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才开始练兵
话说曾国藩逃出长沙，跑到衡阳安顿下来，痛定思痛，觉得自己在这场争斗中确实负有责任。主要是书生气太重，犯了一相情愿、自以为是的毛病，冒冒失失插手绿营兵的军务，结果才闹得灰头土脸。眼下跟鲍起豹的关系已经无法弥合，但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闹翻，就没必要了。
于是曾国藩收拾脾气，反而给骆秉章写信，承认这次事件的起因是自己以为所做的事“苟利于国，苟利于民”就越俎代庖，凭空惹来一场麻烦，实在是自己这个团练大臣的过失。其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又自称移往衡阳是为了“剿匪”，对自己和绿营兵的争闹以及受了委屈的情况只字未提。
骆秉章等的就是这封信。
骆秉章这个人其实算得是个诤臣，很多地方和曾国藩气味相投。这次事件他不支持曾国藩，也主要是因为老曾办事有差，骆秉章是对事不对人。现在曾国藩主动说了客气话，对以前的争闹也不再追究下去，骆秉章对老曾的不满也就烟消云散了。
其后曾国藩又刻意和骆秉章联络感情，拉关系，越混越熟，最后竟发展成了一对互相提携、精诚合作的铁哥们儿。
从“长沙斗绿营”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曾国藩。原来在他那木讷迟缓老谋深算的外表下，其实潜藏着一颗属于年轻人的充满激情的心。正是这份激情才使得曾国藩傻乎乎地企图训练那些已经腐败得无可救药的绿营兵，一相情愿地要给人家“讲课”。
对一个有激情的人来说，失败，真的算不了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曾国藩，一个书呆气、爱幻想又倔头倔脑时不时犯点儿浑的可爱的曾国藩。
可从这件事上曾国藩也清楚地看到，八旗、绿营这些正规军真的不行了。要想拯救大清国，就必须练出一支精干的新军来。
于是曾国藩重整旗鼓，再练新兵。他真正的练兵生涯，就从衡阳开始。
衡阳是当时湖南的第二大城市。在这里既没有巡抚也没有提督，他这个二品帮办团练大臣就是最大的官，谁也不敢管他了。于是曾国藩在衡阳城小西门外找了一大块空地扎下营盘，他自己住进了附近的赵家祠堂。
当然，老曾是团练大臣，他在哪落脚哪儿就是衙门。现在他住进祠堂，他的部将王珍就自作主张找了块木牌子，写了一块大匾挂了起来，上头是两行大字：“钦命团练大臣曾国藩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
这块大牌子往出一挂，本以为曾国藩看了会高兴，想不到老曾一看这块匾，立刻变了脸色，赶紧叫人摘下来烧了，自己另写了一块“湖南审案局”的小木牌儿挂了上去。
怎么了？不就一块破木牌子嘛，而且上头的头衔也没写错，曾国藩干吗大惊小怪的？
好家伙！这块匾要是挂的时候稍长，让别人看去了，弄不好曾国藩的脑袋就搬家了！
曾国藩不是“钦命团练大臣”，而是钦命“帮办”湖南团练大臣，“帮办”，就是帮着湖南巡抚办差事，把这俩字去掉，那就成了“钦差大臣”，不但压过湖南巡抚一头，而且篡改了皇上的本意。现在曾国藩跟湖南巡抚骆秉章刚刚改善了关系，要是这件事儿传到骆秉章耳朵里，人家还不恨上他了？
去掉“帮办”两个字，相当于压了湖南巡抚一头，这还是轻的，后面的问题更严重！
“团练大臣”，顾名思义，是搞“团练”的，他训练出来的人马不能算正规军，只能叫“乡勇”，可是王珍搞的牌子上居然写着“湘军总营务局”！团练变成了“湘军”，事情的性质都变了，成了曾国藩私自招募军队！
这个事要是传到咸丰皇帝耳朵里，还得了吗？
幸亏曾国藩脑子快，手脚也快，在没人注意之前就把这块错了位的牌子摘下来一把火烧了，这才没惹出大祸来。而他在自己门上挂个“审案局”的小木牌牌，就没人管他了。
细节。任何时候细节很重要，把细节都考虑周全，事儿就成了，细节上要是出了错，可能稀里糊涂就败了，咽了气还不知道是被谁捅死的。
现在曾国藩已经把细节处理好了，后边的事儿就顺了。
在衡阳，曾国藩又办起了他那个“天天大讲堂”，一边训练一边讲课。为了能让湘军的官兵同甘共苦，战场上勇于互相救援，他还专门编了一首《要齐心》的歌儿在军中传唱：“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纵然平日打官司，此时也要和一场。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齐心合力，互相援助，这是湘军十几年延续的老传统。这支旧时代的军队居然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究其原因，一是湘军组建时采用的那种特殊的“绳子体系”，尽量利用亲戚、朋友、同乡之类关系，有意识地构成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氛围；二是曾国藩的天天大讲堂，在这一方面效果显著。
在其后与太平军残酷的较量中，每一支部队、每一个士兵都可能遇到危险，需要别人出手救援。在战场上大家都是同胞、兄弟，有难互相帮助，这一点关系到每一个官兵的切身利益，他们容易理解，也容易认同。所以湘军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誓死不相弃”的好传统，而这一精神又使得湘军的战斗力倍增。
