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30日，一列特殊的火车从深圳出发，沿着新建成的京九线飞速向北，直驰祖国的心脏北京……
“到了，快到了！”在临近北京的时候，全车人顿时沸腾起来。当他们走出车站时，无数彩旗与喧天的锣鼓声使得站前的广场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
“老兄，你们真够款的！”
“师弟，你们创下中国列车旅行史上一个奇迹！”
“那当然，要不我们怎么叫‘北大人’！”
“是啊，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北大人’！”
这一天，中国和诸多外国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有关一趟特殊列车的消息。原来这是在深圳和广州工作的600多名老北大生为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而特意包下的一辆“专列”。
北大人真牛！那几天，我一连听到好几位北京市民在评说有关此次“专列”时如此感叹。北大人确实很牛，像这样包着专列去参加校庆，恐怕只有北大人才有这般气魄。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为北大人的这种气魄而自豪。因为北大人“包”之无愧，我想如果有一辆能载千人的“空中大客车”，北大人定会毫不犹豫地登机腾飞……
1998年5月初的那几天，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与喜庆，这就是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那几日，从共和国的主席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总理，从第一代北大人的百岁老翁，到刚刚踏进未名湖畔的年少学子，都在为同一件事兴奋。不夸张地说，北大百年校庆的隆重程度是中国几千年教育史前所未有，或许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如果孔圣人活着，肯定也为此不亦乐乎。先不说国家元首携中国全体主要领导者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集会，也不说世界著名百校校长云集一堂的盛典，我所关心的是另一点，那就是北大百年大庆时所收受的“红包”有多少！
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在北大筹备校庆开始校方有关方面就公开明确原则：百年校庆不流俗，拒绝商业味。给许多单位和校友的一份《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指南》上，更加清楚地标明了校庆的宗旨是“弘扬传统、繁荣学术、面向未来、促进发展”，力图把校庆办成一个“教育节”、“文化节”和“艺术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北大的百年校庆确实办成了全中国的“教育节”、全中国的“文化节”和全中国的“艺术节”。我强调“全中国”，是其声势、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历届此类全国性的节庆。
但是北大人很会办事，他们在把如此规模盛大的校庆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名校校庆的同时，却又喜气洋洋地在后台大大地收受了一串数目惊人的“红包”。下面是校庆办对外公开提供的一个数目：至校庆前一个月的1998年3月31日，25家中外企业向北大共捐助总额达1。5亿元人民币。其中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为北大图书馆新楼捐助1000万美元；香港泛华老板何柱国先生捐资3500万人民币；香港企新公司捐资200万人民币；日本企业捐资27亿日元；戴姆勒-奔驰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美国宝洁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三金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除此，校庆办还透露了另一笔“红包”账单：至4月9日，北大已与20多家厂家签订了价值共约3000万元的自负盈亏性质的制售纪念品合同。读者可以注意到，上面总值约为1。8个亿人民币的捐资中，都是百万元以上的大“红包”，至于那些几十万、几万元的小“红包”则完全上不了榜。另外一个情况是上面的这些数目都是在离校庆高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受的，可以想象，中国人过节都有一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带礼参庆。北大在后来的4月30日至5月9日的十天大庆时间里，先后接待了万人以上的各界名流与校友，那么这些人所带的“礼”是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只听说许多企业与许多北大校友——现在也都是大亨，他们此次对北大的捐资，全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低调处理，即不张扬、不宣传的做法。像印尼金光集团捐资的200万元，其集团杨丽珠小姐把钱一放，只说“捐资教育”四个字后绝不多吐一个字……
北大校庆到底收了多少“红包”，是对外公开的2亿？还是实际的3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认真地去探秘。但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那就是北大确实在校庆的那些日子里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中国之所以举国为北大百年校庆欢呼，就是因为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它的百年也正是中国百年进步的历程，而中国的百年进步有很多动力便来自这个“皇家学府”。
