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5日，北京某大学的女生宿舍楼前人头攒动，师生们个个神色异常惊恐地相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432宿舍的女生杀人啦！”
“天，为什么要干出这等事呀？”
“听说是为了家教，那家的男的欺负她不是一天两天了，她就……”
正在此时，公安局的警车和医院的救护车一齐开进校园，整个现场的气氛更加紧张。穿白褂的医生们正把一个脖子上血流如注的中年男子抬上救护车，而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则扒开人群，向楼上的432宿舍冲去。不一会儿，他们荷枪实弹地押着“杀人犯”、该校年轻的女学生B从楼上走下……
这一天，校园内的万余名师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杀人事件”所震骇。他们无不为B而感到惋惜。
关于B这位中文系大三的学生，老师和同学们对她都很了解，B平时学习认真，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是系研究生的送报对象，然而现在一切都付诸东流。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惋惜声中，师生们都在思索同一个问题。然而知道底细的人又似乎觉得B的这一步多少有些必然。
B是个贫困生，父亲有病已多年，母亲则是下肢瘫痪，下面还有一弟一妹的B懂得自己上北京读大学的不易，更明白不能再因为自己而让家里负担了，事实上窘困的家庭也不会给她任何经济上的帮助。打到北京上大学的头几天，她就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奔波起来。当初她报考这座著名的师范大学，一方面是因为热爱这个专业，另一方面也多少知道这个学校的在校生是全国勤工俭学最吃香的，听说有不少人上大学时空着手进去，等毕业时小存折上有五六位数的“家底”。B心想自己不说能赚多少，但除了能把自己几年上学的学杂费和生活费挣出来外，得给上中学的弟弟那份学费也争取挣出来。为这，她经常同时身兼三四个家教，从周一到周日，没有一天不忙忙碌碌，寒暑假里更是起早贪黑连轴转。而她平时连一个两块钱的菜都不轻易吃，至于像西单、王府井那些繁华的百货商场就更不用说去上一回。B惟一想的是能尽量多干一份家教，最好是找那些既费力不多、又挣钱不少的家教。北京人有钱有势的人多得很，碰上好运气你甭多费力就能比别人多赚几倍的钱。她缺钱，家里的弟弟也在等着钱念书哩。
终于有一天，她的运气来了：有个三年级小学生的家长请她当家教老师，女孩的母亲在外企工作，男的是北京有名的律师，姓彭。经协商，由B每周一、三、五晚上来教课，男主人彭大律师负责接送B，家教的待遇是每小时25元。“以后你就是我们家中的一员，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你也不必客气，每次来教课时就到我家吃晚饭，啊，咱们说定了。”女主人果然爽快。更令B惊喜的那位名律师的男主人也气度不凡，在第一次送她回校的路上便塞给她一叠钱：“这700元算你这个月的讲课费，先拿着用。你们女孩子用钱的地方总是要多些。”瞧，谁说现在有钱的人没学问？看看人家大律师，说话体面、到位。更让B感动的是小女孩的母亲待她就像自己的姐妹，有一次男主人出差不在家，女主人死拉着B跟她睡在一张床。那晚，女主人跟B亲亲热热聊了大半宿，使远离亲人的B感受了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情。
女主人在公司里是个不一般的角色，经常要出差。那男主人就除了负责接送B外，还担当起了做饭的家务。每次端起热腾腾的饭菜时，B总是有些受宠若惊：“大哥，下次您就别做了，我在学校吃了再来也不晚。”“不好，你们女孩子正在长身体，尽量要吃好些。”男主人那种兄长般的关怀，使B深深感激，因为B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呵护。
又一个家教日。B到孩子家后才知道女主人又出差了，那大律师依旧给她认认真真地做饭，等到课讲完后他让B在楼上等他去发动好汽车再走：“外面正下着雨，你出去会淋着的。”仅仅这细微的关照，就使B内心好一阵温暖。不一会儿，他上来了，很无奈地说，“车出毛病了。要不今晚你就住在我们家吧，孩子她妈不在家，你可以同我们千金一起睡，怎样？”B想说不行，可当她看到男主人是那样真诚、恳切，她嘴边的话再也没有力量说出来。
关于那天晚上的事用不着过多叙述，大约12点钟左右，B曾经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大律师一反平日里道貌岸然的样，像个乞丐似的从黑暗中现身，突然跪倒在B的面前：“亲爱的B，我真心爱你已非一两日，我、我都快要爱得发疯了，求求你了……”说着，他像一头疯狂之兽扑来。B惧怕至极，又无反抗之力。“请相信我——B，我一定让你幸福，也要让你家庭摆脱贫困，我有能力做到，真的，只要我们俩好。”他喋喋不休地诉说着那“动人”的词汇，仿佛要把法庭上从不运用的那些美妙辞语熟用一遍似的。B感到全身发瘫……
往后的日子，B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蒙在鼓里的女主人出差回来依然一个接一个电话地催“小妹”来上课，可B不是推说病了就是不接电话。最后无奈中她选择了辞去这个家教。然而大律师彭某照样像过去一样常来学校找她，只是不再让她去自己的家上课，而是另有“内容”。B毕竟是在校学生，她害怕这样的日子。越害怕的她越遇到了可怕的事——她终于发现自己肚里有了“情况”。
“离婚，你必须离，否则我就让你身败名裂……”B有些穷凶极恶，而这正说明她内心的脆弱。律师出身的他当然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只是用简单的话语来安抚了几句。
B感到绝望，她想起父母为了她上大学而双双出去借款的一幕幕凄惨的情景，以及弟弟妹妹企盼的眼光……她的血管在膨胀，剧烈地膨胀，直到那个人面兽心的律师再次出现时，她在得不到半点安抚时，那把早已准备好的水果刀带着她久积的全部愤恨向对方刺去……于是有了前面那警笛声声的场面。
