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伦理传统中，常常提到五伦，这是儒家创造的一整套伦理观念，滥觞于孔子，完成于孟子。《孟子·滕文公》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亲、义、别、序、信五个伦理范畴就是规范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关系的准则。
原始儒家的“五伦”是一个相对关系，也就是说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君要仁、为臣要忠、为夫要义、为妻要从、为长要惠、为幼要顺、为友要相互信任。不是单一的义务。
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五伦”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之上的对于人群关系的规范，它是与我在上面说到的两个背景有关的。但现在已经是一个“陌生社会”，光是“五伦”已经不能完全解决人际关系中的问题了，台湾的伦理学界提出“第六伦”的新概念，用以界定群己关系，但我觉得用它来表述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更恰当。
儒家所体现的大多还是宗法制度所赋予的思想，后来国家大一统了，士人游学游宦，接触陌生人的机会多了起来。汉乐府中有首《艳歌行》就是写“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的，面临着许多困难，“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有女主人帮了他们一把，男主人回来又有点猜忌，使他们很痛苦，不知怎么办才好。不会处理与陌生人的关系，这就是“第六伦”的问题，是当下“陌生社会”所面对的问题。
第一位对“第六伦”做深入思考的不是思想家而是诗人杜甫。杜甫是儒家思想自觉的实践者，在处理五伦关系上可以说是模范人物。在对君王（国家）、家庭（儿女）、妻子、兄弟、朋友关系上都处理得可圈可点；更难得的是他对邻居、一见即别、偶遇人和素不相识人的态度，也令人敬佩。除了少年时在洛阳和中年时在长安生活，杜甫几乎很少有安定的生活，他的行走不是旅游而是逃难。他常常在很狼狈的情况下碰到有相同命运的陌生人，遇到意外的关爱和帮助。他从与陌生人的交往中，觉得第一条就是不要猜疑，第二条是互相关爱。由此出发，杜甫关爱他人的情感超越了推己及人的同情，实现了爱无差等。
杜甫对万事万类都充满热忱，正像他笔下的大自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最可贵的是，杜甫能从自己的苦难中升华出来，用爱宽广的心胸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他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体现了他的宽广与包容，这是爱无差等的心理基础。
儒家虽然也讲仁者爱人，但后来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汉代有位官至司空的廉吏，名为第五伦。他为人憨厚淳朴，在道德上对自己也很严格。做会稽太守时，发了俸禄，他留够自己吃喝费用，其他都用以救济穷困；在朝堂敢于直言，不计个人安危。可以说于五伦无愧。当有人问他有没有私心时，他说，我给你讲两个故事吧，有个人送给我千里马，我没要。可每回朝廷讨论提拔官员时，我总不能忘记那个送马的，虽然我没有提拔他。第二个故事，侄子病了，我一晚上能看他十次，但回到屋里我仍能安然入睡；同样我儿子病了，虽然没去看他，但我整宿难眠。这说明超出“差等”，一视同仁，善待万类，真是很难。
然而，博爱有无可能？是不是有能够超出“等差”、心胸博大的人物？应该说是有的。比如特蕾莎式的人物，世间还是有的，她是人类的标杆，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有了这样的人物就能不断激发人类的善性。然而她不能成为政治家制定现实政策的依据。许多美好的理想只能作为矫正社会现实的问题的标尺，但不能成为力求实现的目的。
儒家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提出社会“大同”的概念，但只仅仅作为一个校正的尺度，而不作为追求目标，历代儒者追求“小康”，不仅是经济指标，还包括许多社会指标。只有康有为之类的妄人才把“大同”纳入他的政治蓝图。乌托邦式的社会追求，往往设计得越美好带来的灾难越深，历史上最大的社会性灾难，往往还不是那些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暴君，而是想把老百姓带到一个美好的世界的某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如果把美丽指标定得越高，其带来的灾难就越大。因为当理想化的设计不符合普遍人性，如果强力推行违背普遍人性的政策，必然会灾难。因此社会伦理指标的制定应该不违背人性，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思想实际。
