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将进入明王朝极为重要的阶段，前面是嘉靖皇帝，后面是万历皇帝，嘉万时期加在一起有93年，占整个明王朝的三分之一强。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明王朝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极致，它会产生更多的精彩篇章，以及更为复杂的矛盾斗争。
在正德皇帝死后，帝国并不平静，它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皇位空悬了下来，虽然皇位继承人早就确定，但一旦有藩王带兵进京，又该如何？二是江彬问题。朱厚照死后，江彬提督的边军团营仍旧留在京城，在朱厚照生前，文官与江彬的矛盾就已激化，现今江彬存在极大的造反可能性。
正德死后，皇太后和杨廷和以皇帝名义发布了一份遗诏，内容主要是传位于已继承王位的兴献王朱厚璁，遗照发布后，皇太后随即命宦官谷大用、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前往安陆迎取朱厚璁，这边安排妥当，那边就要对付江彬了。
皇太后和杨廷和联起手来，将驻扎在京城的边军遣回边镇，将驻扎在京城内的京军调到京城外围。江彬的军队被解散后，江彬很快就束手就擒，嘉靖元年被处死。从现在来看，江彬造反可能性并不大，当年曹吉祥的谋反实乃是锦衣卫所逼，实际上，明王朝的反叛基本上都是当局所逼或者错误政策造成的，在这方面，当局有当局的考虑，一方面可以激将法将不安稳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可以建立军功，只是多了许多血泪和宗室相残。
处理完了江彬，杨廷和似乎感到可以轻松了，但真正的麻烦却来临了，实际上，他对这位未来的新主人是毫无所知。
我们的这位新主人的确令人头疼、棘手，他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城府极深，外藩就位的弊病在他身上显露无疑，那种不自信带来的麻烦影响了帝国几十年。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前往湖广安陆州迎取朱厚璁进京师的官员们在北京西南良乡这个地方停住了，原来京城来旨意了让朱厚璁以弘治皇帝继子的身份从东安门入皇宫继皇帝位，这是以太子礼继位。
这个旨意出自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意思，从礼法上来讲杨廷和的这一举措有违封建礼法。如果朱厚璁在弘治皇帝生前过继给弘治皇帝为继子，那么在弘治皇帝死后，如果朱厚璁继承弘治皇帝的皇位，那么必须以太子礼继位。
现在朱厚璁是在弘治、正德都无子嗣的情况下以成化皇帝长孙，正德长堂弟的身份继承皇帝位，那就是宗室内部的兄终弟及，所以应该从紫禁城的正门入而继皇帝位。即便朱厚璁是弘治皇帝的亲子，由于他继承的是正德的位置，属于兄终弟及，也不应该以太子的身份即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杨廷和的这一举措都是荒谬的。
礼法对于封建家族来说是头等大事，正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杨廷和的想法过于幼稚，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逼这位新皇帝就范，殊不知自己触犯了封建礼法，即使是有人治其罪，也是名正言顺。那么杨廷和这么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杨廷和有他的考虑，他不想让孝宗皇帝这一支子人脉就此完结，他想让这位新皇帝继承孝宗这一支子的血脉，但这种想法明显是打肿脸充胖子，孝宗生前就没有这种安排，中国的宗法制中从来没有给死人过继儿子的，因为过继需要双方的认可。而且即使孝宗还在世，也不可能把朱厚璁过继给孝宗，而是将朱厚璁的弟弟或堂弟过继给他。因为在中国的宗法制中朱厚璁作为本宗的嫡长子为大宗，他的弟弟是小宗，本着“过庶不过嫡”的原则，朱厚璁也不可能过继给明孝宗。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杨廷和的行为都是荒谬的。
京城里来的旨意自然遭到了朱厚璁的抵制，车驾就在良乡这个地方停住了，小小的良乡顿时热闹沸腾。这个不到14岁的少年知道礼法的重要性，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决不能退让。事件就这样僵住了，杨廷和被当头敲了一棒。大约皇太后也感觉到杨廷和的不妥，便下旨让朱厚璁从紫禁城正门入，以朱厚照堂弟身份入继大统。
