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里出现了反动标语！
这个消息像炸了锅一样在村子里传开了。
食堂的堡子门上，公社派出所的两个穿警服系腰带的公安把着门口，不让闲人进去。堡子院内茅厕的土墙一边，已经围了好些人，他们是公社的治安员老麻，工作组的田彦文、小王等，还有红富贵、红立昌、红立贵、张学仁、张九龄等大队干部。
茅厕靠南边的泥坯墙上，有人用树枝或木棍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如果不是仔细辨认，猛碴子还看不出来哩。
上一行写着：食堂食堂，东东（顿顿）清汤。
下一行写着：社会主义发展了，强（墙）上驴皮打（搭）满了。
最先发现的人是张存女。她早上起来到茅厕里小解，蹲在灰堆上脸正好对着泥皮墙，咋一看，墙上写着两行字。字好像是新近写上去的。她不识字，不晓得写的啥。解完手，她又仔细把那两行字端详了一遍，心想着大概是哪个闲得没事干的人写着骂人的话。不然咋会写在女茅厕墙上呢？她觉得不对劲，就把这事说给了在食堂里称面下锅的管理员红立贵。她让他去看看，就领着红立贵来到了茅厕里。红立贵低了头看了一会儿，才认出那两行字的内容来。他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哪个学生娃娃乱写乱画的。张存女的话却提醒了他。她问他：“墙上写的啥字？”
红立贵说：“骂咱们食堂哩，还骂社会主义哩。”
张存女吃惊地说：“谁这么大的胆？都骂的啥话？”
红立贵就念了那两句话。张存女的脸面立即就拉了下来，神情紧张地说：“这是谁说社会主义的坏话哩。怕是台湾的特务干的……咱们怕是要向公社反映哩？”
红立贵也警觉起来，就对张存女说：“我在这里看着，不要让人擦了，你赶紧去给公社田组长报个案。”
张存女就颠着一双“解放脚蹬蹬地出了大堡子。
公社成立了以田彦文为组长的专案组，排查写反动标语的人。
专案组的人分析了一下情况。就圈定了几个人。第一，写反标的人肯定识字。全大队的识字人算起来不到十个。第二，写反标的人十有八九是女人。因为男人跑到女厕所写标语的可能性很小。又从现场看，是边蹲着解手边写的，男人不可能蹲在女厕所里解手、写字。第三，写的字歪歪扭扭的，还把“顿”、“墙”和“搭”三个字写成了别字，说明写字的人文化程度不高。根据这些特点，专案组就把目标圈定在齐翠花身上。第一，齐翠花有作案动机。她作为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不满，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第二，她有文化，能写字，至于写别的字，那是有意而为之；第三，她住在大堡子里，出入女茅厕方便。
齐翠花被带到田彦文的住地。田彦文和公社的老麻轮番审问了她。
“你们食堂厕所墙上有人写了反动标语，你认为是谁写的？”田彦文问。
“我说不上，我晓不得。”齐翠花说。
田彦文斜着眼看了一下齐翠花，鼻子“哼”了一声，说：“你住在大堡子里，每天出入那个茅厕，你应该知道是谁写的？”
齐翠花满脸的恐慌，她尽量调整自己的情绪，对田彦文说：“田组长，我确实晓不得……”
田彦文说：“我看咱们就不要兜圈子了。你说你写了没有？”
齐翠花说：“我没有写。我怎么会写呢？”
她这一问，可把田彦文问躁了。他厉声说：“你怎么不会写？你写的可能性比别人要大得多！”
她也有些生气了，说：“我没有写。我为啥要写那东西呢？”
老麻插话说：“这正是我们要问的情况。齐翠花，你还是老实交代了吧。情况一清二楚，明摆着哩。”
齐翠花说：“我确实没有。第一，我拥护社会主义；第二，我没有那样的胆量。”
田彦文说：“齐翠花，你是过来的人，你应当知道党的政策？”
齐翠花说：“我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我没有写……”
老麻说：“见你是个女人，没有批斗你，把你叫着来招认了就算了，没想到你这么顽固。你要是再不招认，我们可有的是办法。”
齐翠花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写，我确实没有。”
工作组轮番审问了大半天，见没有审出个眉眼，就让齐翠花回去，等候处理。
齐翠花又累又饿，回到大堡子的时候，晚饭已经吃过了。她只好取了一点顺子送的杂面炒面子泡了开水吃。吃了炒面子，她觉得肚子胀，就到茅厕去解手。可她努力了半天，却是拉不下来。天哪，这是咋了？烧住了！
