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将探讨多姿多彩的永乐时代，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永乐时代都是明王朝最强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人一反常态的抛弃了不干涉主义，开始了全球扩张步伐。朱棣派陈诚出使西域，重开了从土耳其连贯东西方的商路，派郑和下西洋，将明帝国的影响力扩张到非洲，亲率大军五出塞外，干涉安南的内部事务。中国人在这个时代的干涉主义不符合这个帝国的运行特点，而自有它复杂的原因。
永乐时代仍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永乐皇帝重新树立了武将们的地位，让他们继续在这个帝国发挥作用，不仅如此，永乐时代在政权组织上还出现了跟洪武时代截然不同的特点，而这种特点一直贯穿整个大明王朝。
这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将宦官提拔到一个新的高度。洪武时代监察就已经有了新型的特点，朱元璋最初设立的纠察机构叫做御史台，为了更好的纠察官吏，朱元璋废御史台成立按地域分工的都察院，并成立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还有各省提刑按察使司的分巡道制度，可以说明代的监察系统比前朝都大大加强。但这些还不能满足朱棣的需要，朱棣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忠于自己的监察系统，朱棣选中了一个新的团体——宦官。
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隐成为帝国太监们的新职业。出使也就是作为外交礼节出使国外，这本来是文官的工作，但朱棣竟然让宦官代表天朝出使邦国，可见在朱棣的心目中太监已经等同于文官，甚至还高于文官；专征就是指太监独立带兵出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郑和下西洋；监军就是督察军务；分镇就是派太监到地方去督察文官；刺隐就是派太监刺探王公、大臣、将军的隐私，担当这个任务的是一个全新的机构——东厂。
由此可见，朱棣通过庞大的宦官系统维持着明初政治结构的平衡，大明的宦官们先于文官们一步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一直到嘉靖时期才衰落，无论宦官在这个舞台上如何表演，他们始终无法超越汉末和唐末的宦官专政，因为明代已经没有宦官生存的土壤，他们只是作为制衡文官的棋子而存在，并扮演皇帝亲密好伙伴角色，在后期跟文官集团的对抗中，他们跟他们的皇帝一样是绝望的。
虽然朱棣的行事风格依然不符合文官的标准，但朱棣还是要跟这些文官取得最终的谅解。为了标榜自己是一位圣人君主，他开始编纂圣人经典，重新树立起理学的指导思想，废除朱元璋的举荐制，重开科举考试，并通过他编纂的典籍来告诫后世子孙，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位好君主。这俨然是很搞笑的事情，没有人会把这些当作金玉良言，后世子孙也根本不会理会这些。朱棣想通过编书和著书来显示他的仁君形象和符合中国社会传统道德的合法继承者，无论他如何粉饰，历史必将还原他的本来面目，那就是一位奉行法家思想行霸道的强悍君主。
前面说过“正统”一说对于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重要意义，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继位不正的人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一系列麻烦，因为他们总想通过一系列出格的事情来表明他们的正统性。
朱棣仍然将那个漠北的民族当作他的强大对手，皇帝亲自征调大军五出蒙古，前两次还斩获颇多，后三次连对方的踪迹都没有找到，五次出征一次比一次纠结，一次比一次令人沮丧，太宗文皇帝在那荒凉的大漠中感触颇多，曾经繁荣的大草原，阡陌纵横、人丁兴旺，如今随着那飘逝的帝国成了如烟往事，朱棣在这阴冷的大草原上倾听着大自然的安静，也倾听着自己生命终声的敲响。
朱棣不仅通过武力来彰显自己的实力，他更想通过和平而霸道的方式来展露天朝的无与伦比的辉煌。郑和的船队终于出发了。
西历1405年，正是大明永乐三年，黄帝4103年，欧洲人正从睡梦中醒来，美洲仍处于部落社会，高原上的蒙古部落处于无序的分裂状态，东边的朝鲜国正陶醉于小中华的美称之中，海洋中的日本正处于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西亚的帖木尔帝国正处于骚动与不安之中，南亚的诸国正在寺庙的钟声中荡漾。
1405年7月郑和的船队从南京龙江港起航，沿着长江东进，打算从长江口出海。郑和的舰队共两万多人，几十艘巨舰横行在江面上，当这支船队驶出长江口，面对浩瀚的大洋的时候正是清晨，一缕霞光照在身着冠服的郑和身上。郑和的船队沿着浙江、福建沿岸南下，接着驶入南海，贴着越南继续前进。
在明国人眼里，以文莱为界，文莱以东称东洋，以西称西洋，东洋对于明人来说是熟悉的，或者说在大明的势力范围之内，而西洋对于明人来说则是神秘、遥远的。
此时的南洋诸国，远到波斯、东非，近到吕宋、占城都处于海洋贸易不太活跃的境地，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明太祖变自由贸易为官方贸易，导致海外贸易量的急剧萎缩。私人贸易的禁止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一方面是巨大的利润诱惑，另一方面是这种走私也用不着交税，所以无论东洋还是西洋，都由各国的水师、商队、海盗维持着各个航道之间的平衡。