朱厚璁既登基，那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这就是对朱厚璁父亲的定位问题。朱厚璁的父亲朱佑沅本是兴献王的身份，现在儿子做皇帝了，如果继续给朱佑沅藩王的身份不合适，因为皇帝不可能去祭拜身份比其低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杨廷和有他的考虑，那就是将嘉靖皇帝过继给朱佑樘做儿子，同时与生身父母脱离关系，考虑到朱佑沅就嘉靖这一独子，从其他近支宗室中再过继一人为朱佑沅的子嗣，承袭兴献王位。杨廷和绕来绕去还是绕在了这上面，这就是他的心思，一方面他不想让孝宗绝嗣，另一方面也许京城的阁臣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他们对这位南方来的少年有种天然的歧视。
果然，朱厚璁登基没几天，就让礼部议自己父亲的庙号问题，朱厚璁的意思是将自己的父亲立个皇帝号，然后将父亲牌位从老家移到京城的太庙中，跟祭祀其他先祖一样祭祀自己的父亲，按说此举也属正当，在本朝也有先例。朱元璋尊称生父朱世珍为仁祖淳皇帝，朱建文称朱标为兴宗孝康皇帝，这些都是生前并没有做皇帝，在后世子孙为皇帝的情况下所上的一个尊称，为的就是行使礼仪上的方便。
嘉靖皇帝的提议被杨廷和驳斥回来，杨廷和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既然朱厚璁继承了人家的皇位就应该成为别人的子嗣。杨廷和还举了两个例子，汉哀帝没有子嗣，将宗室陶王之子过继过来立为太子，宋英宗没有子嗣，将濮王之子过继过来将来继承大统。而且杨廷和还指出，孝宗作为成化皇帝子嗣中的大宗不能绝嗣，所以必须将其他小宗过继过来继承大宗子嗣。杨廷和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不攻自破，因为孝宗这一宗绝嗣后，朱厚璁这一宗自然就继承了大宗。
皇帝觉得杨廷和的话有问题，但受制于自身学识和雄辩能力有限，嘉靖皇帝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事实表明一个人的雄辩能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让你掌握话语权，让对方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不攻自破。但是雄辩需要你找准对方的破绽，从而一击而中，这就需要你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要熟知历史典故，从历史的案例中寻找突破口。
张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弘治十一年的举人，正德十六的进士，其间相隔了23年，张骢都这样坚持过来了。张璁中进士时正处在正德与嘉靖两个王朝交替间，此时他正在礼部实习，当皇帝与杨廷和正在斗法的时候，张璁上了一道《大礼疏》。
张璁是一位对礼仪颇有研究的人，对《周礼》、《仪礼》、《礼记》涉猎较多，杨廷和的专制与跋扈终是招致有的人不满，张璁将杨廷和的漏洞一件件挑了出来，件件打在了杨廷和的脸上。
这篇《大礼疏》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杨廷和的错误。首先，张璁说不让皇帝认生身父母有违孝道；其次，汉代陶王的儿子，宋代濮王的儿子都是在汉哀帝、宋英宗还在世的时候就过继来的；另外，嘉靖皇帝是按照宗法制伦序继位，跟孝宗皇帝没有关系；根据宗法制中“长子不得为人后”的原则，皇帝作为他人长子也不能过继给其他人为子；最后张璁又说统与嗣不同，继统没必要继嗣，昔日汉宣帝以汉昭帝侄孙的身份继承大统，也并没有过继给汉昭帝一说。
张璁的这篇《大礼疏》上奏上去，嘉靖大喜，尤如拨云见雾一般，他高兴的说道：“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此疏虽然传至杨廷和那里，但杨廷和并不买账，他虽然斥责张璁“书生焉知国体”，但杨廷和本人却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辩论，其后虽然在他的示意下给事中、御史纷纷上书要求治张璁的罪，但舆论的天平已经向嘉靖倾斜，皇帝已感到底气足了。
对峙双方仍在僵持的情况下，张璁又写了一道奏疏，名曰《大礼或问》，张璁在这道奏疏里重点从“统与嗣”方面对自己的观点再详细的论证了一番，而且还附有许多前朝的例证。张璁的这道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礼部侍郎王瓒竟也为所动，杨廷和试图让人去阻止张璁，而张璁绕过内阁直接将这道奏疏从左顺门递进了通政司，《大礼或问》在帝国引起的震动已经超过《大礼疏》，退休在家的前三边总制杨一清竟也读了此文，杨一清给吏部尚书去信道：“张璁此论即使孔孟在生也无法改之。”
真是“檄文如箭”啊！“文章值千金，扭转乾坤看我行。”读书人的作用在这一刻毫无异议的表现了出来。
到如今，文臣只好做出退让，同意称嘉靖生父为本生兴献帝，母亲为本生兴献后，但不加“皇字”，皇帝还须称弘治为皇考，实际上嘉靖认了两位父亲，但与弘治之间并无过继关系，只是一种称呼。这种结局只能是双方各退一部，嘉靖以保全父子关系而获得暂时的胜利。