因此，讲“爱有等差”比“兼爱”更合理，这样讲有点扫兴，但事实如此。实际上，“爱有等差”能够做到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人能够爱家人，再爱朋友、爱邻居，这样推出去也很难得。
必须看到因为强调爱是有等差的，就发生对陌生人漠视或猜疑的问题，我们老是怀疑别人搞阴谋。这是“陌生社会”中人群关系常见的问题。处世要以他人行为为基准，不要做诛心之论。这样的人多了才会形成良善的社会环境。杜甫有首诗叫做《莫相疑行》，其中有句“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人际之间如果少了点怀疑，世界就会美好许多。如果去掉“阴谋论”被骗了怎么办？鲁迅说过，这次被小偷偷了，下次还有可能被偷。因为不能一次被偷就怀疑所有的人都是小偷。有人说鲁迅刻薄，我看这句话就是忠厚长者之言。
这种忠厚长者的宽容心态就是历代所提倡的。法家以其条分缕析，的确抓住某些人性的弱点，由此出发，就把一切人都当贼一样防备。这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只能恶化社会环境，人人互相防备。那些有“合法伤害权”的，就会无限扩张自己的权力，“钓鱼事件”就会层出不穷，甚至被认为是“管理智慧”，受到肯定，弄得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就会潜藏一种动能。
最近读书看到两位都很有幽默感，都是已经去世的人物，他们是聂绀弩先生、马三立先生。他们有过一段事情类似，但结局不同的故事。
两位在1957年都被划了右派，都被下放劳动改造。聂先生被发到北大荒劳改，马先生发到天津军粮城农场劳改。同样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深秋初冬，聂老是烧炕失火被定为“纵火犯”，判刑一年。
马在此时被农场分配看场，看守收割下来的稻谷。由于天冷，马三立在场院用稻草搭了一个小窝棚，躺在里面，聊以取暖。他烟瘾大，在吸烟时不慎引着了火，马惊恐万分，大呼救火，同伴赶来，救灭了火。二队的支部书记李奎玉搞了一个现场会批判他。会上，李说：“马三立当保卫，吸烟失火，所幸扑救及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我们怎么处罚他？”说着他环视四周，表情严肃。马三立此时惊魂未定，站起来向四周作揖谢罪。李奎玉严肃地说：“我看这样罚，让他说个笑话吧！”欢声雷动。
管理右派的李奎玉和聂所在农场的负责人都有“合法伤害权”，前者所取是宽容；后者好像是就事论事。但前者肯定更符合实际，也更宽容。
《苏三起解》里有句唱词——“洪洞县里无好人”，但是崇公道就不同意了——怎么没好人了？我不是给你卸下刑具，让你轻快地上路了吗？其实崇公道也知道洪洞县衙门里上上下下都拿了富商沈燕林的好处，这样才把苏三定成死罪的。因此过去有句话说“衙门里头好修行”就是指那些有合法伤害权的人们，慎用自己的权力，不要用以造恶业。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应该慎用权力，尽量用它为他人、为民众造福。
传统文化中善恶区分中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对生命的态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强调斗争，漠视他人生命、贱视自己的生命的气氛弥漫于社会，大悖传统。《周易·系辞》云“天地之大德也曰生”，《庄子》中说“生者，德之光也”，对于生命的价值是非常看重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一点有了极大进步。从舆论上，社会风气上对待生命的态度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了，例如“踩猫事件”被网络曝光后，让当事人的行为受到舆论的谴责是过去根本不能想象的。过去人命都不算一回事，何况猫？除了思想意识的转变外，经济也是个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爱”是个“奢侈品”，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个人的温饱解决了，他们必然会释放出一些爱力，关注其他生命。当然，教育、舆论这些也都不可少。孔子说的“富而好礼”就是这个意思。
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
