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生前殚精竭虑，为大宋帝国略定了根本性格局。他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与激荡，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他恪守“天下目标”，保持光明心态，以“简、俭、慈”的胸怀与操守推演天下文明，及殁，有《太祖誓碑》传世，为中华政治文明开创了亘古未有的“文明时势”，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
春季不得“采捕”
赵匡胤，史称“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史上对他还有一个称号“艺祖”。但为何又称“艺祖”？考据大家顾炎武《日知录》专章说到“艺祖”时，已经认为“不详其义”。但顾炎武也说明：“艺祖”，历代多有此类称谓，不独赵匡胤一人，大略意思应该是“大祖之通称”。我认为“艺”有“开辟”“草创”“树立”“文明”之义，当与“始祖”意思相近。《尚书正义·舜典》谓尧帝祖先为“艺祖”，后人解释“艺祖”之“艺”有“文”的意思。“艺祖”，就是“文祖”，“文祖”就是“最初的祖先”。故称谓赵匡胤为“艺祖”，等于说老赵是大宋始祖、开国之君。
他所开创的大宋帝国，在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激荡之后，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在传统中国的帝王“圣君”谱系中，他受到的赞誉和价值影响力，可能确如船山先生所论，仅次于汉光武帝刘秀。
与光武帝刘秀一样，如前所述，赵匡胤也是一个恪守“天下目标”而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或“个人目标”的人物。
老赵的“天下目标”甚至涉及生态思想。
《宋会要辑稿·刑法》有一条“禁采捕”，说太祖建隆二年二月十五日，曾经下诏，要求春季不得“采捕”，诏书说：“鸟兽虫鱼，宜各安于物性；置罘罗网，当不出于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仍为定式。”
这里说的“国门”就是古人说的“九门”。传统儒学经典中就有关于“时禁”的政策规定。《礼记·月令》就说过季春之月，捕猎的用具之类，“毋出九门”。九门，不仅包括都城的大门，也包括“近郊门”“远郊门”以及各类关隘之门。相当于国家各个重要的通行卡子口。“置罘罗网”，都是捕猎工具。在季春时节，这些东西不能在以上卡子口通过。这就是“时禁”。
为何要有“时禁”？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一般人都看到了“生态保护”的生态伦理意义，但更深一层的意思其实是“民生”方向的。因为有“时禁”，所以可以不必竭泽而渔，这样，黎庶所需就总有“余食”。因此，“时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为了黎庶俗世利益而设计的“民生”政策。
但还有比这层意思更深邃的思考，那是伦理哲学方向的设计。在传统儒学理念中，有一种“敬畏生命”的思想，这是直接源自于《周易》中关于“生生不息”理念的思想。在这类思想的照临下，儒学认为“仁”，可普及万物。仁是天地之生气。万物各有其存在之理由，且各有不同之“物性”，或者胎生，或者卵生，等等，在这种差异性存在中，天地间“阴阳之气”各得其所。因此儒学主张“各正性命”，“无相夺伦”。
帝制时代，文明时期往往要在春季下诏，颁布“时禁”。赵匡胤显然继承了这一儒学传统。这类“时禁”对于养成祥和天下，是有功能意义的。
赵匡胤时代，民间已经有火葬。但老赵认为火葬不佳。为此也下一份诏书道：“王者设棺帜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古来王道制度设计棺椁和墓葬标识等物品，建立封丘坟垄制度，是为了醇厚人伦统一风化。近代以来，很多火葬，对古礼很多违背。自今以后应该禁止。
老赵不同意火葬。火葬看上去节约土地，其实一样占地，而尸体火化并不比土葬更“低碳”。当然老赵所谓古制，在今天已经有所更化。但老赵当初在葬式问题上的意见是出于“厚人伦而一风化”的，这种圣贤发心，值得今日回味。
老赵的光明心态
大宋对宗亲的抑制，可能是历朝罕见的。太祖太宗之时，宗室近亲受官，亲王之外，一般都到殿直、侍禁、供奉官这类散官为止，出了五服的宗亲，更是有所裁损。这类制度一直延续到大宋末年，所以终大宋一世，没有戚党之患。
皇族中有人犯法，除了少数例外，一般也不姑息。乾德二年，有一宗正少卿赵砺，因为犯了赃罪，就给予了决杖若干、除籍为民两个惩罚。
老赵对自己的光明心态很自信。他憎恶种种卑鄙行径。
汴梁皇宫最初是后梁太祖根据自己的府第修建的，名为建昌宫。到后晋时改名为太宁宫，周世宗居此做了修缮，但与长安洛阳等地的皇宫比较，还是“未尽如王者之制”。于是老赵要求改建，仿照洛阳宫殿的规模。宫殿严格按照中轴线布局。殿成后，老赵坐在正殿，令人打开面前所有的门，可以一直看到宫外。
然后，他对左右说：“这些门也像我的心，哪怕有一点点邪曲之念，人们都能看到。”
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老赵这种心态的光明与他近于多元价值观的现代意识相关。他知道物之不齐乃是常态，不会为了求得表面的“统一”而削斫物之本性。
宋朱弁《曲洧旧闻》记录一个故实，说大宋建国初，有个管理竹木场务的监官，看到堆积的竹木长短不一，上章要求将场中的竹木一律截削整齐，如此摆放起来岂不更是好看！老赵是又好气又好笑，在他的章奏后批示道：“汝手足指宁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你手脚上的指头脚趾难道没有长短吗？何不截了它们让它们一般齐？长的就任它长，短的就任它短！
