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延安之行，初识了毛泽东。毛泽东的谈话对邓宝珊后半生所走的道路起了积极作用。此后，邓宝珊每次去西安、重庆开会，途经延安都要逗留数天乃至旬日拜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延安方面也总是对他礼遇有加，交际处除照应邓一行的生活外，还安排他参观、看戏。邓宝珊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同志在不断交往中增进了友谊。毛泽东和邓宝珊的信使往还频繁。互相之间为了表达敬意，还时而互赠礼品。毛泽东送给邓宝珊的礼品有书刊、延安制的皮卡衣等，邓送毛的多是炮台牌、三五牌香烟。
一九四三年两次延安之行
1943年5月，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国民党部队蠢蠢欲动，妄图挑衅。为了击退蒋介石的进攻，把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做了多方面努力。6月，邓宝珊奉国民党中央电召去重庆。经过延安时，受到热烈欢迎。邓宝珊从榆林出发前，重庆方面电示他绕道宁夏来渝。邓宝珊看电报后给亲信人员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线。”8日，邓一行乘马启程。
当邓宝珊与随行人员《大公报》驻榆林记者杨令德、晋陕绥边区副参谋长于浚都等十余人到达陕甘宁边区境内的米脂县时，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闻讯，特派已在这里工作的杨拯民迎邓宝珊一行人境。6月10日，到达绥德。绥德地委和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习仲勋主持，徐向前和邓宝珊在会上讲了话。17日，邓一行到延安，延安方面派队伍在郊外列队欢迎，然后下榻交际处。
毛泽东当天就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接风洗尘。出席欢迎宴会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数十人。邓宝珊与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毛先生发胖了！”毛泽东回答说：“这是我们军民搞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所致。邓先生的身体也好得多了！”邓很坦率地说：“这是我戒了大烟的结果。”宾主笑而入座。宴会后，举行了欢迎晚会。由叶剑英致欢迎词后开始演出节目，有《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邓宝珊看得很高兴，不时鼓掌。此后两天，朱德、贺龙又分别宴请邓宝珊。朱德给邓讲了他在云南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的情况，叙述十分详细，邓听得很入神。朱德还询问了当时陕西的情况，邓作了回答。贺龙口叼烟斗给邓宝珊讲了红军长征中的山川风物，令听者顿生豪情激荡、气壮山河之感。邓注意到贺龙不吸香烟，后来曾送给贺一些上好的烟草和一只别致的烟斗。
第四天，毛泽东又亲自在交际处宴请邓，表示送行之意。宴会前后，大家围坐院内纳凉，漫谈颇久。毛泽东谈话出语幽默，态度平易近人，引得满座春风。他的湖南乡音，使听者特别增加了注意力，一旦会意，倍觉欢畅，座中笑声因此不绝。讲到国内形势时，毛泽东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边区，不过是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子，就全砸烂了。”邓宝珊笑着说：“其中可能也有些石子。”毛泽东会意后，仰面大笑良久。
在那几天里，邓宝珊和毛泽东单独会谈数次，并看望了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也回拜了延安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看了话剧和改编的京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再就国际国内形势与邓宝珊交流看法。毛泽东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面临光明的前途，连蒋介石也感到了这个变化。但蒋的对策是加紧策划反共。希望邓先生和我们合作，要求蒋介石放弃独裁，实行民主。邓宝珊表示，自己将为民主建国尽最大努力。
邓宝珊这次放弃坐汽车而乘骑到延安，是为了沿途参观了解边区之方便。一路所见，使他感受颇多。单就部队服装，就给他以迥然不同的印象：邓由榆林出发时，他的部队的士兵还穿着旧棉衣，一进陕甘宁边区境内，八路军都穿着自织自染的灰布新夏装，两相对比，邓宝珊不禁羡慕。后来到达陕西中部地区，蒋介石嫡系部队穿的又都是崭新的草绿色夏服。杂牌军与中央军截然不同的待遇，使他触景生情、黯然伤神。延安以南，邓改乘汽车而行。
到西安前，邓宝珊在三原家中休息了几天。驻在当地的国民党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陶峙岳给予邓以隆重礼遇，亲自到城外车站迎接，后又互访晤谈。
7月上旬邓到西安。适遇由重庆返回延安经此的周恩来、林彪。10日晚，周恩来访问邓宝珊。邓在西安各方相识的人甚多，常常门庭若市。为了认真倾听周恩来的谈话，邓传令不见其他一切客人，由杨令德托言婉谢。和周恩来的谈话，使他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建国的思想更加坚定了。
