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蒙古族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灵榇的西迁，稳定了蒙古王公的抗日情绪，对增强蒙、汉人民的团结，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成灵内迁，当灵榇途经延安时，举行了万余人参加的盛大祭奠，谢觉哉主祭，滕代远等陪祭，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八路军总部、边区政府都献了花圈。祭奠的灵堂设在十里铺，灵堂中央高悬“世界巨人”横匾，两旁悬对联：
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承续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
反映成灵内迁的记录影片放映后，鼓舞了大后方人民的抗日热情。这件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于右任1941年到兰州后曾作《谒成陵》曲：
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
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越调·天净沙）
此词风传一时，毛泽东在延安闻之，亦颇欣赏。后于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到于右任处赴宴，于盛赞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于说这两句诗对“青年上进，鼓励有加”。毛泽东笑而回答：“何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之深也。”
邓宝珊在榆林期间，对伊克昭盟蒙古王公做了许多团结工作。尽力搞好各旗布防外，时常督饬驻蒙旗军队不得扰民。成灵西迁后，蒙旗王公情绪得到安定，盟长沙王和达拉特、杭锦、郡王、乌审、准格尔、鄂托克等旗王公、官员，每年都亲来拜会邓宝珊，感谢对他们的保护。邓每次接待他们也总是优礼有加。
1941年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在伊克昭盟施行民族压迫政策，蒙族人民不堪其扰，激起了事变。该年初，陈长捷根据传言（说札萨克旗的西官府同情共产党）把西官府骗到东胜枪毙了，这就引起了蒙族群众的愤怒和反抗。4月，札萨克旗保安队劳赖带兵夜袭了亲近陈长捷的蒙政会委员白音仑，打死白音仑及蒙汉官兵三十多人。陈长捷仍不醒悟，反而大兴问罪之师，抽两个团包围了札萨克旗，占据沙王府，并追击沙王至台葛庙附近的红柳区。双方发生激战，造成地方与驻军间严重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蒙古王公和牧民群众怒不可遏。在大敌当前的抗日时期，发生这样的萧墙之乱，引起了各方面的震惊和关注。邓宝珊、高双成闻讯，即派总部副官处长彭尔玉、八十六师副官主任王公弼前往乌审旗西南部寻找沙王，请其到榆林居住，以保证其安全。经邓、高了解详情，函电交驰，多方调解，事态方告平息。蒋介石派傅作义和姚琮往札萨克旗向沙王赔情道歉，送法币二百万元作为重修王府之费，陈长捷被撤职查办。伊克昭盟方恢复安定。
抗战期间，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驻陕西府谷哈拉寨镇。这个镇在历史上曾属于内蒙古准格尔旗，因被毛泽东称誉为民族英雄的抗日名将马占山驻节于此而名闻全国。1937年，正当国难当头，马占山带领组建不久的挺进军，奉命“警卫伊盟，兼守河防”，于当年底进驻内蒙古准格尔旗，后移师于此。八年浴血，马占山以哈拉寨、准格尔为大本营，整肃军纪，操练兵士，率部屡出奇兵，给侵略者以重创，有效地守护了河防，防卫了伊盟。归绥保卫战，东胜擒奸，关河口激战，大营盘守地，夜袭河口，收取萨县，挺进百灵庙，移师张北，数千名将士战死沙场，血染荒原。
1942年，为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马占山将军在当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捐助下，建造了一座忠烈祠，以告慰忠魂、激励后人。忠烈祠依哈拉寨外山势而建，凿岩而进，辟为厅堂。山上建有纪念塔，山下建有八角亭，即拜碑亭。内立由邓宝珊将军为抗日将士题写的十四个苍劲的大字：“碧血有痕留战垒，青山无语拜碑亭。”傅作义将军的题词是“浩气长存”。塔上有一副对联：“飒爽英姿铁马金戈，一梦峥嵘片石透风。”横批为“塞月千秋”。
二 与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关系
延榆协防抵制进攻边区
邓宝珊前往榆林时，就考虑了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问题。由兰州出发的同时，已派秘书汤昭武到西安，取得杜斌丞的介绍信后，再去延安联系。朱德总司令首先接见了汤，听取了有关情况后说：“邓先生坐镇榆林的消息，我们已经得到了。对此延安方面非常欢迎，愿与邓先生合作抗日。请转告我们的意思。”几天后，毛泽东又接见了汤，他说：“邓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将来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处好是没有问题的。请你转告邓先生，有什么需要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帮助。”并嘱汤：“既然邓宝珊军团长已经到了榆林，你就不必回兰州，直接去榆林好了，尽快向他转达我们的欢迎之意。”
