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29日深夜，也就是大通的莫斯科代表处成立刚刚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和佩吉坐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他的地位和权势仅次于毛泽东。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也是历史性的一次访问，因为我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美国银行家。那天下午，我签署了一份协议，从而使大通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行。
在1973年，到中国旅行简直就是空想，因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还怀有难以消除的敌意。这个国家还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使人无法判断将来掌权的会是“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造反派，还是周恩来小心谨慎地保护起来的改革派。
对于他们为什么同意邀请我访华，我只能揣测。其中的一个可能是，继尼克松访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寻找扩大与美国接触的范围。1970年，在考察大通的东南亚分支机构期间，我在新加坡说过的一番话，可能也起到了作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我被问及尼克松政府关于放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限制的决定时，我说那是“为寻求某种接触而迈出的合理的、良好的一步”。事实上，我指出，美国“想表现出对拥有8亿人口的国家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虽然我的讲话在美国只是吸引了很少一部分注意力，我感觉中国的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说老实话，在作出那种回答的时候，我想象的是，要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的过程，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因为两国之间的积怨太深了。因此，当尼克松把与苏联缓和关系的进程延伸到采取一种同样强有力的动作，以便促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归于好”时，我感到既吃惊又备受鼓舞。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北京的访问，以及几个月以后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峰会，打破了控制着国际关系整整一代人的冷战的僵局，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平衡。
我把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看做大通的一个潜在商机，类似我们曾经追寻并于后来获得的在苏联以及东欧的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机会。此外，我希望我能有机会与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起联系，因为我的家族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曾经在那里拥有过多年的重要利益。
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
祖父跟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企业家一样，一直急于挖掘“中国市场”的潜力。“为中国灯加油”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一批广告口号之一，反映了在19世纪最后的那些年期间，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到处出现的对煤油的巨大需求。事实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市场营销网络，从北方的长城一直延续到南方的海南岛。
自从祖父从自己的第一张工资支票中拿出几个便士捐献给在那里已经颇具规模的浸礼会传教士以来，中国一直是我们家族慈善捐献的重点。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早期的、以宗教为主的利益，已经被更大规模的慈善支出所取代，我父亲和与洛克菲勒家族有关的基金会的直接捐献，涉及范围广泛的各个项目，包括长江流域的综合经济开发、南京附近的明陵的修复、大众健康和医疗教育，甚至还有改革中国海关制度的项目。
但是，从持久影响力的角度说，最显着的例子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援助。从1915年开始，基金会的官员就创建了一个一流的研究院，重点研究寄生物学、传染病和营养不良—这些问题当时在中国很普遍。协和医科大学还培训了一代医生和护士，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建立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夏天，我父母到北京旅行—那是他们唯一一次访问亚洲—参加协和医科大学的正式成立。时间过去了75年，我还清晰地记得他们离家3个月走访日本、朝鲜和中国期间，我是多么想念他们。那次旅行对于他们两人来说都受益匪浅：他们对亚洲艺术的兴趣更浓厚了，并且开始收集来自那3种文化的陶瓷、纺织、版画、绘画和雕塑。更重要的是，父亲相信了：虽然美国的慈善事业在中国的现代化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美国传教士的工作已经过时，与这个国家的需求已经不吻合。我父母由此各自得出的经验不仅对他们自己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了我和我哥哥们的生活。
新中国
从我父母的中国之行到我自己的访华，间隔了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内部混战、抗日战争，最后是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赶到台湾的一场解放战争。毛泽东在1949年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试图清除所有西方影响的痕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私有制，没收了外国公司和银行的资产，驱逐了西方基金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代表，摈弃了西方的教育体系。
毛泽东和他的爱国人士致力于通过列宁的方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建设一个“新中国”，要通过重新建立民族团结、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权力被用来实现农业国有化、刺激快速工业化。毛泽东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初期，曾寻求苏联的援助。成千上万名苏联顾问帮助中国的新领导人建构了一个斯大林风格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一开始，美国就拒绝接受北京的新政权，继续承认蒋介石是整个中国的合法统治者。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把海军派遣到了台湾海峡，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援，支持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会员席位。
在另一方面，中国支持在亚洲和非洲从欧洲殖民统治下争取独立的斗争。此外，它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导致中美两个国家产生了直接冲突，尤其在太平洋西岸，从北部的朝鲜到南部的印度尼西亚，其中最具悲剧性的是越南。
美国和中国都把对方看成自己永远的敌人。各自的政府都执行着旨在削弱并最终打败对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当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双方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现在该是作些新尝试的时候了。于是，尼克松旨在探索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新战略的意愿，为掀开东亚新篇章奠定了基础。
大通重返亚洲
大通在早年曾经积极参与中国的出口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里，权益信托公司在上海、天津和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全部用银元交易。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我们的分支机构生意兴隆，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人关闭了这些分支机构。1945年，我们的分支机构再次开张，但随着蒋介石被打败，我们又一次终止了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更确切地说，是在1950年被终止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我们的分支机构收归国有。
大通在香港的财富也在第二年急转直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鸭绿江介入朝鲜战争，并把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时候，大多数美国政府官员和军官都觉得，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扩大进攻范围的开始，认为毛泽东已经把目光瞄准了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整个东南亚。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同意这种说法，便突然停止了我们在香港的业务。他的决定是一个重大错误，因为其他外国银行决定等候事态的发展，并没有跟着我们走。当中国没有向这个英国殖民地发难时，我们在香港的客户们觉得我们抛弃了他们。
但是，在另一方面，温思罗普还表现出了远见：1947年，他说服了国防部允许大通在被占领的日本开设军事金融设施。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后不断增加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随着《美日安全条约》的签订，这些设施兴旺了起来。几年以后，日本政府允许我们在东京和大阪增加全面商业分行设施。
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其他国家都在疲于应付因民族独立而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日本的经济则蒸蒸日上，而大通也成了日本政府进行美元融资的主要私人银行渠道。在它们亟须外部美元融资的时候，我们提供了数亿美元的资金用于重建日本经济。这是大通的一个丰富“宝藏”，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部分获利丰厚的业务开始枯竭了—由于出口量迅速增加，日本人自己就积累了大量的美元顺差。这个时候，亚洲的一些其他国家的经济前景开始出现好转，我们有些大公司客户开始向东南亚和朝鲜南方扩张。这时，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跳出在日本的这个大本营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的话，我们就有失去与他们做生意的风险。
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大通收购了荷兰人创下的国民商业银行在远东的
3个分支机构，从而使我们第一次在曼谷和新加坡有了地位，也使我们再次回到了香港。这项交易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留下了从国民商业银行接手过来的那批精明的荷兰银行经理人员为我们服务。在与当地商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具有语言能力和经验，还帮助我们留住了几家大型国际公司的地区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