到重庆后，蒋介石六次召见邓宝珊，其中几次是单独召见。与此同时，邓宝珊拜谒了宋庆龄、于右任、冯玉祥，出席了孙科、孔祥熙、徐永昌等人的宴请，会见了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又经陕西籍作家郑伯奇介绍，会见了郭沫若。冯玉祥是邓宝珊的老上级，邓对冯很尊敬，言时必称“先生”而不带姓。邓戒大烟后吸纸烟，但在冯处也不吸了。冯玉祥备了丰盛的午餐宴邓，仍然不失早年作风，有肴无酒，大盘大碗，以实惠为目的。
重庆正值酷暑。由于蒋介石要邓宝珊等着列席9月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所以邓只好坚持忍耐。使邓宝珊更感忧虑和生厌的是国民党内的反共喧嚣。他与一些进步人士中的朋友企图探求一条和平团结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道路。蒋介石最后一次接见邓宝珊时，邓斗胆犯颜，向蒋直陈内战千万打不得，讲话中说：“我愿把领袖（指蒋）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内心震怒，但随作一哂，未予作答。邓宝珊回来后把经过给于右任说了，于埋怨他：“你讲那话不要‘颡’了？！”关中人称人头为“颡”，足见问题之严重。邓宝珊表示，国难当头，如再搞“兄弟阋墙之争”，后果不堪设想，自己这次冒险犯难，顾不得许多了。于右任转而称赞他敢于直言，说：“你老弟为国事不怕活不到五十岁，我反倒希望你为国家高寿百龄！”原来这一年11月就是邓宝珊的五十大寿了。于遂为邓书“百寿字幅”，用不同字体为邓写了一百个“寿”字，百字百样，无一重复，确为珍品。邓后到延安、榆林，每每示人，以为殊荣，这件书法佳作后来于内战中在榆林不幸丢失了。后来，于又告诉邓，蒋这次本有调邓为甘肃省主席之意，因此也作罢了。邓听后毫无惜悔之意。
9月中旬，邓由渝返西安、三原，因顾虑内战，产生了不愿在榆林呆下去的念头，曾向胡宗南表示引退。胡以榆林形势复杂，不敢贸然易人，故尽力拉拢邓，要邓仍回榆林坐镇。老友杨明轩也批评邓不应在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候“急流勇退”。于是邓在三原度过五十寿辰后再返榆林。11月中旬经过延安。
邓宝珊到延安前，毛泽东让中共中央交际处把续范亭从柳树店接来，俟邓到后同住；又指示交际处对邓仍要热情接待。毛泽东说：“邓先生是国民党里的联共、抗日派，我们对他的团结方针不变。他如有困难，我们应按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予政治上、物资上的帮助。”他还举了中共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者不积极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削弱了反蒋力量，也给红军造成困难处境的例子，说明团结邓宝珊这样的国民党朋友的必要性。毛泽东最后说：“对国民党内的进步派、顽固派，我们决不能等量齐观，一定要区别对待。对进步派，一定要真心真意地帮助！”
续范亭有文记这次和邓宝珊的见面：“十一月十六日晨，交际处通知，昨晚邓总司令由西安来，予则同友梅（邓宝珊次女）赴交际处畅谈尽日，闻重庆因国际转变亦渐渐提倡民主，对内用政治方法解决，但事实恐尚远，诚意恐亦谈不到也。次日适予五十整岁，邓、贺（龙）、林（伯渠）、谢（觉哉）、南（汉宸）、徐、萧、韩、彭共为小酌。席间畅谈甚欢，予对大家说，不管寿不寿，将此余年完全贡献国家贡献革命，革命斗争中心亦有幸福也。”
邓宝珊返途中在西安逗留，尽管已是秋天，但他内心烦忧，总觉没有从重庆酷暑的高温中彻底摆脱。进人陕甘宁边区境内，才感到心神为之一爽。这次在延安，他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对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十分赞扬。他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一再提高声调说：“我是大家的朋友！”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鼓掌声。
在和毛泽东见面时，邓宝珊略叙了重庆之行的主要活动。
在这次接待中，交际处为邓宝珊安排了几次文艺晚会。有一次是看鲁迅艺术学院演的《莫斯科人》，邓宝珊看得很入神。还有一次，节目主要内容是揭露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当时边区反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余波未尽），其中有《血泪仇》、《保卫边区大活报》、《赵富贵自新》等。有的内容是公开批判蒋介石的，这使邓宝珊感到很为难，既不便鼓掌，但出于礼貌，不得不随着群众的鼓掌而略表赞许。活报剧中有蒋介石被打倒，从桌子上栽倒下来的场面，使邓宝珊更为尴尬。陪同观看的周恩来、林伯渠等对这次演出的安排十分生气，下来后立即严肃批评了交际处长金城，指示第二天再搞一台节目，扭转这次晚会的不良影响。
第二天晚上交际处组织了一台延安平剧院的演出，都是传统的折子戏，其中有《打渔杀家》、《棒打无情郎》等。客人看得轻松愉快。《棒打无情郎》剧情的结局有所改动，演到金玉奴被当了官后忘恩负义的丈夫莫稽推下水后就结束，被救和大团圆结局没有了。邓宝珊看到这里，连连称赞说：“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延安的同志听了，都深为邓宝珊有此思想认识而感到惊讶。邓宝珊在延安偶受风寒，感到不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十分关心，亲往慰问。还请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来诊视，不久就康复了。毛泽东考虑到时将入冬，邓宝珊衣着不备，特函告金城将“狐皮十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