这些天，不断传出有人烧住的消息。吃了粗糜面或者带有糜皮子的食物。很容易大便秘结，拉不下来，村里人称为“烧住了”。可前几位烧住的都是老年男人。这些人消化差，活动少，吃了糜面就首当其害。一旦烧住，别无良方，就让老婆或者兄弟用东西往出掏。痛苦之状，不堪入目。
齐翠花努力了半夜，还是没有成功。她就回到房间，一碗接一碗地饮水，试图使肠胃畅通。折腾了一夜，天快亮的时间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齐翠花，齐翠花……”有人敲着房门喊她。她惊醒后连忙答应了一声。穿了外衣开门一看，只见大队长红立昌站在门外。
红立昌对她说：“工作组叫你哩，你赶快收拾一下。”说完就腾腾腾地走下高房台阶，又从南墙台阶上上去，敲响了那半只铁铧。他敲一下，喊一下“开会了，男女劳力到堡子里开会了！”
齐翠花马上意识到，这个会议很可能与那所谓反标有关。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饥饿、审讯、便秘，几天来折腾得她精神差极了。她舀了一瓢凉水，双手捞着洗了洗脸，又抓起梳子对着镜子梳了梳纷乱的头发。肚子一阵阵地胀疼起来，她又一次走进了那个茅厕。
开会的社员已经有人来到了大堡子，她听见有人问话：“今天又开的是啥会？”问话的人是豆换。
只听见九子说：“怕是批斗齐翠花哩。”
招弟说：“听说那反标是她写的呢。真是贼心不死。”
豆换说：“怪道哩，别人想写还不会写哩。”
九子说：“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哩，谁晓得是谁写的？不要冤死旁人笑死贼。”
听了九子的话，齐翠花心里十分感激。她心里说：要是他能在工作组跟前这么说就好了。同时她又意识到，召开这么个大会，工作组谋得不善，她要做好思想准备。但这烦人的便秘却使她又急又气。她反反复复努力了好多次，可体内的东西却像长在肠子上一样纹丝不动。
来开会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站在台子上、院子里，共同议论着“反标”的事。
工作组的田彦文、老麻和小马都来了。他们坐在摆好的桌子跟前，让红立昌把齐翠花叫来。红立昌就冲着高房“齐翠花，齐翠花”地喊叫起来。
齐翠花连忙系好了裤腰带，从茅厕里走了出来。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她的身上，脸上流露出捉摸不透的神色。
田彦文似乎生气了，大声嚷着：“齐翠花，我们等你交代问题哩，你却蹲到茅子里品着哩。是不是又玩啥新花样呢？你快过来，站到中间！”
肚子的胀闷使齐翠花顾不得羞耻。她按着肚子走到场子中间。听候发落。
田彦文照例宣布了开会的目的。他发动社员向齐翠花发起攻势，揭发她的罪行。
红富贵第一个发言。他说：“茅厕里出现了这样的话，很不应该。食堂确实喝的是清汤，可这是暂时现象，等夏粮收割了，就能吃上白面馒头、白面饭。大伙儿要按照上面的精神，低标准，瓜菜代。勒紧腰带，再坚持两个月。至于队上死了几头驴，也不足为怪。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嘛，死几头瘦驴有啥了不起的？咱们饲养员再操心喂养一下，驴就不会死了。标语出现在女茅子里，是不是你齐翠花写的，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写了，就向党向工作组老实交代，就说写了；没有就实话实说，没写就是没写，总不能把红的说成是黑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绝不能向党说假话……”
红富贵还想说什么，却被田彦文打断了话碴。田彦文说：“事情明摆着的。就看她老实不老实。看来红支书还扯不开面皮。再谁发言帮助她？”
张存女站起来说：“我看就是她写的。我们贫下中农旧社会受压迫，连一个字腿腿都不会画，谁还写那么好的字呢？”
田彦文纠正说：“那些字可写得不好，是反动标语。”
张存女说：“就是反动派标语。她要是不写反动派标语，她跑到茅子里弄啥哩？我说齐翠花，你不要把你唱花旦的姿势拿出来。你如今是分子，你一个斗不过我们这么多贫下中农，独狼怕众犬。你就小心着……”
九子听见母亲胡拉八扯地乱比喻，就瞪了她一眼，咕噜了一声：“你说的啥话吗？”
招弟接着说：“老齐你就老实交代，再不要装模作样的。这是阶级斗争，是奸臣害忠良，不是戏上唱的相公招姑娘。你戏唱得再好，犯了错误，我们贫下中农还是饶不了你。”