四个月零五天后的1997年10月10日，正当我正式接受团中央的这部有关大学贫困生问题的作品采写任务时，B在法庭上被指控故意伤害罪。那警笛再次响起时，带她去的不再是熟悉的校园，而是陌生的牢狱……
B走了，但留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那样沉重与苦闷。那时，我就有一种感叹：女孩们有太多的不易！
不是吗，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的这种感觉愈加强烈。
到南方某市采访，每天安排得不能再紧了。这天是周末，团市委同志平时很辛苦，我对陪我到各高校采访的小伙子说“放你一天假”，其实倒不如说我自己为自己放一天假。晚上独自在房间看完新闻联播就显得有些无聊，于是出了招待所门。这里邻近闹市，旁边有个电影院，门口很多青年男女。上前一看，电影院正在放《泰坦尼克号》，好莱坞爱情片，很有些味道。看样子快开场了。
这时，一位打扮有些入时也还算得体的姑娘向我走来。“先生进去吗？这是获了十几项奥斯卡奖的著名影片，很不错的。”姑娘说。
我看了一眼姑娘，淡淡说：“我已经在北京看过了。”
“噢，对不起了。”姑娘退到了一边。
我依旧无目的地在电影院门口转悠，想借观赏这个城市那美丽的夜景来解解几日紧张的采访之劳乏。
“先生，我很想看这个电影，你能不能……带我进去一起看看。”方才那个姑娘又不知什么时候走近我身边，并在眼里流露出几分期盼。“我是学生……”见我用警觉的目光审视着她，姑娘便从斜挎的小包里掏出一个证件。
没错，是××大学的。这可能是一个十分想看电影却口袋空空如也的贫困女大学生，我心想算她碰上了，满足她一回吧。“你去买票。”我把一张百元的钞票和两张“大团结”交给她。姑娘高兴得飞步买回了两张电影票，进去后电影已进入那位老妇人的回忆镜头。
“先生你已经看过这部片子，觉得怎么样？”黑暗中，坐在一边的女大学生轻轻问道。
“单纯从商业的角度看，绝对是部超级好片，不过有几个情节从艺术讲不算佳作。”我应付了一句，照样只管看影片中出现的那张迷人的素描。
“比如说……”她的声音，看样子真的想没话找话。
“比如说那结尾，让男女主人公还重新出现会面的镜头，还有老妇人把项链扔进海里的情节处理得都很拙劣……”
“天，看来我的看法不只我一个人哪！”女学生一下惊叫起来，我不知所措，因为四周的人全都把目光从银幕转到我们这边。
我感到有些恼火：“原来你早已看过这部影片了！”
“对不起先生，我、我是看过了，而且不止一两次……”这回她说得很轻。
“看来你是个超级影迷。”我带着几分讥讽道。
“如果你真不想看下去，我陪你一起出去？”
“算了。”我原本以为今晚有意无意帮助了一个“贫困生”满足了一回愿望，没想到反给人家涮得不轻。120元干什么不行！
今晚的《泰坦尼克号》在我的印象中更次。散场后，大概我的脸色不怎么样，于是那女学生像哄孩子似的用身子挡在了我的前面：“先生别那么感到不合算嘛，这个影片真的还是不错的，就是看十次八次也还是有收获的呀。给，你的钱还都在这儿。”
这回轮到我很不自在了。清清爽爽，还是那张百元大票和两张“大团结”。“小姐你……真的就那么爱看电影？”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是爱看，但它是我一份固定的课外‘打工’职业。”女大学生说。
没想到前些年在小报上看到的“某些地方女大学生陪看电影现象”还真给我碰上了。当我亮出自己的身份时，姑娘很爽快地同意了我对她的采访。
“其实这在我们这座城市的高校里，像我这样的女学生利用晚上和节假日上电影院、录像厅‘陪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的女生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上了四年大学，干了四年‘陪看’。据我所知，有的女同学上了研究生后仍没放弃这个特殊职业。”
“你指这为‘特殊职业’具体是什么含义？”我越来越被这事所吸引。
“说‘陪看’电影、录像节目是特殊职业，是因为过去从没人做过，而现在在我们一些经济拮据的女大学生中把它作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怎么讲？”
“你已经知道在高校中有相当部分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供不起我们在大学读书。怎么办？我们当子女的总不能逼着本来就过着不是人生活的父母去上吊吧！于是只好想尽一切可以想的挣钱办法呗。‘陪看’作为无数种打工挣钱中的一种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能详细介绍一下这种‘陪看’的形式与内容吗？”
“当然。”女大学生希望给她找个能与我长谈的地方。
“OK。我们到对面的咖啡厅如何？”
她微笑着表示同意。坐下后她接着说：“就从我自己说起吧。我的家与很多贫困家庭的苦孩子差不离，只是我属于父母下岗的城里的新出现的苦孩子罢了。上大学本来就不容易，到了大学又必须每年支付高额学杂费和支付每月的生活及各种其他费用。父母在国有企业下岗多年，早拿不到工资了，靠做些小买卖最多能糊个口。尽管他们也想千方百计地给上大学的我帮把力，但总是力不从心。开始他们每次在信上说是流着泪告诉我这些情况，后来干脆就不来信了。我不怪他们，知道与其让他们每写一次信就得向我忏悔一次或说那些令人心酸的话，倒不如我独自吞食这贫穷的滋味。有一天我又发现自己的口袋里空如被劫，而第二天我们班里的几位女同学则已经说定到一个同窗好友家为她过生日。说好的，我们四个人每人出20元凑成80元这个吉利数，作为献给同窗好友的一点意思。说好的事是不能变的，可当我一摸口袋时突然紧张起来——我哪来这20元钱呀？就是把饭卡上的那些填肚子的菜费全部退出来也不够呀，再说饭卡上的钱是不能随便退的。那晚我感觉很闷气，一个人走出校门在大街上瞎逛。不瞒你说，当时我两眼盯着柏油路，真希望在路面上能见到谁掉的钱包什么的。我走着走着，突然有人一把拉住我，问我愿意不愿意陪他看电影。我当时吓得浑身哆嗦，奋力挣脱。