想成交时，更精明。一个顾客，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希望天黑之后再用银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古怪，难怪城里的每个店家都反复唠叨：今天打烊，明日请早。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很精密，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获知，钱庄汇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但这些票据绝非常见，而且看来也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流通。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这样做确有理由。
中国的高利率，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互相没有信任的明证。这种大榨取，主要不是钱的使用费，而是巨大风险的保险金。中国根本就没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这并非这个帝国的资源开发不发达，而是因为相互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民无信不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长期背离这句教导，导致大家的利益损害很大。
几年前，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纽约华人社区情况的报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在商业上相互猜忌的奇异案例。当地这个中国人的团体，大概同中国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团体没什么区别。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十二名首脑当市政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锁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国式铜挂锁，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那种构造精密外形好看的暗码锁。这十二位市政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要是想打开保险箱，就必须十二个人同时到场，每个人打开自己的那把。这些杰出的市政官中有一位不幸死了，于是，市政事务陷入大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占据他的位置，这是因为慑于这样一种迷信：死者嫉恨他的继任者，让他同样下场。直到一场特殊的选举之后，有人才填补了这个位置，才会重新运行。这件小事可以管中窥豹，可以从中看清中国人的许多特性——组织能力、经商能力、相互猜忌、无限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制度和发明的无言漠视。
中国的官府，同样缺乏信任。宦官实际上是亚洲所特有的东西，中国很早就存在了；但当今的清室却用很有效的手法，控制了这个危险的阶层，收缴了他们在历史上为害的权力。
当矛盾的双方，比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进行深层次合作时，必然出现猜忌。而满人和汉人在政府管理上的奇异构成，以及人事安排，都说明他们之间相互猜忌：“六部”中满人担任正职，汉人也许就担任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器得以运行。庞大而重要的检查机关，同样证明这一点。
那些洞悉中国官府内部的人，他们的看法让我们确信，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相互猜忌，在官场上同样如此，它不可能是其他样子。中国官员的本性就是，上级疑忌下级，因为这些对手令他们不安。另一方面，下级对上级也免不了猜忌，因为上级可随时让他调任或免职。看来有根据相信：各级官员都程度不一地妒忌庞大而有力的文人阶层，而官员们又一致对外地防备着老百姓。后一种心情，可以解释为何会有那么多半政治性质的社团，因而整个帝国成了个大马蜂窝。一个知县可以压制著名如“在理教”这样的社团年会，只不过因为这个社团禁止抽鸦片、喝酒和嚼烟草。知县会把他们预定的宴席，找借口转给他衙门里贪婪的“虎狼”胡吃海喝。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在理教密谋反叛，证据确凿，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设好他们必定那样干。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教派当然也不例外。这种通常的猜忌，想根除全部问题。政府随时干预，抓住首领，发配或除掉，此刻，疑忌消除了。