据记录者朱弁说，老赵这份“御批”，到北宋末年宣和年间，他还在亲戚家看到过。
老赵知道身居九五之尊，纵情快意无人可以制衡；但他更知道，在无理性的恣意之后，很可能正在犯一个错误。世界很大，不是为我赵匡胤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故老赵有了儒学所倡导的“三省”（多次反省）精神，总是在快意之后，自我反省。
有一天罢朝，老赵坐在便殿，很长时间快乐不起来。左右看到他情绪低落，就来问是何缘故。老赵说：“你们以为做了‘天子’是个容易事啊？刚才就为了图一时快意，指挥一事，但现在想来是个失误。所以乐不起来啊！”
还有一次，他去打猎，忽然从马上坠落，大怒，拔出佩刀来将马刺死。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叹息道：“我耽于逸乐，打猎找快活，干的都是危险的活儿。是我自己跌落马下，马有什么罪？”
从此以后不再打猎。他甚至还因为喝酒过量可能的失态而自省，他对左右说：“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这样，他对臣下可能不同于他的价值观，也有了宽容。
“生长”出来的风景
老赵喜欢便宴，常常很随意地宴请宗亲大臣、读书人或外国使节。有一次宴请很多读书人，翰林学士王著乘着酒醉喧哗不已。老赵认为他是柴荣时代的大臣，对他很客气，见他已醉，就让人把他扶出去。但王著不肯走，反而靠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等于把他拽了出去。第二天有人来上奏，说王著逼近宫门大恸，是思念周世宗。
老赵说：“这家伙是个酒徒。在世宗幕府时，我就知道他。没关系。一个书生哭哭世宗，又能做些什么呢？没关系。”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录了老赵很多这类故实。书中说，“太祖豁达”，得到天下后，有些在老赵“微时”待老赵不很友善的人物，也在朝中做官，赵普就多次说到这些人，准备暗中加害他们，老赵看出赵普的意思，就说：“不可！若在红尘中，人们就能识别谁是未来的天子、宰相，人人都去找天子找宰相去了！世上哪有这类事！”
赵普因此看出了自己的卑污，从此以后不再说这类事。老赵的宽容，不仅在“爱育黎首”（爱护百姓）方向，还在“臣服戎羌”
（以德服人，招徕远方之人）方向。陕西为古秦州，那里有个夕阳镇，生产大型木材，有森林绵亘，看不到边。但这些木材只对当地的“戎羌”部落有利。大宋建国后，有很多营造（建筑）的工程，需要大量木材。尚书高防知秦州，辟地数百里，在当地建筑堡垒要塞，招募兵卒千余人为“采造务”，同时对当地的“戎羌”部落约定：“渭水之北，归戎羌所有；渭水之南，归秦州所有。”这样一来，果然就获得了上好木材数万本，制作了连排木筏从渭水运往京师。后来“戎羌”部落率领帐下部族，从渭水中拦截木筏，杀掉运输的兵卒。高防与“戎羌”大战，史称“剪戮甚众”，还活捉了几十人，捆缚到狱中，上报给朝廷。
但太祖闻讯，并不高兴，反而非常同情秦州的“戎羌”部落。他说：“夺其地之货产，能没有争战吗？这样只会增加边州的困扰！不如罢之。”于是下诏，慰抚当地的酋长，厚厚赏赐他们，抓起来的“戎羌”，都赐给袍带，遣还原来的部落。此举感动了当地“戎羌”好几个部落，都哭着表示感谢。后来更上表，愿意献出当地盛产美材的林场五十里。
大宋王朝的历代君王都从老赵这里继承了天然的宽容精神，就宽容而言，赵宋王朝超过了历代王朝，有资格获“宽容”主题的“集体荣誉奖”。我说“天然的宽容精神”，是说，“宽容”，在老赵这里不是沽名钓誉“做作”出来的风景，而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风景。
理解老赵的“宽容”，可以看看船山先生的评价。船山在《宋论》中评价老赵，用了“简、俭、慈”三个字。简，就是简洁，不生事。俭，就是俭朴，不奢华。慈，就是仁慈，不酷虐。这之中，首要在“简”。按政治哲学考察，这个“简”字实在是攸关保守主义精神的一个绝大命题。
船山先生的意见是，“求之己者，其道恒简；求之人者，其道恒烦”。由于“烦”，军政反而紊乱，刑罚反而复杂。后世儒者经常“挟此以为治术”，认为要有建树，要建不世之功，要推动历史进步……但正是这类堂皇情绪，反而背离了儒学正见。老赵不如此，行政简、军政简，一切从简，有所不足，自我反省。他不去外求，不去要求他人如何如何，订立什么责人之章程，而是自我做起。要天下俭而不奢，自我先做到俭而不奢；要天下做到仁慈隐恻，自我先做到仁慈隐恻；要天下行事由简，自我先做到行事由简。
太祖做事一向就是崇尚简易。五代时公文处理有“文牍主义”特点，很烦琐。按朱熹的话说就是“须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拟差申部，部申省，动是月十日不能得了”。赵匡胤办理公文与此不同。
《朱子语类》记录一段故事。说当时蜀中一州军变，这应该是极重要的大事。有人来报要求差人管摄军马。当时朝廷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差使使臣公干，拟文上报太祖，内一人姓樊，注云：“此人清廉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点一点，就下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公文后面又有附录说明：“杂随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带两人去。”又有附录说明“：某童某童，大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小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太祖又批其下云：“不须带紫骝马，只骑骝马去。”带个普通马去就可以了。然后即刻通知有关部门作速差遣该州知州，后面有铨曹（主管选拔官员的部门，相当于今日之组织部门）拟写的任命书。大约只隔一二日，到任的文书就到了。枢密院派来的兵马监押才到，那位知州也到了。赵匡胤行文派遣就是如此简洁利落。