老朋友续范亭在交际处与邓宝珊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续思想激进，由爱国抗日走到了共产党一边，已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续范亭希望邓宝珊更坚定明确地走向人民革命的阵营，殷殷之心，溢于言表。一天，毛泽东派人去交际处接来邓宝珊与续范亭，和朱德、周恩来一起与他们谈心。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国共两党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邓先生你我都是过来人，历史经验证明，内战的路走不通。蒋介石只有从根本上放弃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国民党的出路。我们大家都必须为此而奋斗。之后，周恩来、朱德、续范亭也都围绕毛泽东的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宝珊赞同制止内战，认为这是民心所向。此夜归后，续范亭心情激动，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犹新。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并自注云：“予与宝珊民国三年相识于华山下，计来三十年矣。三十中常在一起革命。抗战以来，我在晋西北，宝珊在榆林总军，一九四三年过延感旧，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处口占。”续范亭的晚年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与邓宝珊的联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续范亭对邓宝珊的信任可以说是终生不渝，这渊源于他们在孙中山民主主义旗帜下共同奋斗的经历。“华山聚义”、“反袁逐陆”、参与北京政变和国民军的活动、参加首次国共合作，他们都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就是在人生的低谷时期，他们或携手而行，或相互思念关怀，情谊一如既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为中华民族奋斗的理想，使续范亭对中共统一战线有着超乎一般人的深切认识。
在延期间，老朋友南汉宸偕夫人王友兰多次看望邓宝珊，叙旧并畅谈时局。南汉宸请邓宝珊对延安的工作提意见。邓宝珊说：“我对延安的观感一切都好，就是听说不久前的整风抢救运动中把许多来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指控为叛徒、特务、内奸批判斗争，有的人还被捆在延河边树上逼供。我看哪有这么多坏人？不知毛先生知情否？”南汉宸笑道：“邓先生你讲得好，这些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已作了纠正，发了文件严禁搞逼、供、信。毛主席提出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真正的好人就更不能诬陷了。”
12月上旬，邓宝珊一行离开延安回榆林。邓宝珊此次在延安住了近20天，西安和榆林的特务又以为有机可乘，造谣说“邓宝珊在延安被共产党扣留了”。邓宝珊回到榆林，西安方面竟有人打电报来“表示慰问”，说什么祝贺“脱险”云云，使邓宝珊一行既觉荒唐，又感可笑。
毛泽东对邓宝珊此行十分重视，邓离去后，他在给续范亭的信中说：“邓先生西北人望，调护国共关系，出力甚多，此次南行，讲了许多好话，我们心中感谢他。惟此次见面，似不满足，因我们未谈具体办法。其实我们毫无具体办法，例如撤销封锁，承认边区，恢复新四（军）等等，除听候国民党解决外，我们方面是毫无办法的。边区周围情况仍紧，惟国际环境日好，日寇又有进攻之势，时局或可不走向决裂。明年春夏尚有一关，过了此关，或有好转之望。”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全国人民，包括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反对，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谴责，最后被完全制止了。邓宝珊也为此出了大力。所以第二年12月，毛泽东特写信再次向邓宝珊表示感谢，并对他抗战中支撑北线，保护了陕甘宁边区的功劳给予赞扬，原信全文如下：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变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周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
不胜企望之至。
专肃
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1943年邓宝珊在两次延安之行时与毛泽东的晤谈，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两年之后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还提到了他和邓宝珊谈话的一些内容。他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也是有节的……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几千年，才有马克思主义。”在此我们不难体会到他们交谈的深入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