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跟皇上死磕
一转眼，太平天国的内讧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的“笨”父亲曾麟书去世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正在江西瑞州，得到消息悲痛异常，因为曾麟书是个真正的慈父，一辈子对儿子都是特别特别的好，曾国藩对父亲的感情自然也非同一般。
要说曾国藩办事儿，那叫一个利索，一边哭着一边就给皇上写了奏折，报了“丁忧”，请求开缺回乡守制（辞去一切官职为父亲守孝三年），折子递上之后，也不等圣旨，立刻带着曾国华离开瑞州，出江西，经湖北，进湖南，回老家，穿白挂孝，大门紧锁，谢绝宾客，不见朋友……规规矩矩地守起孝来了。
这就走了呀？
走了。父亲死了，不走怎么办……那江西一万多湘军谁来带？这边还打着仗呢！九江还没攻下来呢……关我屁事，都辞职了……可你老曾这一走，连个交代都没有，一摊子破事儿都扔下了，怎么弄？
爱谁谁吧，反正老子没心情再管事了，父亲都死了！
父亲去世，回家守孝，这件事应该算是曾国藩整个人生的分水岭。在这之前，老曾是个刚直倔犟头脑简单一心想办实事的书呆子，而在这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深谋远虑处处高人一筹的超级政客。
一切，就从“扔下江西军务回家奔丧”开始。
父亲去世了，曾国藩当然悲痛，可悲痛和“瞎胡闹”并不能画等号。他身为领军的团练大臣，肩负重任，手握重兵，却故意不等皇帝的圣旨就自顾自地回家去了，这个做法在官场上有个学名儿叫“撂挑子”。
那曾国藩这么干，就不怕因此而获罪挨收拾吗？
不怕。
凡是敢撂挑子的人，他一定是把前后左右一切可能性都想透了，才会这么做。曾国藩也是这样。当他扔下军务离开江西的时候，早把整件事都想透了。
首先，他撂挑子，是要看看自己在皇帝心目中到底有多少分量。
自从组建湘军以来，老曾一直挨咸丰皇帝的欺负，欺了一把又一把，可他全都忍了。不但忍了，而且还咬着牙去完成皇帝交给他的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时候他是个傻实在，是个愚忠的臣子，听话的奴才。可现在他活明白了，臣子可以做，但“奴才”，他不想再当了。这次跟皇帝撂挑子，就是要看看自己在这个不着调的“闲疯”眼里到底有多少分量。
如果分量重，咸丰一定会请他出山，这样曾国藩才能得到一个臣子应有的尊严，真的大展一番拳脚。
如果分量实在不重，皇帝就此不再答理他了，那老曾干脆就闲居湖南，不再出来卖命了。
以前老曾是个傻子，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可现在他懂了。当然，老曾的命还是可以卖给皇帝，但必须是“有价”的，如果这条命在皇上眼里真的一文不值，那就不卖了，自己留着多好。
其次，他这次撂挑子，除了要摸摸咸丰皇帝的底牌，还要估一下自己在那帮封疆大吏们心里的斤两。
眼下的大清国只有两个地方是真正的兵强马壮，一是湖南，一是湖北。
湖北巡抚胡林翼曾经是老曾的部下，是老曾把他扶起来的。现在湖北一省兵强马壮，可是杨载福也好李续宾也好，都是老曾的原班人马，这帮人虽然跟了姓胡的，可也还没忘了曾国藩这个旧主子，所以胡林翼的势力有一大半儿和曾国藩黏在一起，分都分不开。胡林翼这个人城府很深，对他，曾国藩也吃不透。现在这一“撂挑子”，就可以把老胡这“一潭水”的深浅试出来了。
如果胡林翼上奏为他在皇帝面前说情，那就说明老胡想跟老曾合作；如果不说情，甚至落井下石，那就是姓胡的想把曾国藩踩下去，自己当湘军的总首领。
如果胡林翼想跟曾国藩拉关系，那曾国藩复出时，就可以拿胡林翼做他讨价还价的筹码。要是老胡下决心跟曾国藩对着干，至少老曾也能心里有数了。
另一位，湖南巡抚骆秉章，早先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瞎折腾的时候，老骆曾经跟他“掐”过，可曾国藩在江西遇险的时候反而是他第一个派兵来救，说明骆秉章这个人顾大局，比较仗义。作为湘军首领，曾国藩的根子在湖南，而湖南要想保境安民，也离不开曾国藩；骆秉章要想踏踏实实地当他的湖南巡抚，就需要借曾国藩的势，曾国藩将来另组湘军出去打仗，又需要湖南方面做后盾，所以老曾和老骆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这一次老曾借“撂挑子”的机会，顺便也摸一下骆秉章的底，如果姓骆的也上折子在皇帝面前帮他说话，以后对这个人就可以完全信任了。
最后，老曾“撂挑子”，会不会把那个毛毛躁躁的“闲疯”皇帝惹急了，治他的罪呢？
不会，曾国藩现在是整个大清国的名人，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而这回犯的只是很小的罪（仔细说起来连“罪”都不算，只能算过失），皇帝要是因为这么点小破事儿就治他的罪，那影响就太恶劣了，简直把咸丰皇帝的名声都搞臭了。
所以曾国藩料定咸丰皇帝不敢治他的罪。现在就看湖北、湖南两省巡抚对老曾“撂挑子”是什么态度了。
很快，两位巡抚大人各自“表了态”，而且态度是一样的，就是反复上奏替曾国藩说情。有这两个封疆大吏说情，咸丰那边当然就坡下驴，没治老曾的罪，而是给了他三个月的假，让他回乡治丧，假满了就回来工作。
除了赏假三个月，咸丰皇帝还批了两条：一是曾国藩所带的湘军暂时由曾国华统领——但是因为曾国华资历太浅，所以水师还是由彭玉麟、杨载福两人“协同调度”。二是湘军所需要的粮饷由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江西巡抚文俊一起负责，总之绝不能让湘军缺了粮饷。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粮饷的安排，当然是在哄着曾国藩，老曾心里也有数儿。这几年在江西，湘军被整得跟要饭的一样，现在曾国藩回家奔丧去了，江西的这帮人会比他在的时候对湘军更好些吗？
