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妈是父亲的堂姐，家在银川，所以，我们常称她“银川大姑妈”。她是村子西头社社的亲姑妈，大姑父是开车的，开的是“老解放”。在我小时候，对我们村的本姓人家来说，银川大姑妈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那时候，我们村很少来汽车，而大姑父的“老解放”总是不时地光顾，那是最让我们孩子们兴奋的事。大姑父时常是晚上来，只要村前的大坡上有汽车灯亮，孩子们的第一反应是：大姑妈来了！就是已睡下的也要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向社社家奔去。等大姑妈进屋还未坐定，屋子里就会站满一地孩子。大姑爹总是忙着向男人们发着乡下人难得一见的“过滤嘴”，而大姑妈则忙着招呼孩子们，她捧出大把的糖果给孩子们分发，这也是孩子们最快意的事。
大姑妈是个很重感情的厚道人，虽然进城那么多年了，但她仍然是那么淳朴。她那时“常回家看看”不仅体现了她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也能感受到老家人浓浓的情谊。大姑妈只要住上几天，我们周围的几户人家总是要请她吃饭，由于生活水平所限，也不一定能吃多好的。如果不这样做，大姑妈走后他们会觉得过意不去。临走时都不忘给捎点东西，有的给带点羊肉，有的就拿点山里产的荞面、山芋、葫芦、小米、豆子，等等。
我小时候得了慢性气管炎，每年到冬春季节发病，咳嗽得异常厉害，父亲坚持说是痨病。大姑妈来时父亲告诉她我的病情，大姑妈执意要带我到银川大医院检查。父亲是个羊把式，从没出过远门，一听走银川他先怯了阵，说算了吧。姑妈说，给孩子看病要紧，于是父亲答应让我去。可他很为难。最后让我大爹陪我来银川看病，因为大爹曾到外地养过蜂，算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我们是坐大卡车到银川的。车上拉着货，铺着草，我盖着羊皮袄。在银川大姑妈家一住就是半个月，大姑妈家孩子虽多，但我们去了住似乎也感觉不到紧张，加上表哥、表姐们对我也好，其实病并没看出什么，还是慢性气管炎。那时候的银川与现在无法相比，但对一个山洼洼里的孩子来说，太精彩了。说实在的，我当时都有点不想走了。回到家里好长一段时间，我做梦还在银川。那时候，我一直想自己能生活在这里该多好。在当时，这是一个多么的痴想。
第二次来银川是我上大学时，十年前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在这里我连东南西北都摸不着，但对都市的羡慕与渴望显然已不再像从前孩子时候那样。我也偶尔去大姑妈家看看，姑妈、姑父都退休在家。表哥表姐们早都在忙自己的事，也很少能碰见他们。如今他们的情况各有不同，有上班的，有经商的，我二表兄、三表兄当年还在俄罗斯等国做过“中国倒爷”。说起那段经历，他感慨良多。他开玩笑说，以后自己也要出一本书，写写当年如何风光如何惬意。我说，别忘了写如何迷倒俄罗斯美女哦。他们总是说，想不到当年的病娃娃现在出息了。他们问我毕业后干什么时，我总说，回乡下教书。毕业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放弃了回乡教学的打算，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再见表哥表姐们时，他们仍然是少不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慨。
200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