北大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理所应当。北大天天“日进斗金”是我中国人的骄傲。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现象，那便是在中国现有的2000多所高校中（其中包括1034所普通高校，1000所成人高校）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异”，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迈进，高校与高校之间的这种差异已日趋严重。这一现象，同样也反映到了解决贫困生的问题上。由于穷校与富校之间每年所获得的资金来源差异之大，致使在各自的教育与发展、投入与保障方面也出现了巨大差异。
我们先来说说一些类似北大、清华的“富校”。如果按照比例划分，它们的贫困生比例也在10％至15％左右，然而它们这儿的贫困生，基本不存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情况。理由是，他们的生源差不多全是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高考“状元”，一旦成为事实后，一般都能得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社会或政府部门的奖励。特别是前几年，像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一个学生成了全省、全市的“状元”，乡里要奖一笔，县里也要奖一笔，到市里、省里还要奖一笔，江苏的一个“状元”生最多曾拿到过30000元。这还不算了结，到大学后，你如果是“状元”，还会得一大笔奖金。如果你是贫困家庭出身的“状元生”，你除了享受上述奖励外，还将免去一切学费，如此里外里，一个原无分文的“状元”一夜之间成了小“富翁”。至于高考成绩的第二名、第三名也随潮船涨，也能有它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进账。有了这么多钱，别说一年学费，就是四年大学也可基本对付了。这是其一。其二，那些名校、富校，它们的生源相对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富有的孩子。那些家里一贫如洗而又能考进北大、清华的毕竟是凤毛麟角。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些高校中，校长们都早已向社会发出响亮的承诺，即决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校长之所以有如此坚实有力的底气，除了他们自身的教育责任感外，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口袋里拿得出这么一些“小数目”，来解决本校负担不算太重的贫困生经济困难问题。
在南国古都南京采访时，东南大学学生处给过我一份该校的材料。我们不妨公布一下：
东南大学现共有全日制本专科生8000多人，月平均生活费在150元以下的约占4％，计350人左右；月平均生活费在200元以下的约占15％，计1300人左右。应该说，东南大学对特困生和贫困生的划分标准是略为放宽的，一般高校的划分标准比他们月生活费平均低出50元左右，即把特困生的生活费月平均算至100元甚至更低以下的水平。再看东南大学是如何解决20%的贫、特困生的。以1997年为例——该校第一个措施是“面广钱重”的奖学金。面广是指他们每年会有70%的学生可享受到年1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奖学金（本科生），即你只要学习努力些，争取达到70％以内的人数之中，你就有了基本的生活费。这笔奖学金在东南大学叫“综合奖学金”，除此还有“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奖，每年每名获得者可得1000元。第三笔奖学金是“企业、校友”专项奖学金，即社会捐助的钱，获得者可年得500元至3000元。以1997年为例，全校共有243人获得此项奖。第四项是企事业单位捐赠的奖学金，约五六项，每年有近百名学生可获得，年人均得1000元至2000元不等。第五项是单项奖学金，每年初，学校根据各系院的学生人数，以毕业生每人每年27元，非毕业生每人每年44元下拨至各系院，由下面奖励根据学年成绩评选出的优秀学生，全校每年此项奖金共约35万元。第二大措施是专门用于解决贫、特困生的助学金。也分两大块：学校给各系院按在校学生总数下拨，平均每年约为十几万元，另一块是由学生处直接使用的定期与临时发放的困难补助。凡是没有获得上面70％的大面积奖学金的贫、特困生，可享受每月100元的补助。每年用于突发性的困难补助约3万余元。第三大措施是学校组织和设立的勤工俭学岗补贴，每年约20万元。能成为学校勤工俭学岗的人员一律都是贫、特困生。除上面三大块外，他们的最后一项是贷款制度。如果那些贫、特困生从以上的三大措施中仍然不能解决困难的，便可向学校贷款。1996年，东南大学准备贷款金达40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1997年准备贷款金为61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为什么实际贷的少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校的贫、特困生们已经有了上述几大措施，基本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笔或几笔的奖学金与助学金，他们用不着再为生活而发愁。