除了《要齐心》外，曾国藩还写了好多歌词在军中传唱，《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等。但其中最令人惊讶的当数那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家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当然，《爱民歌》里这些要求湘军最终没能做到。但这首作于晚清的军歌，说明曾国藩的治军理念确实是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同时这也又一次证明了，在老谋深算的外表下，曾国藩始终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理想（甚至可以说是幻想）的人。
光有激情没有智谋，肯定不能成事；可是光有智谋没有激情，也不可能成事。
是的，光有激情，不能成事。此时的曾国藩就空有激情，却要权无权，要饷无饷，要兵无兵，要势无势。在长沙的时候，他的“团练大臣”招牌还比较值钱，可被鲍起豹“打败”出走衡阳之后，气势大大削弱了，很多原本和他关系很好的人都把他抛下了。
头一个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从小就是个闻名乡里的大才子，成年以后更是厉害，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无不对他佩服至极。可是老左这人中年以前霉运十足，喝凉水塞牙，放屁砸脚后跟，走哪哪倒霉。考乡试，因为卷子格式不对被扔在一边；结了婚，因为太穷跑到老丈人家去倒插门儿，让别人笑话；为了争口气，自己出去谋生，教书十二年，一个钱没攒下；进京会试，头一年没中，第二年中了，却因为湖南省中进士的名额多了一个，湖北省少了一个，所以临时刷下一个湖南人，换成湖北人，这刷的人，就是他左宗棠。下一届会试仍然不中，一气之下，发誓不再科举，回家当起了教书先生，打算就此终老林泉。
估计可能左宗棠这人才大命硬，所以才一步一个坎儿，但他的大才却是无可非议的。两江总督陶澍一见左宗棠就非常赞许，竟让自己的独生儿子和这个穷教书匠的女儿定了亲；林则徐当云贵总督，专门来请左宗棠进入幕府，左宗棠一去，两人一聊，林则徐对老左惊为“绝世奇才”，临终还向咸丰皇帝推荐左宗棠。
林则徐死后，左宗棠又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身边帮忙，老张和老左聊了几句，立刻服了，把全湖南的军事事务都委托给他，凡有大事必和左宗棠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凡老左所言，张亮基一律言听计从。
这时候曾国藩到长沙办起了团练，就此和左宗棠认识。一见老左的面，老曾立刻引为奇人，可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是：人正派，能办事，但才能方面不够开阔。大概给了个八十五分吧。
不管左宗棠对曾国藩的看法如何，曾国藩对左宗棠是留了心了。后来张亮基改任山东巡抚，调走了，左宗棠不想去山东，就又转回长沙。此时曾国藩正和长沙的文武官员争闹，巡抚骆秉章也帮着外人坑他，逼得曾国藩出走衡阳，临走百般邀请左宗棠来当参谋，可老左大概嫌曾国藩势力不够，找种种借口拒绝。
人家不愿意来，曾国藩也没办法，只好作罢。却想不到他前脚才离开长沙，左宗棠后脚就进了骆秉章的幕府，给骆巡抚出起主意来了。这一下子把曾国藩闹得心里灰溜溜的很没意思。
除了左宗棠之外，曾国藩还邀请了冯卓怀、郭嵩焘、刘蓉、李元度等几个铁哥们儿，结果冯卓怀和郭嵩焘都不肯追随他，刘蓉勉强跟着曾国藩来了衡阳，可没待多久就走掉了，只有一个湖南平江书生李元度陪着老曾踏踏实实地在衡阳待了下来。
因为这件事，曾国藩对李元度非常感激，一直把他引为知己，直到后来发现李元度原来也有二心，这才改变了对这位李先生的态度。
为什么曾国藩落得“光杆儿司令”的惨淡境地呢？一是因为他京官出身，在地方上根子扎得不深，最近又新遇挫折，本来就不深的根基又受了伤；二是湘军尚未练成，曾国藩手里没有够分量的筹码，所以别人瞧不起他；三是曾国藩一直忙于练兵，没有好好组建属于自己的关系网。在北京的时候他靠着交游、拜师、当主考、向皇帝举荐贤才而结交了大把人脉，可在长沙待了这么久，除了塔齐布，几乎没举荐过什么人。
这三大问题，曾国藩都一一考虑到了。写信给骆秉章恢复关系，就是为了修补受损的根基；抓紧练兵，就是为了增加自身的筹码；而当他带着湘军杀出湖南开始立功之后，就不断举荐贤良，想方设法让自己身边的人升官发财，独立发展，像左宗棠、李鸿章、李元度还有老曾的弟弟曾国荃这些人，都在曾国藩的提携下成了独当一面的大人物，经他的手举荐起来的巡抚、布政、提督、总兵更是数不胜数。随着这帮兄弟们的声势起来了，曾国藩自己的场面也就做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