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金融的人常常会说，金融学就像是经济学皇冠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因为金融可以解决市场运行中的很多瓶颈问题。拉动经济增长常常需要找一个抓手，即使市场是完备的、资金是完善的，但还是需要有一种力量，使得什么地方缺钱，资金就会流到那里，什么地方需要资金来完成基础的配给工作，钱就会流到那里。那么，这件事要靠谁来做呢？恰恰就是金融市场在做。
从过去的金融市场改革中，我们看到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是温州的改革，第二个是深圳的改革。对这两座城市的改革应该重新作一个区分和判断。
温州的改革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倒逼格局。2011年，温州大量民营企业的老板出现了“跑路”问题。为什么会“跑路”呢？因为当地乡土信用的语境。什么是乡土信用呢？据江浙一带的民间资金参与者介绍，比如说村里的老乡向他借100万元，他明知老乡是穷光蛋，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但依然会把钱借给老乡。我追问道：“仅仅因为是老乡，就可以在明知对方无力偿还的情况下借钱给他吗？”他回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知道，他如果要在1个月后把这100万元还给我，就会继续去跟别人借钱；换句话说，他能够借到下家的钱来还我这个上家的钱，所以我愿意把钱借给他。”
从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温州所谓的民间信贷，其核心就是所有人的信用关系能够循环起来。但问题在于，一旦这种循环关系里的某一根链条发生断裂，整个市场的金融结构都有崩塌的可能。所以，在温州改革的要点就是让民间的金融机构官方化，使村镇银行成为更加规范的金融机构。
而深圳的改革更正规一些，它建立了前海经济区的概念。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已经遇到了许多瓶颈。比如说，深圳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2年前两个月，深圳市的规模工业增加了730.65亿元，同比减少了3%，规模以上工业的销售产值是2754亿元，比去年减少了5.4%；工业销售率为100.2%，也比2011年同期减少了0.1%。
深圳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但也毋须讳言，整个珠三角的产业结构正面临现实的压力和挑战。珠三角的产业结构历史非常清晰，即“三来一补”，比如来料加工、来样定制等等，主要是负责基础加工业务，但这种业务的发展如今在深圳或者说是在整个珠三角都遇到了瓶颈。深圳原本的定位是金融区、市场改革的前沿，但这种金融区格局和目前的制造业发展形成了一种矛盾。
提到深圳，有一个独特的案例。与深圳相比，上海社会阶层分布是一个稳固的金字塔形，低收入阶层人数最多，从中等收入阶层到高收入阶层人数稳步减少；而深圳则不同，它是一个全新的移民城市，没有大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居民，因此会出现一种断裂格局：最底层是制造业的劳动用工群体，最高层是“玩”现代服务业、金融、先进制造业的群体，中间没有历史积累下来的核心阶层。所以，深圳的市场格局从来都是不太稳定的。观察深圳必须看它的房价，一旦突破了下跌的抵抗，就会暴跌；一旦冲破了向上的瓶颈，就会暴涨。
恰恰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深圳和温州的金融市场改革是一种倒逼式的改革，这样的城市需要一种嬗变。一方面是民间金融的嬗变，另一方面是整个政府调控、改革前沿先试先行的嬗变。这种嬗变对于市场的想象空间会很大。想想看，如果这种金融改革能够进一步扩大化，天津能不能搞？西部能不能搞？作为金融开放的前沿，上海浦东能不能搞呢？
所以，金融市场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如果这颗明珠能发出耀眼的光芒，那对市场会有很强大的拉动作用。如果民间的金融体系能够活跃起来，官方的金融体系也活跃起来，就能对市场形成极大的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