那是个与我年龄十分相仿的男孩，他见我如此惊恐，便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他原来约好的一个朋友没来，手头就多余了一张票，再说一个人看又没劲，所以想邀请我。不知为什么，当我看那男孩一脸无所适从的样子时，竟答应了他。男孩一听这，简直两眼发光。那晚的电影是美国影片《生死时速》。影片虽然很热闹，但我却因为一直在想着怎样出席第二天好友的生日一事，根本没有记下影片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倒是那男孩不停地在中间忽一会儿问男主角奇洛李维斯除了这《生死时速》还演过其他什么电影，忽一会儿又大惊小呼说好莱坞怎么可以把核武器也一起搬上银幕这一堆堆问题。出于应付，我把学校选修课上学到的有关艺术欣赏知识转灌给了这位老兄。没想到电影结束散场时，这老兄连连说谢谢我今晚给他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电影艺术欣赏课。接着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的钱票塞到我手里，说小姐算你今晚的‘陪看费’吧。我当时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当明白怎么回事时，就再也见不到那男孩子了。我拿着这50元‘陪看’费，整一夜没睡着，心想这世界真怪噢，陪人家看电影还能赚钱哟！我好兴奋，因为最主要的是我第二天可以像同学们一样地为好友送20元钱的生日礼物了！在大学两年多来，我觉得那一次是我这个家贫的女孩能与其他同学平等坐在一起享受快乐的最高兴的一天。从那次起，我一有空，便开始正式做起了到电影院、录像厅‘陪看’的特殊打工……”
“真有那么多人像你第一次碰上的那男孩一样手中有多余的票？”我有些难以置信并且话中有话。
“不。”她肯定听出了我的潜台词，便答道，“大部分愿意出钱给你买票让你陪他看电影、录像，并在最后付给你钱的人，都是些单独到影院的男人，或者是成群结队的男人。他们请你陪他或陪他们看电影、看录像，多为了一种满足感。”
“满足什么？”
“有多种多样……”
“比如？”
“比如是现在到电影院的大多是结伴的情人、恋人和一家人，他身边有你一个女人就不感到与众不同了。”
“再比如？”
“再比如有人文化不是很高，对一些外国片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理解缺乏水准，而我们大学生对这些问题和知识，就像给几年级的小孩搞家教一样轻轻松松。”
“还有没有其他比如？”
女大学生笑了：“我知道你所指。当然有了，比如有的单身男人想借机泡一回女孩，或占点小便宜什么的。”
“你没有碰到过？”
“碰到多了。”她十分坦率道，“可以说十有八九是这类人。”
“他们会对你们做些什么呢？如果不介意的话能说说吗？”
“没什么，因为凡是想了解我们干过‘陪看’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问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她此时的目光只盯着已经冷了的咖啡杯，“一般来说，这些人总怀有一种邪念。他们常常会借电影院或录像厅内特殊的场所对你动手动脚，有的人很紧张，有的人则有一种居高临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管是那些紧张的还是狂妄大胆的，看着看着，都会把手向你伸过来……”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
“不算复杂，将其手推开。”
“如果推不开呢？”
“也并不难。你可以起身。”
“可这样不就没工钱了吗？”
“是没有。但我们是大学生，不是‘三陪女’。”
“从广义看，同为‘陪’，很难让人区分你这个陪与现在一些饭店、歌厅里的那种陪客有什么不同——请千万别把我的话视为对你的不尊重。”我忙解释。
“不会。但我还是要明确告诉你：我们的‘陪’虽然与一些歌厅、饭店里的那种‘陪’同为一个字，但其内容和本质不同。我们只陪‘看’而不陪其他……”
“难道绝对没有或可能出现另一种内容和意义上的‘陪’？你也说过凡与你们一起进电影院、录像厅的男士十有八九是想占点女人便宜的人嘛！”
“并不排除。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参与‘陪看’的女大学生不是一个两个，我也见过个别女同学从开始的‘陪看’，到最后‘陪吃’、‘陪睡’……甚至把青春和学业全赔进去的。但那绝对是极少数。因为我们大多是穷苦家庭出来的大学生，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自己大学学业的重要。我们可以去吃苦，可以忍受暂时的一点委屈甚至是耻辱低下的事，但我们清楚绝不能毁掉前程。所以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包括有时难以脱身的情况下竭力保全自己。当然这过程常有落泪和辛酸的事，或者有时还有无可奈何的事发生，但这难道全应该怪罪于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孩？”
