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似乎有点得意，对赵普说：“卿可猜猜，此图，孰能为者？”赵普仔细观看后，叹口气说：“他人不能为，惟曹翰能为之。”老赵问他何以知之。赵普回答：“方今将帅，论才谋，无人胜过曹翰。
陛下如令曹翰干这个活儿，他一定能得到幽州。”老赵很高兴，就有任命曹翰为幽州招讨使的意思。赵普说：“曹翰取之，谁能守之？”老赵说：“就让曹翰守之。”赵普说：“曹翰死，谁守之？”老赵词穷，史称“帝默然”。而幽州之进讨的战略也被搁置起来。
太祖一朝没有动幽燕，与君臣间的这一番对话密切相关。
当年大帝柴荣已经平定关南之地，已经逼近幽州，惜英年早逝，没有继续北上。当今太祖与柴荣比较，实力更为雄厚，且用兵谋略更胜一筹，帐下名将云集，应该是大宋武力最为强盛的时代。曹翰屠江州城，是一大罪恶，但用此人征幽州，应该有胜算。他主动谋划幽州，绘制幽州形势图，就证明此人对燕云态势已经筹之烂熟。但不世之功被赵普所沮。
船山先生的《宋论》，对赵普此议甚为不满，甚至有了超逾寻常的批评。
如果说幽州不好守，幽州以南就更不好守，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幽州南，一马平川，契丹铁骑几日间可以到大河，过河就是汴梁。而幽州，则“负西山，带卢沟，沓嶂重崖以东迤于海”，形势险峻，比关南之地更容易据守。如果说曹翰之后不能守幽州，他人之后何以守关南？当年吕后问临终前的刘邦：萧相国之后，谁可代之？刘邦说曹参可代之。吕后又问曹参之后谁可代之？刘邦说王陵、陈平等。吕后再问其次，刘邦说：“此后亦非尔所知也。”后来之事，人难料。有道邦国，只需要“育材有素，抡选有方，委任以诚，驾驭以礼”，如此，百年之后，国之长城干将就不会少。赵普逆料曹翰之后无人，等于不相信大宋有未来。所以船山先生认为赵普此说为诡辩邪说，要想识别这个邪说很容易。但老赵为何被这个诡辩所“蒙蔽”呢？其实不是被“蒙蔽”，而是赵普此论道出了老赵心中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藩镇之祸。
赵普的潜台词是：曹翰可疑吗？老赵的意见：曹翰不可疑。赵普下面的潜台词就是：“曹翰之外谁可不疑？”
幽燕之地，是藩镇叛乱的渊薮，汉代以来就有卢绾之乱，唐代天宝以来，安禄山叛乱，而后是五代镇守此地的若干藩帅先后叛乱。原因就是一个：镇守的藩帅太强大了。强大到足以俯瞰中原。即便南下中原不能得逞，据守幽燕河北之地，也足可以拥兵自保。如果曹翰之后有此类人物，赵宋危矣！这就是赵普的“不言之隐”，也是老赵退缩而不敢坚守前见的真实原因。赵普这个心理擘画直击老赵命门。船山对此给予犀利批评：“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北宋之所以被金兵所扑灭，地缘政治的原因肇始于此。南宋之所以被蒙元兵所扑灭，地缘政治的原因也肇始于此。王夫之这里说“六百年衣冠之祸”，事实上除了大宋三百年外，还包括了蒙元近百年、大明二百年。中国北境，地缘压力沉重。
按王夫之意见，这是老赵的一个巨大失误。
契丹不可灭，但燕云必在得。“封桩库”理应散财而谋幽燕。老赵被赵普一番邪论蛊惑，由“契丹之祸”转至“藩镇之祸”，终于被未可知的形势夺气。元首气馁，将士寒心。终大宋三百二十年，除了太宗赵光义主动与契丹寻战真宗赵恒硬头皮御驾亲征，元首中无人有直面北境（契丹、女真、蒙元）的勇气。每当需要面对时，就会有赵普式的文臣出来谈“藩镇”。
藩镇、藩镇！大宋内部的力量消耗于弭定藩镇叛乱多（这方面的确相当成功），消耗于捍御北境番邦侵扰少。
藩镇，是震慑大宋元首的第一幽灵。赵匡胤时代的问题事实上可以概言为四个方向--一、在契丹铁骑的威胁中如何实现南北和平共处问题。二、在藩镇坐大致中国动荡中如何解决文官制度问题；三、在契丹与藩镇双重压力下如何解决民生苦难问题；四、在五代十国的文明沉沦中如何恢复天下道义问题。这四大问题，也是本书开篇所言的四大难题。它们困扰老赵一生。甚至可以说，老赵这一生，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倾注了全部智慧与勇气。四大问题中，最急迫的是契丹问题，但最令老赵，也令后来的大宋元首忧虑的，却不是契丹问题，而是藩镇问题。“今之勍敌”固然“止在契丹”，但“今日‘内敌’”却“实在藩镇”啊！