很明显，这里谈论的相互猜忌的习性，强化了前面讨论过的因循守旧，从而使新生事物无法得到采用。人口调查，由于政府很少为之，致使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感到陌生，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熟悉。因此，这种人口调查总是让人怀疑，认为别有居心。这种猜忌的真实性，可以用笔者居住所在地的邻村的一个事件而言明。有两兄弟，其中一个听说已下令进行人口调查，自己断定这表明要强制性移民。在此种情况下，按照当地风俗，他们中有一人要留在家里守祖坟，弟弟确定自己要被迁走，就自杀了，免得迁徙之苦，以此挫败了官府的如意算盘。
猜忌与保守的结合，使那些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中国人，一直在泥泞的道路上蹉跎岁月；这一致命的结合，同样也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引进，而铁路的引进是必然的。对官府动机的猜忌，将长期阻碍中国需要的改进。三十多年前，曾有人向北京一位高官指出，发行银币很重要，那位高官很切实际地说，改变这个帝国的货币，永远不可能：“要是那样去做的话，老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朝廷要从中谋利，那就办不成的。”
开采矿藏也障碍重重。要是开采得当，应该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国。地下的地龙（蚯蚓），地上的贪腐和猜忌，花招百出，使得这方面任何最基本的进步都无法推进。不管好处有多大，有多明显，当人人对此猜疑之时，新事物的引进就差不多不可能了。已故的倪维思博士在芝罘（烟台）为中国培植外国高级品种水果，辛勤工作，显然，这些水果能产生巨大收益。但他每做一步，就不得不与这种猜忌作斗争。换一个没耐心、没善意的人，早就甩手离去了。一旦收成好了，这种阻力就渐渐消失了。但中国海关对养蚕种茶进行调查时，这种猜忌却十分触目。那些和这些事情有关的人，如何相信，与祖辈传下来的经验相反，这次调查的目的不是征税，而是促进改革，增加劳动者的收益？谁听说过？谁能相信？对这种宏伟计划，中国人心里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荷兰老谚语来表达：“狐狸跳进鹅圈，招呼道：早上好，弟兄们。”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这个话题吧，它与外国人的关系特别深。对外国人非常猜忌，经常伴随（或许主要也是因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外国人干出最了不起的事，只需举手之劳。要是一个外国人走到一个他常去的地方，人们由此推断，他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要是他注视着一条河流，那他肯定是在目测河里有没有贵重金属。人们认为他能透视地下面，看出是否有最值钱的东西可以挖走。要是他参加救济饥民，人们不用多想，就知道他根本目的是要挟持一批这个地方的人去海外。正因为“风水”的观念，外国人不准爬上中国的城墙。而在中国的外国建筑物，其高度必须严格规范，如同帝国的边境线一般。中国看来完全没有自然科学的观念。贝德禄先生提到过四川一个山区有一种说法，认为长罂粟的地方，地下就有煤。但这不单是愚民的概念，因为彭北莱教授宣称说，北京有位高官告诉过他同样的事情，并将不清楚煤的生长速度，来作为反对大规模开采的理由。据说，已故大臣文祥读了丁韪良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后，有人问他的看法，他回答说，书中科学的部分他准备接受，但“宗教部分”（其中断言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实在不以为然。
外国人考察中国，这事完全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眼下的状况。看到李希霍芬骑马游历乡间，他那副漫游者的样子，使四川的当地居民把他看成战败的亡命者。许多中国人，尽管过后十分了解外国人，但他们初次见到外国人时，要是这个外国人碰巧身材很高，他们都会心中暗惊。许多中国女人受到劝告，她们一旦自己走进外国人的房子，致命的咒语就会起作用，让她们中邪；要是最终硬要她们进去，她们也绝对不会踩外国人的门槛，或者照外国人的镜子，因为那样做，就会有生命危险。
几年前，来自中国内地的一位年轻学者，到笔者的居所，来帮助一位新来的人学习汉语，由于他们那里对外国人差不多一无所知，因此他与外国人就不免难以沟通。他呆了几周之后，突然想到他妈妈需要他照顾，就走了。他说好某天回来，但再也没有出现。在我这个“老外”家中时，这位精明的儒学家，从没喝过一口仆人按时送去的茶水，也没吃过一顿饭，以免麻醉药下肚。当另一位教师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把自己写给母亲的平安家书放进去，并示范给他看，只要用舌尖舔湿信封即可封口时，他的神情马上紧张，转而客气地请那位教师替他代劳，因为他说自己实在不会。