那晚，我遇到了两个“意外”，一个是在我采访贫困大学生过程中意外地遇到了另一种特殊的“打工族”，另一个意外是这位女学生与我不欢而散。她说到后来情绪越显激动，到了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所以不等我结账，就起身离我而去。第二天早晨她给我住的招待所打来一个电话，表示歉意。她说每当有人向她问起“陪看”的经历与过程时，她常常“有点想哭”。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有点想哭”，她在电话里给我补充了两个细节。一是她说有一次因为拒绝“雇主”提出的“陪看”之外的其他非分要求，结果那个无赖扬言要到学校给她“坏菜”，最后是她整整倒赔了500元才了结此事。她说这500元钱是她父亲下岗三年重新找到工作后第一次领到的工资，结果给她全都白白折腾掉了。“为这，我整停了一个学期的‘陪看’。但后来还是无法解决学费等其他上学所要花的钱，不得不继续重操旧业。”她说。第二个细节是，她说她的“陪客”中有一批固定的朋友，这些人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也是因家境贫穷连小学、初中都没念，而今远离故乡和家人，只身在外打工卖苦力。她说她的这些朋友平时在建筑工地没日没夜没命地干活，惟一的精神快乐是一两个月由她陪伴他们上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甘心情愿地义务为他们讲解电影中那些他们不懂或不太懂的东西，而他们也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或麻烦时挺身而出保护我。有一次几个小流氓欺负我，我的这些朋友前来相救，结果警察看他们是外地人，竟以‘盲流人员’把他们遣送回老家，砸了我好几个朋友的饭碗。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想哭……”电话的那头，我清楚地听出其抽泣的哽咽声。
我久久没有放下电话筒，心里在说：姑娘，想哭你就哭个痛快吧。
在我接触诸多的贫困大学生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女学生们要比男学生更封闭自己的经历，由于性别与性格关系，她们一般很少向一个外人谈论自己的隐秘一面，她们的自尊心也比男生更强烈，即使你跟她们非常非常贴心，甚至是她们的亲人好友，也未必都能清楚了解其全部的真实情况。记得不知谁说过这样的话：“在多彩的生活里，女人总比男人有更多的幸福与美丽。”那么我要说，在同为贫困的条件下，女人则比男人有更多的苦水与悲怆。
一个烈日炎炎的周末中午，我到离家很近的西四书店，有一辆不知从哪儿蹿出的警车“哇哇”直叫，而偏偏这一日的西四十字路口交通格外拥挤，警车便在长长的车流后面使劲地按着警笛，那刺耳异常的声音反而令普通的行路人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那警车也不是吃素的，大道走不了就向自行车人行道上挤，就在这个时候，自行车潮和人流潮出现了本不该有的骚乱，本来就拥挤的街道人流、车流开始向台阶倾斜。就在这时，一件与我本文有关的事发生了：几辆自行车压向一位正在行路的老太太，而这位老太太则又倒向一块写有“家教”的牌子……“哎哟哟，我的胳膊哟——！”老太太拼命地连叫带喊地嚷着，等她被一位女孩扶起身时，那挤道的警车和自行车流早已过了十字路口。老太太突然醒悟似的指着那块木板做的“家教”牌：“这、这牌子是谁的？把我的胳膊硌坏了！我的胳膊直不起来了，哎哟哟……”在见有人过来给她搭把手时，老太太更加气急了，“你们帮我看看这牌子是谁的，硌伤我了哟！谁的牌子？”没人答应。“是、是我的。”那个扶着老太太的女孩慢慢吞吞地说。“啥？是你呀！难怪你这么讨好扶着我啊？走，你得陪我上医院！”老太太不由分说，拉扯着那女孩就要走。女孩却怎么也不肯走：“大妈，不是我撞你的呀，是你往我这边跌的……”“啥，我还没老花眼呢，我干吗要跌到你的牌牌上呀？你是干啥的？你拿块牌牌搁在大街上干啥？没有你这块牌牌我的胳膊就不会有事。你想溜咋的？没门，今天不给我上医院你就别想走！”老太太越说嗓门越大，引来马路上一堆围观的人。那些初来乍到没看见前面一幕的围观者都向着那老太太说话，女孩子一下成了惊弓之鸟，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站在一旁的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便上前对老人说：“刚才我都看到了，要不是那警车和马路牙子边那么多自行车，您老人家也不会倒在这块木牌牌上，这事不能怪这位学生。”老太太一愣，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过神，不无怒气地冲着我：“你怎么知道她是学生？”我一笑：“这不写了家教嘛！”老太太还是不甘罢休：“要是大学生就更应该讲道德，噢，你们都走了，我的胳膊伤了咋整？”“那我陪你去医院行吗？北医就在我家后面……”听我这么一说，老太太嘀咕了一句什么话后反问我道：“你就住在这边？”我点点头。“那你得给这个学生做保，要是我明儿个上医院查出个啥，你得负责给我治。”“行，我保证。”我给这位老人写了个我家的地址和电话，老太太接过纸条又看了看我，对那女学生说：“算你碰上了好人。”老人走后，我转过身正要进书店，那女孩冲着我哭了起来：“叔叔，谢谢你了。”“别别，这事本来就不是你的错。”我看到了她胸前的校徽：“你是北师大的？”“是。”我心头暗喜：正好本来我就想到北师大采访，这不是好机会么？“你们北师大搞家教的学生到处都是呀！”我没话找话。女学生说：“是。可人太多了也不怎么好找人家。”“你是几年级的？像是新生呀。”女学生有些不好意思地：“我大二了。”“大二照例就很有经验找家教了，也不至于蹲在大街等着人家来找你呀。”“可我以前没有当过家教，因为大一时我的外语不行，就拼命学习。现在大二了，又要交学费，家里寄不来钱，所以就想找份家教……”看来我没看错，她也是位贫困生。“我发现你们这些女孩胆子都挺大的，把‘家教’的牌子往大街上那么一竖，还真像回事。”也许因为刚才我救了她一难，这位女学生大概看我不像是个坏人，所以答应与我说说她的街头求职遭遇：