老赵要拣选一批京官监督管理在京的各类仓库。这类工作偏重事务性，比较缠人，一般比较爱端着点的官员或小文人不屑于去做，称之为“浊务”。但帝国要运转，就少不了这类事务性工作。事实上，孔夫子早年也曾有过“浊务”工作经历，大宋帝国，有出息的大臣，也往往不惮于做这类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帝国秩序与结构，有此分工。有一位工部侍郎本来也在拣选名单中，但他认为自己有“清望”，有美好的令名，不愿意沾这类“浊务”，就推辞不干。对这类官员，老赵的方法很简单，回答他说：“惟致仕乃可免耳。”只有退休才可以不去做。如果不退休，就要服从朝廷安排，去做。这个处理方法，省略了很多麻烦，也不必过多解释理应如何。这位工部侍郎为了维持“清望”，选择了退休。
大宋的“天下目标”不是“发展”而是“太平”。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发展”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发展”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寻租”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发展”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看不见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圣君”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发展”问题，道理在此。
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老赵不致力于“发展”，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太平”，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
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规定：
县令、县簿、县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
这是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旧贯”。民间如何“发展”，由民间自行演绎。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源于儒学“仍旧贯”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代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简”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到了仁宗朝庆历年间“议论始兴”，延续到神宗熙宁年间，“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从这以后，太祖赵匡胤以“简”为核心的“德意”渐渐泯灭。
船山称：“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简”，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申不害、韩非子之间的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
“反求诸己”也是儒学的智慧。
《论语》孔子有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孟子》更反复陈说此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后一个比喻很精彩。说“反求诸己”就像几个人竞赛射箭一样。射箭者要“正己而后发”，如果射箭不中，没有理由埋怨竞赛对手，应该反过来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自己射箭不中，要求他人射中，是没有意义的。之所以能够“反求诸己”，是因为心下先存一份戒惧，知道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在暴戾恣睢中达成正当愿望。故君子有所不为，而鄙夫则无所不为。元佚名《宋史全文》说一事。有个高人名叫王昭素，说此人少年时就读圣贤书，有志行。据说他有一次装修房屋，房间里堆了些木料，有个小偷穿墙而来，因为有木料靠墙，他进不来。王昭素察觉后，就将室内所有的东西扔到房外，对小偷说：“你快拿着东西跑吧，再不跑会有人来抓你啦！”小偷很惭愧，丢弃了东西不拿，逃了。王昭素还著有《易论》三十三篇，很多人跟着他学《周易》。
开宝三年三月，老赵听到了他的大名，就在便殿召见他。当时王昭素已经七十多岁了。老赵问他：“你为何不出仕啊？以至于我这么晚才见到你。”王昭素愧谢说不会做官。老赵知道他对《周易》有研究，就让他讲《周易·乾卦》。
讲到《乾卦》中的爻辞，说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王昭素敛容道：“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
于是引援证据，话语中对老赵多有劝谏性质的“微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