做梦！
至于让曾国华统领湘军，这也是在逗着老曾玩儿。因为在江西的湘军分属各个派系，连曾国藩都无法调动，而曾国华实在是毫无资历，他能管得了谁？再说，圣旨上明明说了，水师不归曾国华管……你看看，还故意强调这么一句。
总而言之一句话，咸丰皇帝始终在逗着老曾玩儿，不拿他当回事。
当然，不管怎么说，咸丰皇帝还是给了曾国藩几分面子。而湖南湖北两个巡抚也都出来替老曾说了情。
这一下，曾国藩把所有的“水”都试出来了。
皇上目前还需要他，两位巡抚大人也想联络他，也就是说，曾国藩这位老夫子的身价还是比较高的。以前老曾不懂得“做买卖”，把自己给贱卖了，现在他要给自己开个好价钱。
于是在咸丰七年（1857）五月，也就是皇帝给的三个月假期满了之后，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折子很长，不过总结一下，里面主要是三层意思。
一、他辛苦组建的湘军一直属于临时招募的团练，不算国家的正规军，所以官兵们再勇敢再有功劳也不行，无法获得提升，当不了正经的官。而他自己虽然挂了个“兵部右侍郎”的头衔儿，其实在底下说话根本就不算数，想给手下有功将士请个小功，领个小赏，都得去跟什么提督、总兵之类的地方官说好话，事儿太难办了。结果他手底下的人也信不过他了，好多人都扔下他跑了（这倒是实话，老曾手底下确实跑了好多人了）。
二、他这个挂名的兵部侍郎，在北京城里勉强算个官，可到了地方上，人家地方督抚大员根本不认账，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地方上的官员找他的麻烦，他又斗不过人家，只能瞪着俩眼挨欺负。欺负老曾倒没关系，他也认了，可是这么一来，他的湘军粮饷都不能保证，当兵的跟着他出来拼命，饭都吃不上，他心里难过。
三、他这个“帮办团练大臣”又是虚衔儿，连颗正经的官印都没有。当年赶到长沙编练湘军时，手里只有一颗木头印章，刻着“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看这头衔儿就让人泄气。后来带着湘军杀出湖南的时候，又换了个木头印章，上面刻着“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再后来在九江打了败仗，又换了个“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到秋天，又换了个“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因为老换大印，弄得地方上的人直犯晕，经常有人说老曾发下去的公文是假的（因为上面的大印和以前不一样，没见过），不认！
就这么一堆窝火的破木头印章，已经狗屁不是了，可在江西地方上还有人骂老曾，说他不该用“钦差”两个字儿。
连印都没有，那还能叫“官”吗？所以曾国藩到了江西想办什么事也办不成。
说完这三条理由，老曾做了一个异常沉痛的总结：“上头这三条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其实关系极大。臣仔细研究今天的局势，觉得除非当了巡抚，有了实权，否则是不能治军的。就算能治军，也没办法在地方上筹饷。现在我的几个官衔全是虚的，而本人又‘没什么本事’，恐怕最后会耽误大局……与其搞成这样，还不如把湘军交给地方上的将军、巡抚去办，这样权力比较大，管理调度起来也比较顺利。至于我嘛，干脆还是回家为父亲守孝三年，尽尽孝心吧。”什么意思呢？
从表面上看，曾国藩是觉得自己这几年在底下办事太艰难，受的委屈太多，挺不住了，请求皇帝让他辞官归隐。其实老曾是在跟皇上摊牌：他要做巡抚（这是底线，官再大点儿也行，小了不行），要掌实权。
在清朝二百年历史上，以“汉臣”身份而向皇帝要求实权的人实在不多。康熙年间有个吴三桂想要，结果谈不拢，造反了；雍正年间有个年羹尧试过，结果谈不拢，被杀了。今天曾国藩又跑来要。
当然，老曾没有头前儿那两位要得那么多那么狠——否则估计也够戗。但他现在正在跟咸丰皇帝讨价还价要实权，这是明摆着的。
可这么一来就有个问题了：咸丰皇帝之所以重用曾国藩，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势头太猛，清朝顶不住了，不得不使用湘军，用了湘军，就得重用曾国藩这个汉臣，因为被重用，所以曾国藩才有资格跟皇帝讨价还价……说到底，一切的前提条件就是“太平天国”。
可眼下太平天国刚刚发生严重的内讧，实力遭到极大损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就是说，现在正是朝廷最用不着曾国藩、最用不着湘军的时候。曾国藩这个老倔头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偏偏挑了这么个时候跳起来跟皇上讨价还价，这到底是聪明还是笨呢？
对这个问题，很多人探讨过，可他们得出的结论都差不多，那就是：曾国藩很蠢，甚至可以说非常愚蠢！
曾国藩真的“蠢”成这样，以至于挑了个最不合适的时间点来向皇帝要官要权吗？
绝对不是！
首先，应该肯定地说，曾国藩是可以不“讨价还价”的，前面都忍了，后边接着忍就是了。可这么一来，他就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没有人格的“铁杆儿奴才”，我们今天也就没必要讨论这个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