郑和的到来使南洋诸国沸腾了，他们终于盼望到了那个神秘而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来眷顾他们的这片土地，而且还是如此隆重的眷顾。郑和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册封的诏书，还带来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些邦国的国主们和大大小小的部落领袖们无不希望通过获得天朝的册封来取得他们的合法地位以进行朝贡贸易。在那个海洋文明还没有破土裂出的时代，正是东方的皇帝和西方的罗马教皇通过册封来维持两个体系的稳定，郑和的航海只是在体系内的涌动。
郑和下西洋的确是一件损耗国力的事情，郑和带去的都是硬通货，而带回来的香料、苏木、胡椒都是价值相对低廉的物品，而且这种物品只在官府间流通，并没有流入民间市场，永乐后期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发生了以苏木、胡椒折俸事件，由此可以看出苏木、胡椒的积压何其严重。
郑和下西洋的花费全部由大内出，由南京的太监们就地采办，因为没有文官的插手，所以也就没有记录，对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花费究竟多少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郑和几十年的下西洋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文官的反对声音，且一次浪潮比一次凶猛，后来居然将郑和下西洋的图纸藏匿了。文官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并不主要是害怕耗费国力太大，而是下西洋这种活动有违儒家理念，整场下西洋活动并没有文官的参与，它只能扩大君王的权力，而大明王朝的儒生们千万百计的通过限制君主的活动范围从而将他纳入他们所设计的轨道，在明王朝的后期，这种情况尤其严重，皇帝每次跟文官斗争的结果都是对国本一次大的损耗。
中国人的这场远洋活动终于在宣德八年（1433年）嘎然而止。大唐天宝十年（751年），唐与西域诸国在怛罗斯之战中失败，从此中国人失去了对外干涉的能力，直到郑和下西洋中国人才通过海路重返东方帝国的舞台中心，但由于不符合儒家规范，短短三十年，它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时至今日未能恢复。
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一个本身物产丰富的国家，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一个不需要原材料和海外市场的国家，一个陆地上的领土面积已经达到极限的国家，一个信奉内圣外王的国家对海洋根本产生不了任何兴趣，它所关注的永远都是内部事务。
此时明王朝的威胁仍然是来自北方的强大民族，而南方的京城跟北方九边重镇沟通起来多有不便，洪武时代通过封藩的方式来戍边，到了永乐时代，封藩已经不可能，那干脆我自己来守吧，永乐皇帝就是这样想的。那都城究竟应该在哪里呢？在那个时代建都北平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定都传统的西安或洛阳已经没有必要，丝绸之路的没落使得控制西域已经没有必要。历史的教训表明“得中原者得天下”已经是个伪命题，为了确保天下已经不是得中原的问题而是如何虎视中原的问题，历史的教训也同样表明一旦散失了黄河以北的产马地，农耕民族只能以血肉之躯对抗部落民族。
定都北京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明王朝的军事中心会布置在沿长城一线，北京城处在塞外和辽东进入中原的咽喉之处，定都北京刚好可以遏制外敌深入中原腹地，也使得即使有外敌破关而入也无法有效深入内地，因为都城的北移也使得整个帝国的军事重心北移，更为要命的是定都北京实际上断绝了外敌在破关后能否在关内建立后方基地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定都北京都是把明王朝的防御线推进到了边防一线，变防御性国都为进攻性国都，对关外之敌有着极大的震慑作用，从而延续了帝国的国祚。外敌入关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柔弱的百姓，而是君临万方的天子。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北京的确是在边塞上，从边塞到京城骑马一天的时间都不需要，但守住了京城就守住了京城下面的万里河山，“天子守国门”的确需要极大的胆量与气魄，明朝的皇帝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却保护了脚下的黎民万生。
跟迁都几乎同时进行的另一项大的工程是开通漕运。漕运对于明清两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是保持帝国运转的重要条件，漕运流经的地方带来了繁华的城镇，解决了就业人口，增加了税源。
朱棣将首都北移，带来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因为首都的北移，大量的人力开始了北移，大量的军队开始了北移，带来了对粮食的巨大需求，而当时的粮食主产区在江南和湖广，不像现在在华北平原。在元代，由于运河淤泥的堵塞，粮食依靠海路来运输，但海路运粮风险大，而陆路运粮漫长而累人，所以运河运输是当时唯一的出路。
运河跟长城一样是中原王朝的两大工程，长城的修建虽然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但它保护的生命远比牺牲的生命要多得多。运河是为了解决粮食转运问题，大运河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都是经济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河道的疏通和整治也成了每个王朝必修的功课。
对于运河的疏通依然是调用了很多民力，尤其是在山东这个地方，永乐皇帝自登基以来的一系列劳民伤财终是导致了国初最大规模的一场农民起义。大元王朝灭亡五十年后，历史又一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