局势稍微缓和后，杨廷和开始了人事调动。他将张璁调任南京刑部主事，让其远离朝廷，同时将上书支持自己的云南巡抚何孟春调任吏部侍郎，离职的御史林俊任命为工部尚书。杨廷和此举的确不妥，虽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但身为内阁首辅行宰相之事，的确是违法行为，因为帝国没有赋予他以及他的内阁那样的权力。现在看来，杨廷和的确有欺负人的意味，他更想通过这场大礼仪事件将年轻的皇帝纳入官僚的掌控之中，而不是像正德那样脱离了掌控。我们对杨的这一行为不应做出道德上的评价，这是我们文化传承中的秩序与缺失、凝聚与涣散、前进与保守、简约与繁琐，所有的人都将埋葬在其中。
正德十六年的安排皇帝并不满意，他最终需要的是给自己的身生父亲上一个完整的称号，那就是有着庙号、尊号、谥号一共21字的完整称号，而且他的牌位也要从湖广移到太庙中，供奉在正德之前，弘治之后，这是朱厚熜的最终想法。那么他的这种想法是否恰当，有无过分的地方。我要说的是只要朱厚熜被立为皇帝，那么最后只能是这样的安排。虽然朱标、朱祁钰死后并无完整的称号，但南明政权最后都给他们上了完整的称号，而且南明政权几个皇帝的父亲都有完整的称号。
杨廷和当然知道皇帝最终要干什么，但杨廷和依然位高权重，羽翼未丰的嘉靖皇帝只好与其周旋。皇帝希望有人上书重提此事，然后他再顺水推舟。年轻的皇帝在与杨廷和的较量中仍然处于劣势，皇帝下到内阁的诏书几次被杨廷和驳回，杨的跋扈终于导致有人不满。兵科给事中弹劾杨廷和曰：“昔日钱宁、江彬专权纳贿不去追究，先皇自封威武大将军不去追究，如今却要为皇帝对生身父母的一称呼在这里争，实在是欺国”。
给事中的这一番奏说又打在杨廷和的要害上，杨廷和提出要辞职，类似的伎俩杨廷和已经搞过一次。上次辞职导致一百多名官员上书挽留，嘉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倒杨的时候，一旦他批准杨廷和的辞职，将会导致更多官员的激烈反应。
为了安抚杨廷和，嘉靖帝将这位上书的给事中下到诏狱中，虽是如此，嘉靖对杨廷和已经忿恨到了极点。明眼人都会看出，杨倒台已是瞬息间的事，当皇帝的不满经过发酵，发酵到一定时候就是该清场的时候。
嘉靖二年（1523年），我们的君臣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年内廷宦官上报宫内开支紧蹙，要求派宦官去江南催促织造，皇帝命杨廷和起草谕旨，杨廷和拒不起草，还责问皇上难道要跟几个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吗？
嘉靖不似前几任皇帝，他孤傲而倔犟，眼见杨廷和不合作，他绕过内阁直接颁发了旨意。这下惹恼了杨廷和，杨廷和又提出辞职，这次皇帝再没有挽留，而是直接批准了杨廷和的请求，并以杨廷和不守臣道给杨廷和做了总结。
杨廷和既已离开，嘉靖搬倒了这个礼仪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张璁也没有闲着，在这两年时间，张璁认识一个叫桂萼的人，这人跟张璁在礼仪之争上的观点一致，同时俩人还注意联系一些观点相同的人，最终他们是要组成一个小团体。经过两年的准备、酝酿，倒杨派已经在南京形成，一场大的风雨要来了。
嘉靖三年的新年刚过，桂萼的奏书就来了，他指出皇帝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称自己父亲为皇考，并在后面附上其他人的联名。大议礼之争中挺皇派说的话总是说到了嘉靖的心坎上，很多嘉靖想说却不知该如何说，或者不适宜说出来的话都由这些臣子们总结出来。
杨廷和已去，南京支持自己的官员已经形成气候，宗室和勋贵也开始倒向自己，自己不是再像正德十六年那样孤军奋战。此时的皇帝以为再无阻碍，但此时的明王朝早已形成官僚一体，这不是杨廷和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派官员的问题，皇帝要面对的是全天下的官僚。
这次在京的官员们纠集了二百多人抵制皇帝，失去了杨廷和在前面当挡箭牌，皇帝将独自面对群臣，场面面临失控的局面，皇帝急调张熜、桂萼帮他打仗。嘉靖此举令在京的官员们担忧起来，他们害怕张、桂二人进京增加皇帝这边的力量，便对皇帝退让一步，也就是在在皇帝继续尊称弘治皇帝为皇考的情况下允许皇帝称自己生父为皇考，眼见文官退让一步，嘉靖也退让了一步，这样，皇帝在这场争斗中又前进了一步。
本来准备进京大干一番的张璁和桂萼在凤阳这个地方接到让他们返回南京的旨意，原来在嘉靖得到允许更改父亲称号的同时，文官们上书要求禁止张璁、桂萼进京，虽然皇帝不想这么做，但既然自己的要求已经部分得到满足，也只好同意文官的请求。张璁和桂萼却并不打算就这么回去，他们的理想一直是想进京跟这些官员们大干一场，于是两人在凤阳继续上书，要求皇帝去掉对生身父母“本生”的称号，因为“本生”二字就意味着生身父母比弘治矮了一头。
眼见张、桂二人不愿意停手，皇帝也意识到此事不宜停下来，应该趁热打铁继续推进，便命令张、桂二人继续进京。嘉靖三年五月，张、桂二人终于抵京，随即被皇帝任命为翰林院大学士，两人开始放开手脚正式大干，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终于在帝国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