为了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邓宝珊到榆林后，又派副官石佩玖与八十六师副官高少白，带着他与高双成的信件，前往陕甘宁边区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所在地绥德，拜会了陈奇涵司令员。此后，邓宝珊在绥德设立了办事处，派绥德开明士绅、前八十六师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刘绍庭为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延安方面的联络工作。抗战期间，榆林与延安方面频繁的信函往还，许多都是通过刘绍庭传递的。他既是榆林总部的派出人员，身为八十六师参议，以后又是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以这样特殊的社会身分，他经常风尘仆仆往来于延安——榆林道上。
驻绥德办事处设立后，陈奇涵司令员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司令员肖劲光、陕北联防司令高岗，先后到榆林与邓宝珊、高双成晤谈，相互达成了和平相处的口头协定。邓、高在安辑流亡部队的同时，还认识到，联合友军八路军，协守黄河防线，是当时又一重要任务。邓宝珊的指挥范围，东南自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起，沿陕甘宁边区至三边；东北自军渡沿黄河右岸直到包头、五原以南的伊克昭盟全境。经商定军渡至贺家川一段边区通往晋西北的河防，由边区部队驻守，其余由榆林部队负责。位于陕北绥德地区和山西临县交界处的碛口和军渡，为陕甘宁边区与前方各抗日根据地的两个重要通道，由于边区与榆林建立了良好关系，使这两个通道一直畅通无阻。1938年3月和1939年夏，日寇两次进犯山西保德和陕北府谷两县，榆林部队渡河迎头痛击，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则从侧翼截击，迫使日军仓皇撤退。两次共击毙敌二十余人。生俘日军二人。抗战的头几年，榆林和延安几遭敌机轰炸，双方都互通电话，进行联合防空。延、榆之间，邮电往来不受限制。边区出版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都给榆林的机关、部队邮赠。1939年4月，邓宝珊由北路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肖劲光给他打了一份电报，表示祝贺，电文一开头就写道：“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一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宏猷而建奇功，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给邓以很高的评价，并寄予了巨大期望，表示双方应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反击日寇的侵略。6月到7月间，肖劲光到绥米一带河防部队检查战备工作，也到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去拜会过邓宝珊，受到邓宝珊的热情款待。当时同去的还有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教授。李是曾被国民党政府非法迫害过的全国闻名的“七君子”之一，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又因争取和平民主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那年他是专程到榆林去看望邓宝珊的，路过延安时，与肖劲光结伴而行。交谈中，邓宝珊流露出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不满，而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设，表示拥护和赞赏。肖对邓能够坚持抗日，坚持对我党我军友好的态度，也表示了赞扬和感谢。双方都同意团结对敌，遇到事情多商量，互相体谅，友好相处。
两方合作的重要方面之一，是维护延榆交通的畅通。1938年3月，邓宝珊命令新十一旅二团派两连兵力保卫连接榆林至边区的公路安全，他叮嘱驻鱼河堡的副官长张润民说：“你们的任务是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这一段公路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进入！”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胡宗南曾私下三令五申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人员和物资，但邓宝珊和高双成都不予执行。不仅货运无阻，人员往来方便，还尽量利用私人关系，从国统区为延安方面采购急需的物资。延安方面则对榆林军队赴西安接运武器弹药、被服装备以及从关中接收壮丁，给予借道北上的充分方便。双方真正体现了“互助互让”的精神。
榆林是国民党政权在陕北仅存的一个据点，也是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屏障。榆林的军事政治形势还直接影响绥西伊克昭盟的稳定。因此，国、共双方对这里都很重视。在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中，有邓宝珊这样一位主张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高级将领左右其间，可说是民族之幸。国民党中央的决策者如能真正给他以信任，将会十分有利于抗战事业。但是，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蒋介石不忘反共，给全心全意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不断制造困难。