……我们师大的学生差不多都搞家教，而且听说是北京高校中要价最高的，一般每小时15到25元，有的辅导高考的还不论时间论成绩，考上一类重点大学的，给两三千元，普通高校的也有一两千元。我不像有的同学靠这家教“致富”，我家境不好，父母都下岗了，两个人才拿400多元钱，我下面还有个上中学的弟弟，家里不可能给我钱。第一学年有个亲戚借了几千元钱给我，这学年我就不想再要人家的了，借了总还是要还的，我家啥时能还得起么！所以我也出来碰碰运气。都说北师大的学生好找家教，可我觉得也挺难的。学校的“家教中心”在排队，不知什么时候轮到我。我的同学他们说直接上街“招商”快，于是我就跟着试试。这不，今天是第二天，可就两天时间我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昨天是周六，我便去新街口丁字路口。我早早等在岗亭那儿，看有没有哪位家长来找家教的。等了约两个小时，我茫然地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却不知怎样才能看出哪家的孩子父母是来求家教的。我想学街道两旁的那些摆摊的小商贩吆喝，可怎么也喊不出声。我喊啥呀？人家有货在旁边，不用喊也能让路人明白是干什么的。难道我也该在自己的背上或胸前贴块招牌，写上“我是大学生，有谁要找家教请前来洽谈”的一类的话，那不羞死人了！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看见了马路对面有两个男生高高地打着一块写着“家教”的大牌子，我感到自己像是傻子似的，瞧人家多有办法，你看看他们招来了好多家长前去询问与洽谈。我焦急而又无奈地一直朝他们那儿望，大概“师兄们”也瞅见了我，于是其中的一个就朝我走来。他说一看你也是来寻家教活的，问我哪个学校的，我说是北师大的。他说他们是我们北师大附近的某某大学的，并说你这样呆呆地站在街上谁都不知你干什么，怎么会有人来找你呢。至少你得打个牌子，像我们一样。我一听这，脸都红了，说那不成“出卖自己”？师兄笑了，说这不叫“出卖”，叫“自我推销”。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干。我一听当然高兴，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壮壮胆。但谁知他接下来提了个条件让我退缩了：“你得向那些找家教的家长们介绍我们也是你一个学校的。没其他意思，因为人家信你们北师大的。”我一下犹豫了，说这恐怕不太行。好在那师兄并不计较，说不行就算了。他回到了对面的马路，又马上返回到我这边。“这个给你，把它高高地举起，要不谁会知道你是搞家教的嘛。”那男生把一张大大的“家教”硬纸招牌塞到我手中后转身便走。我心里深深地感激他，但双手就是举不起那块纸牌，我觉得那纸牌仿佛有千斤重。我抬起的目光正好与对面的两个男生相遇，他们向我微笑着竖起大拇指，而我更感到脸上烧得滚烫……我的头就是抬不起来，只敢看自己的脚尖，我知道一个低着头，手里举着一块大牌牌的人有多难堪。当我用眼睛的余光向对面一扫，就一眼看到那两个师兄在使劲挥动着让我脸朝上的手势。不知咋的，他们的手势越往上，我的头就越像支持不住似的往下沉。最后我实在像个无地自容的逃兵，扔下牌子钻到一条没人的小巷，我发现自己的脸上热乎乎地流着两行泪……这是昨天的事。晚上回到学校我又不好意思跟同宿舍的姐妹们说，只回答没找到合适的家教对象。有个女同学说你站的地方不对，新街口离我们学校太近，一方面到那儿的学生多，那一带的家长有的直接上我们学校里来找家教，所以建议我到离新街口远一点的地方。这不，今天我跑到了你们西四这儿。哪想一来就遇上了刚才的倒霉事，要不是你还不知……
女孩子说到这里眼里又噙起泪水，声音开始哽咽。
“得，明儿我到你们学校采访时跟学工部的老师说说，先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家教。”我安慰她道。
“叔叔请你高抬贵手，我不想让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我这么笨。我、我还是想自己找……”她的脸又绯红了。
“祝你成功。”我离开她后尽量不回头，知道这女孩正不好意思看到有任何熟人瞅着她在街头举着牌子的样儿。但我还是用心看到了她那副畏畏缩缩站在牌子底下的可怜样……
唉，不知怎的我感觉自己的自行车轮子突然变得沉了起来。
几日后，我到北京师范大学采访，跟学校老师们谈起这位不知其名的女学生时，他们说这样的事在他们那儿简直太多了，曾经有个女学生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家教却又不敢独自到雇主家去，后来又不得不辞掉。老师们说你要这方面的素材，可以给你用筐装。
然而我却一直未敢提及本章开头的那位因家教惹出囚狱之罪的女生是不是他们学校的，只说了辽宁某高校一女生外出家教一去不回长达一年多的事。北师大的老师听后脸色也变得很不自然，原来他们这儿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他们有个女生在家教中与男主人关系暖昧，女主人知道后便来校大闹，最后学校不得不勒令那女生退学才算了事。
“现在社会上啥样的人都有。说实在的，也真难为我们这些想挣钱的女生。”一位主管勤工俭学的老师长长地叹着气说。
可不，这就是现实。
某校一个女生在我保证不把她的名字“公布于众”的前提下，给我讲述了她在两年多做家教过程中所经历的“想哭也哭不出”的另一幕经历：
……我是学理科的，在学校的课堂我不敢说门门都能考个满分，但优秀则是绝对的。可我就是不会处事，尤其不会与城里人打交道。我第一个家教对象是个三年级的小男孩，特顽皮，你给他苦口婆心把舌头讲烂了，满怀期望地问他一声：“听懂了没有？”小家伙像刚睡醒似的反问你：“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两个小时的课下来，你觉得自己过去念十几年的书也没费那么大的劲，可小家伙却伸伸懒腰冒出一句：“等于没学。”不把你气死也会使你像全身散了架似的彻底失去信心。可气的是这个城里独生子还有许多坏毛病，便是贪吃，而且外加好说谎。我每次一到他家给他上课，他的父母便出门或上街干其他什么事去了。我的这个“学生”对知识从来像是不愿装进脑子似的，但对一切食物却从不拒绝，所以十来岁年纪其胳膊则比我粗出几圈。大概平时他父母对他特别节食，好东西总要东藏西放，生怕宝贝儿子长成超人。小家伙到了我给他上课时不是赖着想睡觉，就是精神格外兴奋，因为此时此刻的两个来小时中，他可以在不受父母监管下放开肚量东偷西摸地把一包包巧克力、奶油蛋糕拿出来饱餐一顿，然后等听到父母上楼开门声响时赶紧一擦嘴，趴在桌上假装看书。终有一天当爹当妈的发现放置的食品没有了，问儿子看见了没有。这时儿子装得特别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没有，绝对没有看见也绝对没有吃。于是这时的我就会发现那两个大人的目光就不由自主地移向我。