安禄山以来的藩镇大员们，给中原造成的破坏，那种烈度和反复出现的频率，事实上也确实远远超过异族的南侵。
赵普的奸邪劣迹
赵普一生为大宋谋划，收藩帅兵权，制定南北政策、优秀的战略设想都应该是大宋第一人，但在船山先生看来，赵普阻止曹翰经略幽燕，却是一大奸邪劣迹。为何这样说？船山先生给出了答案：
赵普“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奄处其上”，以幕僚中的佼佼者，得到国家将他视为开国元勋的宠爱，因此瞧不上将士，俨然以为自己在所有武夫之上。但将士们并不服气赵普。陈桥之功，石守信等镇守京师，其功甚巨；下江南，收西川，平两粤，曹彬、潘美等人任之；当时武功平定天下之功臣，都对赵普之倾轧有不满。所以赵普与将军“有不与并立之势”，于是日夜思虑如何“深结主知”以便使太祖“倚为社稷臣”。只有折抑武臣，使武臣不得立不世之功，这样，武臣就不能分享太祖的眷爱，而赵普就可以社稷臣身份安享荣华了。赵普所以抑制武夫，其用心在此。
船山这个意见，看似“诛心”，大有以动机窥视人心的嫌疑，但进入历史还原，将自我代入历史现场，用证据来考察来龙去脉时，能够感觉到船山的洞识。他以一个思想者的目光，穿透了数百年迷雾，直窥人心，让后来人读史至此，惊出一身冷汗。
吴越王钱俶派使者给赵普送来书信和“海物”十瓶故实，也被船山先生分析出了太祖的心思。老赵说：“他们还以为国家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呢。”船山认为“太祖亦窥见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说太祖早就看破赵普疑忌武臣的隐情，不过当时因为武臣确实有五代积习，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测力量，需要赵普这样的人物来制衡罢了。
但是尽管如此，老赵待赵普还是太过分了。史称“不仁者，不可与托国”，老赵等于将大宋帝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托付于赵普的智慧和性情中，故大宋之得失都与赵普有关。在以后的日子里，赵普出于“固宠”的目的，在太宗面前戕害赵匡胤的子弟，就是信任“不仁”之臣的结果。
按船山的说法，老赵实在应该效法光武帝刘秀，简拔敦朴纯雅之士，以化解强悍桀骜之风，这样的人在朝总揽枢机，既可以平服藩镇之祸，也可以公忠体国，不至于以私心排挤武臣。如此，则燕云之地，很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宋论》中，船山先生最后说：
险诐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纲维。呜呼！是可为天下万世痛哭无已者也！
阴险之人，居于国家腹心之地，一言不当，就会导致百代根本的裂痕。唉！这真是可以为天下万世痛哭不止的悲剧大事啊！
有意思的是，船山先生不仅在《宋论》中对赵普阻止曹翰的事痛骂不已，在《读通鉴论》中，甚至说赵普是奸细：
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伟论，遂绌曹翰之成谋，以力敝于河东，置幽、燕于漠外，则赵普之邪说蛊之也。普，蓟人也，有乡人为之居闲，以受契丹之饵，而偷为其姻亚乡邻免兵戈之警，席犬豕以齁睡，奸谋进而贻祸无穷。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得试樊爱能之欧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