1939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调动胡宗南的20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从南、西两面封锁并发动进攻，同时命令邓宝珊督饬榆林军队从北面封锁边区。胡宗南曾给邓发电报说：“兄部新十旅经弟整顿充实，改为暂编十五师，由刘志宏任师长，请即调榆。”邓宝珊看破这是胡宗南的增兵之计，立即复电称：“榆林粮秣困难，供应现有部队尚感不足，如再添一师，势难维持，弟意不调。”抵制了胡宗南增兵榆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1940年3月，蒋介石避开邓宝珊，直接给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一份十万火急的亲译电报，命令他“迅速派兵两团，截断螅蜊峪、宋家川等地沿黄河通往山西的渡口，阻止八路军过河。违令停饷”。原来此时侵华日军向晋西北发动了大扫荡，坚持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采取了“精兵简政，坚壁清野”的对策，把晋西北的一部分后方机关转移到黄河西岸，进行休整。蒋介石此举弃抗日大计于不顾，以图借机消灭抗日力量。高双成经与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商议，向邓宝珊报告了此事。征得邓的同意后，给蒋介石复电说：“八路军在绥德、横山之间的周家（上山下佥）集结兵力三千多人，有进攻榆林打通神（木）、府（谷），连结晋西北的企图，若我进至黄河岸边，八路军就会乘机袭占榆林，如何处置，谨乞电示祗遵。”同时，通过刘绍庭向延安方面表示“我交朋友就要交到底，彼此心照，不再明言”。事后，延安方面负责同志转告邓、高：“边区在极其困难之际，榆林方面拒不执行蒋介石派兵进攻河防渡口的命令，是对抗战做了一件大好事。”
1940年，蒋介石布置了一个从北面加强兵力，配合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任命陈长捷为邓宝珊的副总司令兼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并作了相应的部队调整，让陈指挥新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和骑七师朱钜林部进驻桃力民。桃力民位于伊克昭盟北部的黄河右岸，介乎五原、三边、包头、榆林四地的中心。在这里派驻重兵，本可向东北推进，进攻包头、归绥日军，但陈长捷的目的是包围陕甘宁边区，积极向南推进。正在紧张关头，延安派南汉宸到榆林，与邓宝珊等密谈。南阐述了对形势的看法，希望榆林方面作出积极反应。邓与高表示：“榆林同陕甘宁边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没有延安的支持，我们早就被胡宗南吃掉了。榆林上次抵制出兵边区，已使蒋、胡深为疑忌，现在陈长捷率三个师由伊盟向陕北推进，首先要消灭的怕是榆林部队。我们和边区将继续真诚合作。”以后邓、高以粮秣运输困难终未配合陈行动。后来陈长捷因迫害蒙族人民，引起伊克昭盟事件被撤职了。
1940年底至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惊骇中外舆论的皖南事变。此时，绥德等县的反动武装蠢蠢欲动。中共方面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到绥德，王震兼任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宝珊对王震态度十分友好，王震也多次到榆林与邓相见，亲密无间。
邓宝珊不仅在自己指挥的范围内反对进攻八路军，同时积极支持了山西新军（抗日决死队）对军阀阎锡山的斗争。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的军队（旧军）在晋西向新军发动进攻。叫嚣：“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结果被八路军、新军所击败。邓宝珊知道消息后，对阎锡山很是反感。他深知阎锡山“土皇帝”的劣性未改，对人说：“阎锡山搞什么‘唯中哲学’、‘二的运用’，无非是玩弄权术，这次栽了个大跟头，完全是自作自受。”1940年初，阎锡山在晋西北的专员白志沂、保安副司令钟有德率领残部逃过黄河，到达榆林附近。邓宝珊和高双成商议，指定他们暂时驻扎在榆林北郊的一个小村子内，不让其进城。白与钟无奈，不久便率部去了宜川秋林。
互相信赖消除摩擦
八年抗战中，蒋介石除几次发动反共高潮外，还一再指示其亲信和其他反共分子制造摩擦，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和革命根据地带来困难。但邓宝珊与高双成始终与陕甘宁边区保持“互助互让”、和平相处的关系，努力消除辖区与邻区的国共摩擦。
太原失陷后，阎锡山于1939年1月辗转来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其领导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机关，亦设于此。阎锡山欲重振旗鼓，但他实行的是所谓“军农合一”的政策，借抗战名义对人民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同时破坏民众抗日组织——抗日决死队，即山西新军。山西新军的领导人是续范亭、薄一波、南汉宸等。1939年5月，续范亭和南汉宸先后到榆林，请邓宝珊设法解决晋西北的摩擦问题。邓宝珊电邀阎锡山驻晋北的将领杨爱源、孙楚等来榆林，与之谈论了抗战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避免摩擦，共同抗日。后来他们经延安去秋林见阎锡山，征得阎锡山的同意把部队由晋西北转到晋西去了。邓宝珊当时认为，阎锡山在晋西北的部队，必然要阻止八路军通过那里去敌后。所以，说服杨爱源、孙楚离开。他曾给杨、孙讲：“共产党去敌后是好事，他们发展了，一则可以拖住日寇的后腿，不能向我们进攻；二则可以减少百川（阎锡山）在秋林的压力。你们为何不到晋中铁路西侧的富饶地区去图发展呢？蹲在晋西北那个穷乡僻壤，有什么好处？”这样，说动了两人，转向晋西以图晋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