而我这个人天生易脸红，平常一件与我根本无关的事，只要有人有意无意朝我瞧一眼，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红起脸。在人家家里我的这个毛病就犯得更厉害了。每次碰到这种时候我都想向这个小男孩的家长申明，可越想申明自己的脸就涨得越红，越红脸我就越说不出话。一件与我无关的事竟似乎变成了完全是我的责任似的。有几次我像一个小偷似的在别人咄咄逼人的目光下，“逃”出他的家门。情况发生后，第二次上课时，在我和小男孩俩人时我曾警告他：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行为，必须向父母说明东西是你偷吃的，而且与我无关……你知道那小家伙说什么？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怎么无关？我是你的学生呀！这个小兔崽子！我心里气得直骂，可就是没办法治他，便恐吓他说你再不老实我就告诉你父母。小家伙根本不怕，反倒威胁我道：走着瞧，看谁治谁。我后来发现城里的小孩念书不一定行，但心眼就是比我们农村的小孩多，就连我这样的大学生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事情是在这之后的一次家教时发生的。那天我的“学生”父母依旧在我给他们的儿子上课时便出了家门，而只会吃不会学的小公子就开始像不知饱受了多少天饿似的翻箱倒柜起来，真是见什么吃什么。有了上几回的教训后，这次我想先来个“阻击战”——不让小家伙偷吃得逞，于是便与他“穷追猛打”一通，硬从饿狼口中夺食……我不知那两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累得瘫在椅子上时，门外楼道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正在兴冲冲啃着芒果的小家伙说了一声“不好”，便连跳带滚地从里屋奔到外屋，装出又在上课的样。就在他父母开门的一瞬间，这个小兔崽子顺手把一只吃了半截的芒果往我嘴里猛一塞……在我还根本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的父母凶神恶煞似的站在了我面前。“我、我……”这时嘴里含着半截芒果的我极力想说明真相，却由于紧张而变得更加语无伦次，脸也比以往涨得更红。“好啊，说了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这段时间我们家里有什么好吃的转眼就没了，敢情是养了一只大耗子！”只听那个当母亲的女人尖着嗓门一边叫着一边瞪着两眼像要吞下我似的，她身边的男人也帮腔朝我怒吼起来。无所适从的我尽管当时想努力辩解，可就是说不出一句话，只有眼眶里的眼泪决堤而出……那天我不知自己是怎样从这个小男孩家走出来的，我只记得我回到学校时已经很晚很晚了。见我回到宿舍伏在铺上便嚎啕大哭，同宿舍的同学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赶紧过来安慰和询问，她们越问我就哭得越伤心，吓得大家不知怎么办。那次，我整整在床上躺了三天，也从此再没到那顽皮的男孩家去上课了。
可是对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来源的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不去谋一份家教什么的你又怎么想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业呢？之后没多久，我又重新在别人的介绍下找了一个家教差事。这家的小孩是个女孩，我能成为她的家教老师也是因为我重新找家教时所提出的特别条件——必须是女孩我才去，小男孩我坚决不教。可小女孩也并不就没问题呀！事情偏偏还都给我碰上了。
这个小女孩是个初一生，学习还是很认真的，但由于父母对她的期望值太高，反而使得这位小妹妹学习的效果失之正常。这个女孩的家长是一对苦知青，回城后在同一工厂工作，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因此对孩子的要求格外严格，是想把当年他们没有实现的大学梦寄予女儿身上。我看他们也很不容易，吃的穿的都很简朴，但却把女儿的学习安排得不能再满。双休日两天，有半天是我给上的数学家教，另半天是另一位没谋过面的大学生上的英语家教，还有半天是家长自己带着孩子上外面的音乐辅导班，留下的半天是女孩子自己做作业，总之我觉得这小妹妹很可怜。小小年纪戴了副眼镜，说话办事都像一部已经被输入程序的电脑。很少看到她脸上的笑容，很少听到她说出一句属于孩童那种年龄的话语。你说学，她就打开书本；你说做作业，她就拿起笔……然后我发现她缺乏一般孩子的那种基本灵气，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孩子的智慧之门虽然开着却没有那种吸纳的旋流与热情，相反冷漠的成分却很多。父母对她的要求越多越高，女孩的这种冷漠就越严重。我曾经对女孩的家长专门谈过这件事，但他们并不理会我，说要让小孩出成绩就得不断加压，尤其是女孩。尽管我无法同意这种观点，但当他们反问我你考上大学除了发愤苦读外，还有什么其他窍门？我想想确实除了苦学什么窍门都没有啊，而且我上初中高中时哪有城里孩子这样条件，想要什么父母就都给你准备好了，就是你还没有想到的也都为你准备齐了。城里的孩子与我们农村的穷苦家庭的孩子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想想这些，再看看我的“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我真的觉得她父母的话似乎也很有道理。可怜的小妹妹，学吧，谁让我们都是家长们的“希望”呢！我父母为了让我能实现“跳出农门、光宗耀祖”的希望，可以撕破脸皮跪在别人面前磕头为我借上大学的学费。相比之下，我又觉得我教的这位小妹妹要幸福得多。来吧，为了父母们的共同希望，我们努力学习，发愤学习，拼命学习，直到用尽我们最后的一点力气……