逛海王村的最大收获是在这里认识了一批朋友，称为书友。朋友本为五伦之一，是任何社会中都不可或缺的。可是，自五十年代以来各种整人的运动不停，大搞“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这使得同在一个单位共事的人们不敢坦诚相见，更不能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十年浩劫当中，一个单位的人甚至不敢相互谈一谈书，谈一谈文化，一谈就是宣扬“四旧”。然而，人是社会动物，天生有交友的需求，特别是在人情淡漠和人际关系紧张的时期。黄山谷有诗云“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我们从中可见诗人对于友谊的渴求。在海王村的书友之间可以纵谈古今中外，可以谈当时人们之间不敢谈、不能谈或不肯谈的东西，没有任何人会责备你。第一，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语言。第二，热心跑旧书店的人中也很少有“阶级斗争脸”（也许是因为到了那里身心完全放松的缘故），很少有伺人之过的人物。第三，最根本之点在于书友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因此书友之间可以完全放松，不必互相防备。书友之中除了谈谈书之外，有时也可以交交心，解除下心灵的防线。
这些令我永难忘却的朋友，他们大多比我年长，许多是我的长辈和忘年交，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是颇受教益的。现在他们有些已归道山，有些已经退休，颐养天年，有些还活跃在各个领域。回忆昔日的交往，现在仍感温馨。由于已经过去二十六七年，记忆有失，另外，书友之间都是邂逅相遇，忌讳刨根问底地打听人家的身世，多是对方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因此，我的记载不敢保证完全符合其实际，也许会与事实有些出入。
我的书友中年龄最长的是卿汝楫先生。当时他老先生就有七十多岁的高龄了。老先生是湖南宝庆人，他有一次对我说：清末我父亲分到宝庆做知县，任满后就定居于此，遂为宝庆人。他是《美国侵华史》的作者，这部书有三大本，一百余万字。据他说，此书写于美国，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图书馆和国会搜集资料，作了许多笔录。这些资料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毁，有一次到他家去借杜牧的集子，他从一些书柜的底层抱出这些“宝贝”给我看，可惜我不懂英文，只是呆呆地听他滔滔不绝议论这些材料的重要，说它们都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或美国档案馆抄录出来的。老先生最愿意跟我谈的是旧诗，特别是谈他写的旧诗，他也很以其旧诗自负。有一次，我同他逛完书店后，才十点多钟，我们一起坐14路汽车到陶然亭去遛弯儿。
到了那里见到几位老人（就是邓友梅小说《话说陶然亭》里写的那样的老人），老人们欢迎卿先生到来，看来卿老也是那儿的常客。卿老向我介绍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叟，说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员，中国发射人造卫星的轨道就是他计算的。这位数学老人向我低声介绍卿老时说：“年轻人，你知道吗？中国湖南有两位大诗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就是你眼前的卿汝楫。”卿先生的诗有油印本。我翻看了一次，感到卿老旧学功底很好，也娴熟于诗律，气魄很大，是走杜甫的路子，而且是学他的《诸将》《秋兴》等七律。多是歌颂之作，不免进入文革时期旧体诗的套路。我倒是喜欢他的《小鸡行》一类写生活小事的诗（此诗有些学杜甫的《缚鸡行》），描写鸡从小到大的种种情态，十分生动，特别是写毛茸茸的小鸡在院内吱吱乱叫，出入牵人衣的情景，非常有趣。卿老也很以文章自负，他说起解放前他为某报（好像是《大公报》）写社论，一天一篇，每篇大洋十元，往往头天晚上听新闻，然后动笔，午夜前写完，第二天见报。
卿老家住西单的石板房胡同，距离其就职的教育部很近。他住的房子本来是自己的，文革时期充了公。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只给他留了五六间北房，东西南房全让外人住了。他在北房面前砌了一堵墙，把院子分成两半，住东西南房的走南门，南门是正门，大门；北门是个小门，在院子的西北角，他走此门。他的生活也很古怪，从院子一进屋便看到一个简易的单人床停在房子中间，上面铺着被子，盖着被单。第一次进他的房间时吓了我一跳，以为上面躺着一个人。每间房子的四壁都是书，因为很久无人清理，蛛网尘封，取阅也极不方便。
我看他吃午饭也很奇特，一小锅牛奶，烤两个芝麻烧饼为主食，以果仁巧克力为菜。喝一口奶，咬一口烧饼，吃一粒巧克力，非常独特。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吃，他说一是在国外养成的习惯；一是营养齐备。我想大约这是自我解嘲，借以掩饰因为运动而造成的不正常的生活。他告诉我，他的老伴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似乎是搞教育学的，下放去了“五七干校”，尚未还京，他一个人生活。这可能是其生活不太正常的原因吧。我和卿老交往一直到1975年，后来因为受到迫害，才与先生中断了往来。如果先生健在，大约将近百岁了吧。至今我手头还有先生的一本书，冯集梧注的《杜牧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