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将军生前无意留名于后世，晚年很少与人谈及自己生平活动情况，也未命人着意收集、保存与己有关的文字及图片资料。因此为这样一位西北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写传记一度似乎是很困难的。我在童稚和青少年时代因叔祖父王新令先生之缘，得有与邓将军谋面的机会，却由于长幼之隔，只留下了一位谆谆长者的印象。但叔祖父晚年病榻上向我娓娓而谈的邓将军的一些事迹，却成了我步入中年时打算为他写一部历史传记的“思想酵母”。1979年开始，我即搜集、整理、核实能够到手的资料。当时感到困难不小，因为许多重大活动的资料是阙如的。
然而，历史是有情的。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的重视与努力，有关邓宝珊将军资料的专题收集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邓将军当年部属甄载明、石佩玖先生尽心力于此项工作，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革命前辈李维汉、习仲勋、汪锋、肖劲光、金城、杨嘉瑞等也写了纪念、回忆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史实。这些，使我完成一部系统的、比较全面的传记的工作，具备了条件。
1987年1月起，我在兰州大学科研处的支持下，三易其稿，于当年7月完成了这部书稿。定稿后又看到一些可供采纳的材料，因已付排不能补入，不无遗憾。但所私幸的是，本着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自己在写作中力求忠于史实，在记载传主主要活动方面尚无遗漏。作为一部记实性的历史人物传记，本书对其他研究者尚不乏参考价值。
民国时代在西北较长时间生活的老一代人，对邓宝珊将军是熟知的，后来的年轻人则缺乏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这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新民主主义时期一直热心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视之为“军阀”。有的是出于政治迫害的动机，有的则是因为对历史的无知。对旧时代缺乏了解的人，不懂得当时政治环境之复杂，往往苛求前人，习惯于对近现代历史人物采取简单的“红脸”“白脸”的划分。一度十分流行的这种作法是应当纠正的。在中华民族统一大业急待实现的今天，我们反思历史，深化对一些民国人物的认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本书能对增进青年同志了解我国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功绩，有所裨益。
仁者爱人，人爱仁者。邓宝珊将军从他的少年时代到古稀之年，其关心国家、体恤民瘼、爱人以德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所以，他生前得到人们的尊敬，逝后又为人们所缅怀。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少社会人士给予了关心和鼓励，就是一个例证。给予作者鼓励的还有民革甘肃省委、邓宝珊故居筹备组。
石佩玖、甄载明、王焕文、张润民等先生，或提供资料、或帮助核对史实，给作者很大方便。特别是石佩玖、甄载明两先生，将自己未发表的资料手稿交给作者使用，这种无私精神感人至深。高旭华先生为审阅、修订书稿付出了很多辛劳。刘光华先生、杨效杰同志在加工书稿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吕福元同志在搜集图片的工作中，给作者很大帮助。
邓宝珊将军的子女邓惠霖、邓成城以及其他亲属，热情接待作者的访问，并提供了资料。左嘉猷先生因公殉职前半月阅看了全部书稿，提出了修改意见，令作者至今感念。阅看书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的还有胡景通和杨仲璜先生。
对所有帮助是书写作、出版的同志，作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劲
198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