又是一个星期天，早晨起来我觉得头昏脑涨，因为我们女孩子每月总有一次那件“倒霉”事，而一到这时我浑身不对劲，加上学校又要考试，所以那一日我特别打不起精神。想给我家教的家长打个电话，又一想我的饭卡上已快出现“赤字”，便咬咬牙上了路。我好不容易换了一趟又一趟车，又一步一步登上六层楼，当我费力推开门时，迎接我的竟是两张恨不得要吃掉我的脸。“你上次都给她说了些什么，啊？快说！”女孩的家长一把将我扯到几尺远的墙边，一边吼着，一边问，连唾沫星子都喷到了我的脸上。我不知是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她出走了！”我一听也着急起来：“为什么呀？”孩子的母亲哭泣着向我叙述道，说今天一早起来后，他们让女儿准备等家教老师来了上课。谁知从来大人说什么就做什么的“小孽种”今天不知哪来一股邪劲，说我不能把“最后的一点力气”再用在读死书上，我要把“最后的一点力气”用在像别的同学那样痛痛快快玩一回上，说完她打开门就走了。“你说说她这个小东西哪学来的这些邪气？谁教她啥‘最后的一点力气’屁话？啊？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心一下紧缩起来，这孩子怎么这样理解我的那句话呢！看看像丢了魂似的孩子父母那无所适从的样子，我说当务之急把孩子找回来才是。这会儿他们手忙脚乱开始又是给派出所、亲戚和孩子的学校、同学打电话，又寻思着孩子可能去哪些地方。我说分头找吧。孩子父母到那些没有电话的亲戚、老师家找，我便负责到那些小孩们常去的公共场所找。我找啊找，跑了一个公园再走另一个公园，走完一个游乐场再跑另一家影院……直到夜幕降临，再也不能在大街上看清什么时，我不得不拖着一双发麻的脚往回走，有几次差点被身边飞驰而过的车子剐倒。等我好不容易爬上那女孩家的楼梯，想叩开门看看我的学生有没有回家时，只听里面一男一女像发了疯似的在怒吼着：“……噢，你以为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学容易吗？你知道为了给你请家教，我和你妈连结婚时买的上海牌手表都给卖掉了！”“你真是越活越不知天高地厚！我跟你爸都下岗了，每一次给你付家教的钱你知道怎么来的吗？都是我们半夜上人家饭馆澡堂洗碗拖地挣来的苦命钱哪！你这没脑子的，不好好学习也就罢了，还竟敢独自梗着脖子往外跑。好你个没良心的，从今天起，家教也不给你请了，你就天天跟着我们去打工吧。呜呜呜……”后来是不停的哭闹声和乒乒乓乓的摔打声。我知道我再不能进去了，我也没有力气再去叩开这位小妹妹家的门了，自然也不可能要回我已经教了一个月的家教费。我只记得在下楼后的回校路上，我一搭上那辆公交汽车就睡着了，直到乘务员硬将我推醒时我才发现自己竟到了这一路车的总站。当时我全身没一点力气，我求公交乘务员说能不能让我在车里睡一晚。可人家说像你这样的“上访人员”应该到派出所去报到。我一听这，心里好一阵凄凉，瞧人家都把咱当成上访的了。我再看看自己那连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样，可不像个上访者么！
夜，下着细雨，寒风吹得浑身打颤，孤独的我站在雨中的街心，欲哭而不能，因为我知道在这座城市还有我三年的学业，我也知道在这之后的三年中，我依然天天要面对由于生活贫困而生发出的许多许多根本料想不到的事来。
……
这位女大学生其实是位很富于幻想色彩的女孩，而生活与学业迫使其暂时将丰富、浪漫的内心世界退至遥远的一边，替代的是本不该有的冷峻与过多的刚毅。
在一个暑假里，另一所大学的十名女大学生一起来到同一家酒店打工，四天后，她们却突然集体辞职……那是一次为钱而去的冒险闯荡，但当女生们回来时却得到了沉甸甸的“无价之宝”。为这，化名李军的“我”写下了一篇荡气回肠的檄文——
校园里贴满了招聘暑假工的广告。我和阿惠决定假期不回家，打一个月工赚些钱好交下学期的学费。金山大酒店的广告非常诱人，要招收相貌端正的女大学生做服务员，早晚两班，每班4小时，一班12元，管一顿午餐，小费归己。所以连我和阿惠在内，它一共招了十名女大学生。
酒店内部用日式拉门隔成一个个单间雅室。第一天去上班，换上酒红色的统一服装，扎上雪白的小围裙后，老板和老板娘联合向我们训话。老板矮胖精明，一副很诚恳的表情：“我知道你们几个家里都很困难，我们决不想从你们身上捞什么，只是体谅你们读书不容易，想给大家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老板娘挎一个鼓鼓囊囊的腰包，妆化得可以立即上台演出，她第二个训话：“但出来打工就得按规矩来。第一，上班时必须化妆，脸上得时刻带笑，谁砸了客人的兴致我就砸谁的饭碗；第二，你们几个人先试用十天，每天按10元工钱，干得好接着按15元钱算，出岔子的就请走人。”我们十人站成一排，谁都避免抬头直视她那黑黑的熊猫眼，同时也试图逃过她那如刀似箭的唾沫星子。“第三条嘛，你们可是我高价请的，所以得戴上校徽来上班。”十人中起了点小骚动，我不安地偷视左右，几个同学的神色都很困惑。“对不起，我想第三条不合适。”一个清亮的声音突然响起。老板娘的眼睛眯了起来：“谁说的？”我左边一个苗条的女孩子站了出来，我知道她是与我同校的法律系大三学生，一向以口才著称。“打工是我们个人的事，与我们的学校无关。我认为您这个要求对我们学校的名誉、对我们自己的尊严，或者对您和老板的愿望出发点都是不合适的。”我觉得空气骤然变得紧张了，只见老板扯了一下脸涨得通红的老板娘，笑眯眯地打圆场：“好，不愧是大学生，想得周到。戴什么校徽呀，怪麻烦的。好了，干活吧！”
从早上10点干到午后2点，我们早班五个人和晚班五个人一起坐下吃饭，大圆桌上只搁了一大盆土豆炖茄子。有一个女孩子吃完后又去添了一勺，老板娘狠狠地盯视着她一口一口往下咽。结果我们剩下的九个人不论饥饱都只吃了一碗饭。
第二天吃饭时，只剩下了九个人。晚班的一个女孩偷偷地告诉我，昨天那位师姐被老板娘撞了一下，结果打了一只碗，被扔给10元钱后“炒鱿鱼”了。我的心一沉，这工看来不是那么容易打的。
饭店门口竖起了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本店由女大学生为您服务。”后面一连三个夸张的惊叹号。饭店前的车马上多了起来，我们几个忙得头晕腿软，老板和老板娘却乐得合不拢嘴。
