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脱离了他的宗法组织之后就要走入城镇，通过自己奋斗，以博衣食。这样他必须改变自己原有的性格，从而形成自己的性格，否则就会被淘汰。游民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呢？《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描写游民意识的通俗文学作品。根据这些文学作品我总结出游民意识的四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反社会性，因为游民不希望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动乱他才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地位。用《沙家浜》胡传魁唱的话说就是“世乱英雄起四方”。也就是说必须得乱，社会乱了游民才有机会；稳定是不成的，因为稳定的社会是按部就班地发展的，游民没有机会。鲁迅先生写的一个《阿Q正传》，关于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争论很多，有的说阿Q是贫农，还是革命的贫农；有的说是雇农，还是革命的雇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让我说阿Q其实是游民，他没有固定居处，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连固定的宗族也没有，连姓什么都不知道，有一天突然说姓赵，结果被赵老太爷打了一个耳光说“你也配姓赵”，阿Q也就默认了不姓赵了。
其经济社会地位如此，不是非常典型的游民吗？他游荡于城镇之间，他最希望乱，“革他妈妈的命”，他们太可恶，阿Q想象的“革命”是三条，抢东西，抢人（女人），报仇（所有不顺眼的人都在报复之列，包括王胡、小D等），阿Q的这种“革命”目的非常明确。这是第一条，反社会性。第二条呢，即游民第二个特征，就是主动进击精神，用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词说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说宗法人的性格是萎缩的，他不能代表自己，很难向社会取索什么，但游民不是这样，他们有一种主动进击精神，敢于主动索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用李逵的话说就是“我是先打后商量”，先揍你一顿再说。李逵不讲主流社会中人际之间必须遵守的“理”，一提主流社会的“理”，有人觉得这些“理”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是荒谬的。这样的主张是把阶级分析的理论绝对化了，认为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理”（认为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这种主张在文革中甚嚣尘上），如果真是这样，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之间就没有沟通的可能，社会就要按照阶级分裂，不可能组成统一的社会。一个社会必有共同认可的规范和道理。
而李逵是不讲理的，有时读者还觉得他很可爱，那是因为你与真的李逵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你身边坐着的就是李逵，你就会受不了的，因为时时刻刻他对你都是个威胁。“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这句曹操的口头禅，被游民实践着。像李逵这样典型的游民，天不怕，地不怕，以杀戮为乐事，不讲任何规则，取得胜利的机会就较多。他又心智不全，易于为人所用，因此黑社会的头领，就非常垂爱这种人物。第三个特征呢，是游民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只讲帮派，不讲是非。也就是帮派性，为什么游民那么重视帮派？因为游民本是处在社会底层最弱势的一群，他要向社会索取，谁会乖乖地给他，这就要诉诸暴力，游民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就要组织起来，最简单的组织就是“桃园三结义”。大家伙在看《三国演义》，总觉得“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真了不起，那么讲义气。实际上刘关张结拜是子虚乌有之事。结为义兄义弟这种风俗在三国时还没有形成，《三国志》上也没说这三个人就是义兄义弟。