这种心理定式，使中国人对外国人印刷的中文书籍有了一种顽固的看法。他们一般推断，书中有毒。而油墨的气味就是小说中的“蒙汗药”。人们有时还会风传，这种书，谁要是读上一本，就会变成外国人的“牛、马”。我们听说的一位小青年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读了此种一本小册子的开篇之后，就慌忙扔掉了小册子，跑回家，告诉朋友说，要是谁读了这本书，并且撒谎，就肯定会下地狱！有时，分发信教书刊的小贩会发现，这些书送不出去，并非如一些人猜想的那样，是因为人们敌视书中的内容，其实书中写的什么，人们不知道，也没什么可怕的，而是因为人们担心它是以赠书为由的敲诈，中国人太熟悉这种套路了。
要是一个外国人想记下中国孩子的名字，据称这个做法居然将一所马上兴办起来的学校所有学生吓跑了。因此，记名字这种做法不明智，它所引起的猜测，同样会引起慌乱。汉字的拉丁字母拼音系统，起步阶段当然碰到过这种异议和猜忌。为何外国人教学生写的东西家里人读不懂？世上的一切解释，都难以向一个满腹狐疑的中国老人讲清楚，因为他认为：多少辈人都认为汉字够完美了，对他的孩子也就够好了，比起不知祖先是谁的外国人的发明来，要好多了。差不多可以说，外国人提出的一切，都会遭到反对，理由就是，那是外国人提出来的。“柔顺的固执”这个特性，会使你的中国朋友用最富礼节的话向你明示：你的建议很巧妙，但很荒唐。
在外国人手里，讽刺是一种武器，但绝对不对中国人的胃口，有一位外国人，他对中国人的了解绝对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对一个仆人的过失，他曾在厌恶之中用英语骂他是“骗子”。这个仆人后来问一位精通中文的夫人，问那句英语是什么意思，才知道这个字眼是说他的，“这致命的刺痛深深地激怒了他”。那些读过罗伯聃先生《伊索寓言》中文译本的官员，他们的心态与这位北京仆人一样。这些官员不禁悟出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的微言大义，为了预防，他们竟查禁了此书。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猜忌，最冥顽不化的，要数发生在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和诊所里的事情了，现在这样的医院和诊所已经遍布全国。在众多病人中，确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仁心和仁术，表现出的信任既含蓄又深情。还有不少人，他们的感受我们所知很少，除非细心追问，才知道他们还在相信那些很荒谬的传闻，比如把人眼和心脏摘取制药，外科医生喜欢把病人剁碎，外国人在地窑里可怕地处置中国孩子。一二年之后，这样一家医院的好处传扬开来。真相现出，谣言不攻自破；但是，这些谣言还在数以万计地流布，令许多人信服，就像八月间的霉菌，一次次地从暖湿的土地上冒出来。
中西交往的全部历史，在中国一方，是猜忌和诿过，在西方，无疑也有不少误解和过错。回想这段历史令人难过，而那些负责谈判的人，出力而两面不讨好，也没有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在中国，外国人自己经常就得充当外交家角色，应该明白该怎么做。我们下面的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事情是这样的：有位外国人，想在一个内地城市租一些住宅，而当地官员却摆出各种理由来拒绝。在一次事先安排好的会见中，这个外国人一副中国人的打扮，带着不少书写用品。初步交谈之后。这个外国人慢慢地打开了他的文具盒，放好纸，看看钢笔里面有没有墨水，一副专注的神情。那位中国官员很好奇地看着。“你在干吗？”他问。这个外国人解释说，他只是整理一下“文房四宝”——仅此而已。“文房四宝！用来作什么？”“记录你的答复。”外国人回答说。这位官员慌忙向这个外国人保证，别记了，满足你的要求吧！这个官员怎么能保证，那份他不可能知道内容的神秘文件，下次他会在什么场合再听到呢？
中国是一个充斥谣言的国家，人们天性怕事。前几年，旅居新加坡的华人中，就有这样一种谣言，使得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之后去走某一条路，因为据传那条路上会有突然砍掉脑袋的危险。这个帝国或许永远无法从这种恐怖的时代里走出来，这种恐怖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人，所感到的一样真切。无根的轻信和相互猜忌，是这些可怕谣言产生和滋润的土壤。当这些谣传与外国人有关时，长期而又痛苦的经验表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而应该刚传出来就赶紧辟谣。要是当地官员能认真制止这些谣传，也就没什么大碍了。要是不加制止，任其传播，结果就会导致天津大屠杀那样的暴行。中国处处都适宜迅速传播此类谣传，几乎没有一个省份没有这样那样地传播过。为了彻底制止那种事件的爆发。极有必要抓紧时间解决，这如同地质学的结果一般重要。避免那种事件的最好办法，是用无可争议的实例教育，让中国人确信：外国人是中国人真诚的祝福者。这种简洁的命题一旦牢牢确立，“四海之内皆兄弟”才会初次成为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