我和阿惠负责7号、8号两个单间。我刚给客人上菜单，就看见阿惠含着眼泪，踉踉跄跄地跑过来。我抓住她急切地问：“怎么啦？”她抖着嘴唇，羞恼地说：“他们欺负人！”我放开她，快步到8号间门口，一阵哄笑正刺耳地传出来。“到底是学生，摸一下就吓成那个样子。”“哈哈，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老子有钱，她就得来侍候我这个小学生！”“哈哈……”我想冲进去，想叫想骂，但脚却像钉在那儿……我只能使劲地攥住拳头，指甲深深地扎进手掌，有种钻心的痛。
有天吃午饭时，我发现又少了一个人，是我们中间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她一直站在门口当迎宾小姐，昨天一群韩国人来吃饭，出门时借着酒兴动手动脚，被她毫不客气地甩了一巴掌，所以她也不见了。这天的菜是土豆炖豆角，老板娘不再担心我们多吃了，因为大家看上去都食欲不振。老板娘正在品评那位被解雇的“假清高”小姐：“来干活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当服务员还摆什么臭架子！没让你们三陪吧？摸摸能少块肉还是怎么的？”有人第一个放下筷子，我们也就默默地起身，却被一向“和蔼可亲”的老板叫住了：“先别走。有件事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昨天店里生意不错，客人们都夸你们气质好。我准备在此基础上再搞点小创新……啊，一点小改革。”他看上去犹豫了一下，看看我们这八个温文尔雅的女学生终于说，“你们也都看到了，咱们这儿的装修带点日本风格，所以我想从明天起，让大家实行日本的‘跪式服务’，创出我们自己的服务特色，怎么样？”
我内心深处有种怒意腾然升起，开口时声调冷得让自己都直发抖：“那外面的招牌是不是也要改为‘本店由女大学生为您跪式服务’呢？”老板的笑脸慢慢消失了。“这只是服务方式上的改动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你昨天不是得了50元小费吗？跪式服务后100元钱赚得好轻松嘛！”愤怒之火已经在我全身燃起，我深吸了一口气，强令自己挺直脊梁，正视他的眼睛：“如果你们利用某些人以金钱奴役知识的渴望来赚钱，那是你们的事。我们并不介意为赚了大钱的小学生服务，这是用我们的劳动正当赚钱，绝无羞耻之处。但这是中国，不是在日本，所以我们不会跪下。让我们所代表的知识跪倒在你和另一些人所崇拜的金钱面前，我们更是跪不起！否则跪倒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格与尊严。”老板娘在一旁终于得到了机会，声嘶力竭地喊起来：“你听听，你听听，我就知道她是碴子，非挑事不可！”我冷冷地看着她，另外七个人的目光和我一样冷峻，站得同我一样直。我知道我并不只是代表自己说话。老板、老板娘也自然知道这一点。
第四天，我仍去上班，很本分地工作。他们没直截了当地叫我“开路”，只是沉着脸，不停地挑三拣四。我努力不出一点差错，甚至当老板娘故技重演来撞我时，我也身手敏捷地让过，没让手里的大盘小碟有一个落在地上，还能对着同学紧张的目光安抚地笑笑。
就要交班时，一张七人桌该结账了。这些人看来是熟客，老板送了一个菜，还和他们干了一杯，老板娘更是眉目传情的不在话下。可结账时两个人却都失去了踪影。最老实的丽负责这桌，她微笑着报出：“330，先生。”为首的那个大块头潇洒地一挥手：“老规矩，挂账。”起身就走。丽不知怎么处理这局面，急得直喊：“先生，不行的，您跟老板自己说行吗？”大块头“嘿嘿”两声：“他敢说不行，你让他自己去找我那儿拿钱。”顺手在丽脸上摸了一把，吓得她直往后退，差点儿没坐在地上，而他们却扬长而去。
我们冲上去扶住丽，身后却突然炸起一声“霹雳”：“谁让你们挂账的？这桌的钱你们赔！”是老板娘，她的眼神尖刻得像能割下肉来。老板不吭声地站在她身后，眼皮耷拉着。丽忙分辩：“不是的，你们看到了，我要钱了，他说和您认识，总挂账的。”“谁和他们认识？都像你这么干，我们喝西北风去呀！”我忍不住了，转向老板厉声道：“这不公平！你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这事不能怪阿丽！”“啊哈……”老板的眼皮一下抬了起来，那老板娘也跟着兴奋道：“真有人打抱不平啊！要你们跪，你们长篇大套地说什么尊严，转过身就‘坑’我们，让我们赔老本！好，我们庙小养不了大菩萨，你请吧！至于阿丽，拿出330元现在就走，拿不出就给我干活去！什么公平不公平，反了！”看着他们暴跳如雷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滑稽极了，有种想大笑的冲动。事实上我确实笑着摘下小围裙，轻轻地放在桌上：“你们不值得我和你们讲什么道理。四天40元钱划给阿丽，算赔你们的。”我骄傲地抬起头，迈着坚定而沉稳的步子向大门走去。“等等。”是阿惠的声音。我转过身，她正把围裙放在桌上：“我的40元也划给阿丽，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干了……”另外六个也同声响应。当懦弱的阿丽向我们走来时，她看上去是那么勇敢、坚强。“我们八个人，四个人干满四天，是160元；四个人干满三天，120元，合起来是280元。”我的话音还未落，阿惠把50元钱塞到我手里，我感激地向她点点头，毫不犹豫地将钱扔在地上，“加上这50元小费，330元，两不相欠！”老板的脸色难看极了，努力地想挤出一丝苦笑：“这是怎么说的呢？有事好好商量，你们一走我们怎么办？”您和老板娘可以亲自上阵，实行跪式服务！“
门外的天蓝得让人神清气爽。我们八个人一起站在街道上，眼里都闪着泪光，但突然都想开怀大笑，一吐那心中久积的恶气浊气痛痛快快地长笑……
假期还没有完，我们仍然会去打工，因为我们需要钱。但有一点我们却一定会永远坚守，那就是：我们绝不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
听听，这便是中国女大学生的声音。
她们还要去打工，因为她们需要钱。但她们却不因为贫困而让人左右做人的尊严，掌握她们命运的是知识和知识铸冶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