三宝的言辞更激烈，他说：“齐翠花思想反动是有根源的。听说旧社会她就跟反动派有勾扯。那一年我们两个人让一伙土匪抓去。她却好端端地回来了，连一根毫毛都没有伤着。大伙儿想么，一个漂亮女人落到土匪手里，她还能干出身？干柴见火还能不着吗？那个时候她在戏班里多牛气？现在她牛气不起来了，受管制了，她能不怀恨在心吗？”
齐翠花没想到她一手培养出来的三宝也能面对面地揭发她，心里伤心极了。这时候腹胀得快要绷破了，耳朵里“嗡”地响了一下，就啥也不知道了。
齐翠花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躺在公社会议室的草铺上。会议室很大，成立公社演出时，她在这个会议室里歇缓过。如今会议室里躺满了病人，有人还在一声接一声地呻吟。会议室里散发出一股大便的臭味儿。她发现自己吊着瓶子，头脑发胀，肚子里空得难受，后面隐隐作痛。但肚子却不胀了。慢慢地，她从医生和护士的言谈中才知道了自己的情况：她被大车拉到公社卫生院以后，公社张书记就给卫生院负责人打了招呼。要照顾好这个患者。医院不敢怠慢，就对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她体力极差，便秘严重，就采取了输液补充营养和用肥皂水灌直肠的办法，帮助她排泄了体内的粪便。会议室里住的人，都是同她一样的人……她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并不知道她是个受管制的右派分子，而是张书记特别安顿关照的重要病人。她回忆着前前后后的事情，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在她身体康复即将出院回队的时候，田彦文也住进了会议室。病症跟齐翠花以及会议室里住的患者一样，也是大便拉不下来。
工作组也被折腾得精神倦怠，无力过问齐翠花书写“反标”的事，她算是轻松了一段时间。
一天晚夕，顺子来到齐翠花的住处，说是支书红富贵叫她到五保户白大娘家有话要说。她就带着满腹的问题去了。这一次红富贵不像上一次见她那样面带严肃、态度生硬，而且面带温和，夹杂着歉意。
她见了他，不像见了其他人那样毕恭毕敬和拘谨，而是有一种反客为主的感觉。她问他：“又有啥事？”
他微笑着说：“这一次不是调查你，而是好事。”
她没好气地说：“我能有啥好事？你们不要三天两头批斗就是好事。”
他说：“批斗你，那是工作组的事。我对你的态度难道你还没有觉察？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能帮你一把就帮你一把……”
她说：“让你的好心在着。我问你，你们难道真的以为是我写的反标吗？”
他说：“我一开始就不相信是你写的，你写那做啥哩？即就是你真的想写，写下的字也不是那么个斜码歪道的……可是……”
“可是什么？”她反问他，“可是再找不出其他人来，是不是？找不出其他人来就往我这个右派分子身上推。软处好取土，硬处好打墙，是不是？我齐翠花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能这么个反法？你跟他们工作组说，齐翠花做不出来那事，让他们早早在我身上收了心，免得冤死旁人笑死贼。”
红富贵说：“咱先不说这个。咱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她说：“啥好消息？”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汇款单，在她眼前晃了晃，笑着说：“大勇寄钱了！”
她听了，从他手中接过那一张绿色的汇票，仔细看了一眼，淡淡地说：“那是人家寄给你红富贵的，跟我有啥关系？”她又把汇票往他手里塞。
他挡回了她递过来的汇票，又从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说：“他信上说了，药是寄给我的，钱是寄给你的。寄到你的名下不方便，就以你女儿园园的名义寄给我，让我照顾你的生活。一百元哩，不是个小数字。”
她又反过来翻过去看了看那大写着“壹佰元正”的汇票。把目光停在汇款人田园两个字上，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她心里叫了一声：园园。
齐翠花回到住地，顶了门，捻亮了罩子灯，取出了田大勇写给红富贵的信，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富贵哥：
您好吗？给哥写信，我心中就会泛上一股内疚来，再一次请哥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