东南大学的贫、特困生们是幸运的，即使在这所著名学校内也有1300多人的一支庞大的“贫困生”大军，但他们因为有学校坚厚的经济实力而省去了不少苦与愁、汗与泪……然而我还是要说明一点的是，东南大学还不是最好的“富校”，它比起北大、清华、复旦、中山、南大等学校，还只属于“小康水平”。
可是当我向山西农业大学、华北工学院等属于“高校贫困族”的学校介绍东南大学的情况时，我看到这些校长们不是目瞪口呆，就是羡慕得要流口水。
“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要是他们把那几位来不及接待的赞助者让给我们学校，我也就可以睡几个好觉了！”当听我说北京某高校学生处的人有一天因为连续接待好几位捐助者而忙不过来，竟把两位带了10万元巨款的捐助者给气跑了的事后，山西农大党委副书记王杰敏十分感叹。
“你想得到多少捐助？”我开玩笑地问王书记。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慎重地说：“5万元。5万元我就能基本解决贫困生问题了！”
“5万元就够了？”我吃惊不小。因为我刚刚从他们学生处了解到，山西农大这座拥有4000多名学生的农校，其9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而这些学生之所以上农大，一是录取分数线要低于其他重点高校，另一方面就是知道农业大学是国家给奖学金的（其实并轨制后农校等专业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要交学费的），所以他们才冲这样的学校而来。我还知道，这个学校的近一半学生在上学时是家里拍卖掉了家产才进了校门。
王书记很歉疚地苦笑说：“我们全校六七千师生员工都是些苦惯了的可怜人，你都看到了，虽说我们山西农大也是省重点高校，离太原不算远，走高速公路也不到一小时，但我们是真正的‘村办大学’——学校四周全是生产队的农民，两年前学校的教职员工的户口还都是在离这儿好一段路程的太谷县城上。我们许多农村来的学生一进农大门，就叫冤道：这大学怎么跟我家那儿差不多呀！你问我们的贫困生比例，怎么说呢？如果按照北大、清华的标准，或者按东南大学的标准，我们的学生可能都得算贫困生。现在各高校划分贫困生的依据主要看学生饭卡上的消费来衡量，当然还有个地区消费水平不一样问题，但现在有些情况也在变，你说我们学校就在农村，可物价并不比你们北京便宜多少。肉菜供应也不是要啥有啥，反而有的比大城市还贵。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平均每月生活消费是多少吗？告诉你吧，我们的男生月生活水平是140元，女生是90元，这是平均水平啊！说起那些困难生的生活消费，你可能听都没听过，我们有个同学三个月没吃掉100块钱！你问怎么吃的？你想能吃什么呀！有人看他每顿就吃一个馒头和一碗不要钱的稀饭！他是学农专业的，学校每月发给他72元补贴，照理也不至于这么惨嘛。可我们一调查，这学生每月得向家里倒贴三四十，家里不但不可能给任何经济资助，相反还要学生给寄钱。有的学生家长说你娃儿上大学了，就是国家给钱了，有好吃好穿的了，你就得往家里寄钱嘛。那都是些没有文化又穷得叮当的国家重点贫困地区的农民，你摊上这样的一大批学生，学校能救助得过来吗？肯定不行。学校本身的教育经费就紧张，再加上校舍已经老化陈旧，早需要改造修缮，这些都等着要钱。可国家给的钱又基本只能维持‘人头费’，想干点其他事就难了。你问有没有社会捐助？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咱这儿离省城有一段路，又是农业学校，有钱人是不会到我们这儿来的，他们捐钱是讲究回报的，我们要名没名，要利没利，自然人家不愿把钱扔到我们这儿。我们学校这么穷，可这么多年来惟一的一笔捐助2万元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位老教授拿出来的，他在八十大寿时不为自己祝寿，而把这笔钱拿到学校让捐助那些贫困学生。精神可贵啊，我们也是十分看重这笔钱的，专门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奖励那些家庭贫困又能自立和学习好的学生。话得说回来，这2万元钱要用在我们这么上千人的贫困生身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说，我们多么想呼吁呼吁那些有识之士，不要总把目光放在那几所名校上，我们是农业大国，农村的人才是关系我们民族能不能振兴的大事。再说，农业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有远景经济意义的。要说起贫困，像我们这些专业学校才真正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困的。因为我们这样的学校贫困生是最多、最集中的地方。”
王书记有倒不完的话，他所反映的问题，也正是中国高校中目前存在的事实。我到过农、林、渔还有地质、石油、煤炭等专业学校，这些院校的贫困生问题是最严重和突出的，而它们由于受到国家产业调整的大局影响，又受到行业自身机制的局限，加上环境、地理等条件的不利因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匮乏，故很难有力量像那些著名的高校大量投入资金用于对贫困生的奖、贷、助、补、免等工作。这些高校又基本都不会得到社会的赞助，所以，贫困生的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几乎又在短期内难有改观的可能。据资料表明，我国目前的专业高校在大学总数中占1／3之多，而这些学校的贫困生总数约占全国高校贫困生总和的2／3还多。重视和关注这一层面的高校贫困生问题已迫在眉睫，因为单靠国家和学校自身，这些专业院校是很难真正走出困境的。
