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请缨抗战驰赴榆林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派谢觉哉为驻兰州代表。7月29日，谢觉哉从西安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到达兰州，领导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谢觉哉到兰州后广泛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积极在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抵兰后第三天（7月31日），即致信邓宝珊约期见面。会见时他们交谈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问题，双方意甚融洽。当谢觉哉向邓宝珊提出了一些需要帮助做的事情后，得到邓的慨然应诺。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邓宝珊受谢觉哉之嘱托，为民主、民运问题呼吁。邓宝珊的积极态度，也影响了代理甘肃省主席贺耀组。在国民党省党部宴请谢觉哉的宴会上，邓宝珊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发表了赞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的意见。谢认为邓“发言较左”，而对国民党省党部田昆山、马愚忱等人，则认为“似鲜大作为”。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兰州国民党上层人士对团结抗日的态度时，也说“以邓宝珊为最好，贺耀组次之，民政厅长罗贡华也不错，其他的多是糊涂虫”，“邓宝珊政治眼光比较远大些，对我表示最好。关于我们的许多主张和在甘肃北出的许多问题都极表赞成”。谢觉哉致贺耀组的信，凡重要的都要抄送给邓。从谢觉哉当时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1937年10月邓宝珊离兰州赴榆林前的一段时间里，谢、邓过从甚密，谢老晚间常至邓宝珊处长谈，深夜方归。邓部新十旅第一团团长杜汉三，经常从定西来到兰州会见谢觉哉，他有时偕谢老游览五泉山，有时邀请谢和国民党上层人士小宴，扩大了谢的社会接触面和影响。中共地下党员汤昭武等利用在邓宝珊部担任官佐的身份，积极开展工作，与八路军办事处保持联系。邓宝珊对他们的活动是有所了解的，但绝不干涉，并给以保护。为了宣传抗日救国，打击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破坏抗战的一些言行，谢觉哉经常变换笔名在当地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谢的文章在当时兰州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很大反响。邓宝珊对谢觉哉非常敬重，每天阅读谢老用笔名发表的文章，亦能断定出自其手笔。邓的开明、进步立场，为谢觉哉所赞赏，他在给中共中央反映抗日战争初期甘肃政治概况的报告中曾经提到，在此间他所接触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中，“邓是很明白的人”。
卢沟桥上的枪声，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前方军民浴血奋战的同时，后方广大民众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国际形势和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讲话，正式宣布对日作战。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英、美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自己的统治也岌岌可危，进一步促使他加快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日本采取军事抵抗的行动。
在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浪潮中，邓宝珊部新一军将士义愤填膺，个个请缨杀敌。邓宝珊早在1935年7月“何梅协定”签订后，就深感寇深国危，亟图联合华北的杂牌部队，共同抗日。此时他报国之心更切，迭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调赴抗日前线，同时积极支持兰州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在兰州抗敌后援会上大声疾呼，希望全省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支援前方。对于来华援助抗战事业的苏联友人，也主动趋访，联络交好。1937年10月，蒋介石任命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率领甘肃地方部队开往榆林。
邓宝珊前往榆林总军坐镇，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历史安排。说到这一点，应当叙述一下“国共共荐”的一段史实，可为抗日战争历史增添一则佳话。
