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必须要感谢吴敬琏老师，是他给我这个机会，得以完成对他的口述史的记录和整理。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完成多个“任务”。我想描述一个爱国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想记录过去60年中，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理论及路线争论。
正如我在书中记述的，在吴敬琏的身上，似乎流淌着一个神秘的传承。他的伯外公是清末“保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那个事件直接诱发了颠覆清帝国的武昌起义；他的母亲是大名鼎鼎的邓季惺，《新民报》的女主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大侠”。青少年时的吴敬琏是一个激进的“左翼”青年。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的吴敬琏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那里聚集了一批同样年轻而充满了激情的青年学者。然而，让人叹息的是，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青春与这个国家一起陷入混乱的漩涡。吴敬琏与当时最重要的两位经济思想家——顾准和孙冶方有过近似传奇的交往，他们在去世前都把遗作的整理工作交给了这位清秀而善于思考的后辈。
从47岁起，吴敬琏才真正进入学术的爆发期。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中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在其后的30多年中，吴敬琏以他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气质和务实深邃的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也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我粗略做了一个统计，从1964年到2009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论战。自80年代中期之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有些甚至是由他发动和主导的。这些论战主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展现出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为国家进步所做的思考与努力，也呈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和诡变。他的一些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路径，其得失利弊留待后来者细研。在长篇口述中，吴敬琏细致而坦诚地回顾了这些论战的细节以及自己的反思，为改革史的梳理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我研究吴敬琏，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一个人的好奇心，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一些的启示。在吴敬琏身上，我不但看到了一个丰满生动的生命，更目睹了几代中国人寻找经济自由的漫长轨迹，重温了改革者的所有欢欣、苦恼与彷徨，触摸到了中国变革“与生俱来”的特征——它的民族性、惯性及变化的种种可能性。
我仿佛是一个潜水者，一次次竭力地沉潜到思想的深水区，我能感觉到空气的稀薄，感觉到黑色压力的渐增，感觉到四周的宁静中所暗藏着的“理论的暗礁”。很多次我不得不放弃，返回水面，稍事休息后再竭力下潜。此书的写作时间超过了我的预期，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以至于我不得不在一个论坛上向吴敬琏做说明。到最终完成书稿的今天，我仍然不能对自己满意，这块思想的深水区一定还有可以下潜的空间，那里更加的厚重、晦暗乃至危险，然而因为我的功力和勇气所不及，竟不能到达。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本书所叙的人和事，在今天读来，都已颇有“古典”的韵味，如邓季惺的独立、顾准的气节、孙冶方的坦荡、蒋一苇的“托孤”，乃至“吴厉之争”、吴敬琏与周南的爱情，等等等等。数十年间，成千上万的青春被燃烧成一块块不堪入目的焦土，那些颠簸流离的理想星散成白山黑水间的民谣绝唱，然而，对国家的热忱却始终被所有的人共同呵护。在做口述史期间，有摄影师来为吴老拍照片，一行人走在中欧安静而优雅的草坪上，我很感慨于时代的奇妙。一代人或许真有一代人的使命，其血脉传承，曲折微妙，却从不改倔强的本色，中国之未来，不在于有多少机器、多少黄金、多少高楼，却在于我们每一代有怎样的人，100多年来，那条独立思想、追求国家复兴的血管还在热烈地奔流，这大抵是最伟大的希望。
此书得以完成，我要感谢周雪林博士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田珊、李辑，感谢《第一财经》的章茜、曾捷，感谢我的助理陆斌、崔璀和朱琳。感谢《巴莎男士》提供的书封照片。感谢我的责任编辑蒋蕾和沈家乐。在书中我参考了《吴敬琏》和《我和爸爸吴敬琏》两书中的部分内容，感谢柳红和吴晓莲。
感谢我的太太邵冰冰和女儿吴舒然同学，她们再一次陪伴我度过了枯燥的“写作生产期”。
最后，我必须还要记录一笔的，是镜头外的一个镜头。
在那场口述史的访谈中，最动人的景象其实出现在摄像机的拍摄之外。在每次长达3个多小时的对话中，同样年近80的周南——她只比吴敬琏小了9个月——始终默默地坐在两米开外，吴敬琏记不起某个人名或某个时间时，会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向她。
1952年，正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的吴敬琏因病住院，在疗养院，他认识了一个长相娇小而秀气的女病友，名字叫周南。近30年来，吴敬琏一直奔忙于国事，要么在北京做研究和给博士生上课，要么在各地调研、授课和演讲，周南一直在他的身后，默默地为他打理所有的杂务。
回想50多年前的某个日子，两位风华青年走到了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对彼此有过怎样的承诺。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从来未曾分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宛若一个经历风雨，却从未破碎过的中国童话。
吴晓波
于2010年1月
杭州 大运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