我看的最早的结拜资料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讲到的，他说在社会动乱之中，人们走在荒野上，没有人，突然有一个伴，非常高兴，易于信赖，就简单结拜为义兄义弟，这是结拜的初始阶段，形成风气，大约在隋唐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四起，结拜之风，盛行于军中。五代时便特别兴盛了。历史界对五代的研究比较少，其实五代虽然仅有五十多年，但它是中国社会一个重大演变时期。我们老说“唐宋，唐宋”，其实唐宋两朝有根本不同的，唐朝的文化还有贵族气，金粉气，因为它有贵族生活和思想意识为支撑；五代的战乱，把几百年形成的南北贵族大姓扫荡以尽，支撑唐代文化的社会基础被消灭了；充斥宋代文化的是文人气，世俗气，还有游民气。宋代的生产能力是唐朝的十倍以上，可是老贵族（唐代的南北贵族都是数百年养成的）没有了，新贵族不可能一下子起来。这是造成唐宋这两朝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五十几年的战争把唐代的文化积累也消灭了不少，宋代文化发展几乎是从头开始。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大部分都是兵痞和游民出身。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个流浪者出身。有的笔记记载，赵匡胤的父亲因战乱而流浪，路过杜家庄，佣工于此，被庄主所喜，遂招赘，生了赵匡胤、赵光义。后来说书人说赵匡胤是“一杆杆棒打天下”，也是把赵匡胤江湖化了，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这个时代夺取天下的游民、兵痞都是以各种形式结合起来打天下，结拜为异姓兄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结合形式。“桃园三结义”的结拜模式就是宋代江湖艺人创造的。《三国志平话》最早记载了这个故事。此书一开始就写这个故事，游民要向社会奋斗，就要组织起来。那时没有先进的社会意识，他们只能仿照宗法关系组织起来。游民的个体是平等的，他们不可能仿照宗法的君臣父子关系，他们只能模仿兄弟关系，结合成大体平等的关系。桃园三结义是游民最简单的组织，复杂的有秘密会社。成熟的秘密会社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
组织是游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以他们非常看重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他们的生存基础。《水浒传》中英雄好汉为什么把上梁山聚义看成他们的最大幸福？因为帮派的所在就是他们的利益的所在。为什么游民把利益看的那么重呢？因为游民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一群，他们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在肚子都不能填饱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舍弃利益而不谈的。哪像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所写，红花会中的英雄好汉那样超脱，他们都仿佛是不吃不喝，不怕寒暖的世外仙人。金庸是把秘密会社中的游民文人士大夫化了。真正的秘密会社本质上是游民的组织，他们靠组织吃饭，靠组织去争取利益，在这些面前，其他一切如真理、是非等等都要让路。因此说他们是“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只讲利益，不讲是非”。这不仅在《水浒传》有明确的反映（此书中是以梁山的是非为是非，同样的杀人放火，梁山好汉做的就对，如果是其他蟊贼干的就要加以讨伐），而且也是由他们的生活处境决定的。
游民是从宗法社会中游离出来的，“脱序”后便丧失了宗法社会中的角色位置，没有了角色位置，那种角色意识也就消失了。成化年间有一个唱本，叫《花关索出身传》，写关索的故事。故事开始写刘关张桃园结义，结拜为兄弟。他们说结拜是为了“干大事”，所谓“干大事”就是拉杆子造反。这时刘备就对关张说，我跟你们不同，我没家，你们俩全都有家，干不了大事。要想干大事，必须先杀自己家人。杀自己家人，关羽、张飞都下不了手，结果两个人商量好互相杀对方家人。关公到涿州杀了张飞一家；张飞到蒲州，去杀关羽一家。张飞的心仁慈一点，关公的妻子叫胡金定，已经怀了孕了，张飞不忍下手，就把胡金定放走了。她怀的那胎就是关索，后来关索找关羽认父。关索的故事一度盛行，现在已经失传了（《水浒传》中还可以看到点影子，杨雄的绰号就叫“病关索”，关索就是话本中的关羽的儿子，十分勇武）。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游民起事、奋斗过程中，下手极狠，连自己家属他也不放过。