榆林是历史上的军事重镇。明代成化七年（1471）置榆林卫，徙延绥镇来治，以后通称榆林镇，是当时的九边之一。榆林城北红石峡的岩壁上，至今还留有“威镇九边”的石刻。正如榆林地方史志所载，它“北瞰河套，南蔽延绥，东连太原，西接宁夏”。具体言之，榆林的东部与晋西北毗邻，西部经三边连接宁夏，南部则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北毗伊克昭盟，可至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在晋、陕、绥边境的广阔地域之间，榆林是一个中心城市。日军占领天津后继续西进，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察哈尔、绥远、山西战场节节失利，向晋、陕、绥边界地区的山岳地带溃退，使榆林逐渐临近前方，成为阻止日军西进的重要屏障。然而，当前线各方面部队退向榆林时，如果不加以整饬制约，势必造成混乱局面。所以需要一个能够多方面协调、善于运筹内外的军事首长坐镇，以收重振军威、协同御敌之功。
榆林驻军原为国民党第八十六师。这支部队的老班底是原陕北镇守使、地方军阀井岳秀的武装，坐地发展已有20年的历史了。所部兵力连同地方团队，约有一万五千余人，一度曾统辖陕北23个县，根基深厚，内部稳定，外部势力很难打入。1936年井岳秀因手枪走火殒命，他手下的勇将高双成旅长继承其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八十六师防地相应缩小，仅据有横山、榆林、神木、府谷四县。抗战爆发前，蒋介石为了从北边加强对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派徐之佳任八十六师参谋长，包介山为政治处主任，以图渗透并逐渐控制这支队伍。徐、包虽极尽分化、收买之能事，但终难奏效。此时退到榆林的各色军队互不统属，军纪废弛，蒋介石欲派遣亲信坐镇，却忌难以节制高双成；若提升高双成，则高又无法驾驭局面，因高长期处于沙城一隅，在北方军队中无广泛的联系与影响。
就在蒋介石为此事举棋不定之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向他提出由邓宝珊驻节榆林。蒋鼎文此举是杜斌丞建议的结果。原来，当日军沿平绥、正太铁路向西推进时，曾任过杨虎城秘书长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与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就抗日形势的发展进行计议，认为太原、归绥、包头的失陷已势所难免，晋、绥方面的军队撤下来，榆林必定混乱不堪。北线不稳，延安必受威胁。蒋介石若将榆林军务畀之反共亲信，并能在榆林站住脚，将为陕甘宁边区留下长期隐患；如其不能在榆林立稳，则会使这一地区出现各路杂牌摩擦火并、祸起萧墙之乱。因此，南汉宸请杜斌丞以西安绥署顾问的身份，建议蒋鼎文保荐邓宝珊前往坐镇榆林。（D蒋介石迫于西线情势的危急，遂下达了任命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的命令。
第二十一军团的建制包括：新一军，由邓宝珊自兼军长，实际只含新十旅和新十一旅；第一六五师，此系由甘肃地方武装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改称；第八十六师，已在榆林。全部官兵约二万余人。
命令公布后，新一军官兵杀敌有望，整装待发。出发前，兰州各界人民群众在东校场举行欢送大会，邓宝珊在会上表示效命疆场，誓死报国，不辜负甘肃九百万同胞的殷切期望，也不负身为中华民族军人称号的决心。他说：
现在我是奉命杀贼了，并且马上就要离开我最亲爱的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而率部到前方去，当然这是人生一件极光荣的事情，同样也即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到前线之后，我没有别的报答各界，我只有一本如果你无故放弃了尺地寸土，便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的决心，始终拥护抗战……奋斗到底，誓与倭寇硬拼。要之，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今后的一切，都得要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牺牲。
他接着向本省各界贡献了几点意见：
一、对日作战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同样政府的国策，也就是“持久抗战”的决定。此后战区自然会渐形扩大，而战争也更日趋激烈。我们甘肃虽然地处后方，但在海口被封锁以后和晋绥吃紧之时，环境地位，都显得万分重要。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家庭财富以及祖宗坟墓都聚于斯，此时必须帮助政府努力的扩大加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必要建设，使得甘肃能够成为健全的新的甘肃，免去中央西顾之忧，作为抗战的最后基础。二、民族为现代战争主人，本省文化虽然落后，但民间的民族意识，绝不让任何地方较为薄弱，不过认识缺乏，须要我们领导人唤醒罢了。此时各界必须一致的总动员，尽量的起来参加省内的各种抗战工作，接受政府的领导，消除一切的消极与成见，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够加强国家的力量，解脱民族的危机。三、本省虽然民族复杂，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信仰的不同，实则同为一个中华民族，在这几年相处的非常之好，此后大家尤应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否则，敌人进了堂奥，我们的一切都要变成了焦土，这还不够我们警惕吗？四、在这国难时期，汉奸是无孔不入的，本省地位既如此重要，难免不有汉奸活动，深盼各界同胞自动起来帮助军警机关使这些败类根本不能潜伏。临了，更希望大家坚强的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之下，用千百倍的努力……奋斗……我愿意极诚恳的代表各界把这一部抗战的先锋率领着去先与敌人一拼。同胞们，让我来陆续的报告给你们所期待的佳音吧！就此敬谢各界同志同胞的盛意！
继而命令在甘肃部队按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序列出发。自己以榆林情势紧急，仅带参谋长俞方皋和两名译电员，先行由兰州经西安飞赴榆林。
交好高双成稳定榆林军事形势
高双成（1882—1945），字立卿，陕西蒲城人。辛亥革命前夕经井勿幕、井岳秀介绍加入同盟会，在陕西起义中曾随军进入山西，与清军作战。后长期跟随井岳秀。他因系行伍出身，故勤于练兵，性格豪爽，处事果决。然而交游不广，政治识见较浅。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有两个方面的思想压力：一是与陕北红军的关系问题。内战时期，八十六师在蒋介石威逼下，曾与陕北红军作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形势和政策的转变，双方停止了战斗。高双成本人任旅长时，就对与红军作战表现了消极态度，曾释放过被捕的共产党员杨玉峰、刘绍让、王寿长、刘海泉等。任师长后，又将执行蒋介石命令最力、迫害过许多进步青年的旅长姜占奎解职。红军方面，也对高作了许多争取工作。曾派周小舟于1937年4月到榆林与高晤谈，达成了榆林和延安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口头秘密协定。尽管如此，高双成还是忧心忡忡，怕八路军大军压境，自己无力招架，最后失去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这块地盘。二是各地杂牌队伍的粮秣供应问题。晋、绥的国民党溃军云集榆林地区，拒之不可，不拒则势必造成混乱，穷于应付。具体说来，随着察哈尔全省及绥远、山西广大地区被日寇占领，沦陷区的部队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纷纷退到榆林。它们计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东北军何柱国的骑二军军部及所属骑三师、骑六师余部七百多人，蒙旗独立旅白海风部，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刘效贤部，归绥宪兵司令马秉仁部，包头警备司令陈玉甲部和察哈尔、绥远两省政府及所属各县僚属、爱国人士。各部退到榆林后，争粮要草，各行其是。榆林及其附近各县地瘠民穷，粮秣供给向来困难，骤然增加了这么多负担，实在难以应付。因此人心骚动、无所适从，临近的伊克昭盟蒙古王公也感到十分不安。
邓宝珊的到来，使高双成感到有了依托，十分满意。邓在陕西地方军人中声望素著，有这样一个足智多谋、善于运筹的上司，高自然轻松多了。同时，他了解邓向来不扩兵据地，不会对榆林地方势力造成威胁。特别是甘肃部队仅新一军的新十一旅开来榆林，邓这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在军事上主要是依靠八十六师，高双成的戒备心理开始放松了。
邓宝珊乘飞机抵达榆林之日，高双成亲率当地军政官员到城南机场隆重欢迎。邓下机后，向趋前的高双成快步走去，紧紧握住高的手说：“立卿兄，我给你当参谋来了！”高听了这话，恭恭敬敬地举手敬礼道：“军团长，欢迎你来领导我们抗战。”进城后，高双成先接邓至他的师部西花厅下榻，后又在城内钟楼下为邓找了一院房舍作为办公地点，亲派警卫、侍从，关心、照顾十分周到。
到达榆林的最初几个月里，邓宝珊的主要工作是稳定榆林的形势。邓向高双成分析当时抗战局势，认为由华北向西进犯的日军，在占领山西太原以及绥远的归绥和包头后，兵力已感困难，一时尚无力组织向西北一线的新攻势，尤其难以离开交通干线向纵深地带发展。榆林方面最重要的是安抚撤退下来的部队，稳定榆林和伊克昭盟抗日军民的情绪。邓、高商定，从八十六师中挑选精锐与自愿归附的绥远地方武装合编成立伊东游击纵队，下辖五个支队，驻扎在西起羊圈圪巴，东至新民堡一线，与驻守昭君坟的绥远抗日自卫军刘效贤部防地衔接。由八十六师团长高致凯带领该团驻东胜，兼纵队代司令，策应指挥包头滩上的部队，封锁包头至萨拉齐县（今土默特右旗）河防，构成第一道防线。为确保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及其辖区的安全，令蒙旗独立旅白海风驻守札萨克旗（今伊金霍洛旗南部）至郡王旗（今伊金霍洛旗北部）一带。从八十六师调派一营军队驻沙王府（在札萨克旗）至榆林之间的十八台，并由该营分兵一连警卫沙王府，构成第二道防线。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担任绥远至晋西北黄河线上的防务，并负责监视对岸河曲、偏关、清水河、托克托、萨拉齐县的日军动向。热河先遣军白凤翔部驻扎达拉特旗的十里长滩，与包头日军隔河对峙。东北军何柱国骑二军军部和骑三师驻神木与府谷间。八十六师杨仲璜团驻府谷，预防日军从保德西渡。八十六师左世允旅驻神木，居中指挥和策应东西两面部队。另外划归二十一军团指挥范围的神木贺家川至吴堡军渡沿黄河一线防务，则由当地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负责。
经过一番整顿和部署，不但使各部在绥远以及与晋西接壤的广阔地域发挥了抵御日军南下、西进的作用，而且使榆林人民供应粮秣的负担得以减轻，伊克昭盟得以稳定。包头滩上的部队粮秣，转从五原地区组织调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