他们抛弃了宗法社会里被人们特别看重的家庭伦理观念。说书人在讲这个故事时是当做具有正面意义的故事去叙述的。在宗法社会里，一个人是父亲就要慈爱，是儿子就要孝顺，人人都要进入由宗法所规定的角色，只有脱离了宗法的人们才可能抛弃宗法观念，做出一些被当时人认为大悖伦理的事情。游民把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完全寄托在“干大事”上，真是做到了“为了干大事，一切皆可抛”。这是生活在主流社会的人们或者不为衣食担忧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三国志平话》中还写到刘关张三人结拜以后，便拉起杆子，上了“兴刘山”，与黄巾和朝廷奸佞作战，打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儒家思想）在游民身上是不起作用了，当时这是唯一的文明，文明被自己褫夺了，表现出来的只有赤裸裸的野蛮。例如滥杀无辜，以杀人为好汉，以杀人放火为乐事，三天不杀人就手痒痒等等。这些在《水浒传》中都有深入的描写，只是由于作者站在梁山一边，为一些野蛮行为设置了许多非如此干不行的理由，有些理由似是而非，因此读者不自觉地被作者牵着走，失去了自己判断是非的能力。
江湖人的主体是游民，不过是比较成熟，经过一番闯荡的游民，不是一脱离宗法马上就成为江湖人了。江湖是有规范的，一旦成为了江湖人（如果不是有形的组织，不需要任何人认可）就要遵守一些江湖规范（当然这是自觉的），不能像一般游民那样生猛了。例如李逵在没见宋江以前，不过是个游民出身和游民习气极浓的小牢子，认识宋江，特别是上了梁山才有所规范，成为江湖人，他不管不顾的性格也有所收敛。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但很难成为江湖的领袖和中坚，因为他们缺少文化和组织能力，那些能够一呼百应，在江湖上产生巨大影响，从而成为江湖领袖的往往是其他阶层的社会边缘人。
所谓社会边缘人，本属于主流社会，或是由于生活状态、生活经历（如《水浒传》中的三阮、林冲），或是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如花荣、宋江），或是个人的选择（如晁盖、鲁智深、柴进），他们从社会主流走到社会边缘，甚至堕入江湖，成为江湖的中坚或领袖。《水浒传》写了各种社会边缘人物堕入江湖的过程。边缘人物也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被统治者排挤到社会边缘和自我选择走向社会边缘的人们，他们往往是社会上的才智之士，能力极大。那些自我选择的边缘人物往往是心怀不逞之志，企图利用江湖上的人物，达到他们的目的。自我选择的典型人物是晁盖、柴进、鲁智深等，他们不愁吃喝，为什么不安于自己的生活？晁盖这个人本是郓城县的东西村富户，平时仗义疏财，专结识天下好汉，爱弄枪使棒，身强体壮，不娶妻室。
这种人物在重视家庭的中国会被视为异类的，甭说在宋代，就是在二三十年前也不会被视为良民的。晁盖在“下海”前实际上已经成为黑社会的头头和江湖领袖，晁盖乐于接待江湖人，江湖上有他的字号。刘唐、公孙胜得到了生辰纲的消息，从千里之外向他来通消息，心怀不逞的吴用也来探听消息，他们都为一笔巨大的财富——生辰纲——聚在了一起了。有的论者把智取生辰纲看为一种了不起的义举，梁中书的财宝当然是不义之财，他奉献给的蔡京也是劣迹斑斑的奸臣，梁给蔡京祝寿的目的也是借此买官。然而抢劫者的目的也不过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没有什么更高尚的宗旨。柴进是虽有贵族的头衔，但他自我边缘化，而且不顾自己是“亡国之后”的敏感身份，与江湖人交往，把一些犯罪分子养在家中，决非个人爱好，这里一定怀有个人打算，只是在书中没有展开罢了。鲁智深是为了打抱不平，充当社会良心而走上江湖之路的。他们“下海”之后，由于其能力和品德，必然受到广大江湖人的拥戴。
宋江和晁盖等人有一点不同，他是被统治者的政策推向边缘的。有些研究者把宋江当做小官僚，实际上是不对的，他是吏人，宋代吏和官是有绝对区别的，他们是社会的别一阶层。从宋代开始禁止吏参加科举考试，断绝了做官的望。有多大的抱负都成为泡影，这对心怀大志的宋江来说不能不是个巨大的痛苦。宋代的吏一般没有正式薪俸（北宋中叶以后，中央各部的吏才发一些微薄的工资，地方小吏仍然没有），都是靠外快为生，宋江本人却很好花钱，而且他有那么多钱，仿佛是赵公元帅，走到哪里，钱就洒到哪里。他的钱哪里来的？平常作奸犯科，专犯忌讳之处肯定不少，所以在家中挖了地窖，以做临时避祸之用。他的仗义疏财，热情招待江湖朋友，江湖人认为是了不得的义薄云天，其实在宋江来说，这只不过是在江湖上的一笔投资罢了。宋江多方交往，什么人什么对待，狡兔三窟。宋江早把闯江湖看做是他发达的一个通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