1998年7月初，就在高校放暑假前夕的两三天内，我分别对同在首都的北京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再次进行走访。我先到北大的“昌平园”，这是他们的分校，每年文科的大一学生都在这儿。去之前我已经翻阅了1997年考上北大的几位“状元”贫困生的材料，所以一到那儿我便期望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些贫困的感觉，但我“失望”地没找到。第一个是黑龙江的文科“状元”刘某某，他在考大学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极为悲惨的经历，母亲重病几年里他或打工辍学或跳级以缓家庭负担。这样的学生如果在某个农大什么的高校，也许可能在进入“龙门”后又不得不退学，或者即使在校继续学习也肯定十分艰难。但我见到刘某后，他第一句话便说：“我现在不是贫困生了！我不贫困，真的，我没什么说的。”第二位是位山东女生白小姐，也是1997年的“状元”。她的家在沂蒙革命老区，靠玉米面长大的白小姐家里至今仍很穷，父亲在她上中学时就病逝了。因为是“状元”，所在的中学奖给了她3000元钱，她靠这个钱到了北大，后来学校马上给她按特困生免去其所交的2500元学费。白小姐告诉我，这一年中她没花过家里一分钱，她说估计以后也不会要家里再负担了，因为她每年的学费学校基本都可以给免，她的生活费便是学校的奖学金。“加上每月80多元的副食补贴，我的生活费足够了。只要好好学习再拿点奖学金四年学业就不成问题了。”白小姐非常自信地说。最后一名被采访者是“昌平园”有名的“贫困生”朱峰。小朱是河南信阳人，老家是个贫困地区。当年为了跳出农门进“龙门”，小朱从初中时就咬破手指，在自己的小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两个血字：“北大”。他用心中的信念时刻勉励自己，并终于在1997年的9月圆了北大梦。我问他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说按照苦孩子的标准已经没问题了。学校减免了他的学费，又发了他2000元的助学金，加上每月的副食补贴和交通补贴，“生活绝不会成问题了，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看自己能不能保持‘状元’的成绩优势了。”
这就是北大，虽然这里也有许多需要北大人做的贫困生工作，但与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相比，这已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到了曾在四五月份采访过的8亿农民的最高学府——中国农业大学。此次我去的那天已经放暑假，但这儿的校园内仍然有很多的学生，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些不回家的学生。他们中间95％以上的人是为了省一笔路费而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同时他们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那就是争取利用一个多月的假期，把下学年的学费挣出来。
“打工活好找吗？”
“太难了，今年比任何一年都难。”一位同学说他从5月份就开始跟有关公司或单位联系，可至今没有落实一个地方。
“如果假期打不上工，你新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怎么办呢？”
那同学一脸茫然，又摇摇头：“愿上帝保佑。”
身在北京的农大学生是这样，地处省（区）和边远的农大就更不用说了。至于那些全行业都处于低迷的纺织、煤炭、地质、铁道等等专业高校的日子就更不言而喻。
但是农大一类学校还并不是最可怜的。1998年5月初的一天，我来到华北工学院这所原兵工专业大学，才发现还有一类更困难的“贫困校族”。
这所学院在对外的通讯地址上标明的是太原市某某路，实际在离太原还需开上好一阵子车的偏僻山洼洼里。弯弯曲曲的公路，起伏连绵的大山，一看便是“三线”的神秘产物。如果不是早有所知，你绝对不会相信在那大山弯里还有一所上万人的大学。主人则告诉我，他们的学校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是一所曾为建立共和国和保卫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勋的兵工大学。就在十几年前，谁能走进这样一所用代号的大学，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光荣与自豪。那时北大、清华生与他们相比也不过如此。然而历史仅仅多走了十来年的光景，这所令每一位校友骄傲的兵工大学落到了十分尴尬的处境：皇帝女儿从不愁嫁的华北工学院，其兵工专业已渐失优势，对当兵和到“机密单位”大多数人不再感兴趣。改革开放后还有更璀璨的世界与地方可以去，何必要到那些又艰苦又边远的老山沟呢！于是学校只能根据行业低迷的实际与社会需求，调整扩展其他专业，并面向全社会招生。而这时候他们发现，往日的那些优势现在全变成了劣势。过去山洼洼里的神秘，现在成了“傻人才去的流放地”；过去红星闪闪的高政治待遇、高工资收入，现在一提起人们甚至觉得可笑，有个方便的留洋出国机会或在外企谋个职难道就拿得比你少？兵器大学失落了，没人再被它们的金牌子所迷惑，就连招生也只能招些不想出学费的、最好还能倒贴一点的边远的、贫困的农家子弟或城市的下岗职工子女……好可怜哟，国家的政策则是一样的，该实行并轨的就得实行并轨，该交多少学费的还得交多少。结果，来报到的学生们发现上这个学校没占任何“便宜”，而学校则更加发现它们肩上的负担比别的大学要重得多！
那日，我是不到下午6点从山西省团委出发的，但一路堵车使二三十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晚8点20分左右到学院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校党委副书记杨波与学生工作部的吴俊清部长、团委李树雪书记一见我，就像见了哪一位高级首长似的热情、客气，直叫人感动。
“同学们等您来已经在会议室有一个多小时了。”主人说。
我一听便受宠若惊，忙说：“那就随便吃点，然后咱们就去见见同学？”毕竟都是当兵出身的，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失去十年前的那种部队生活习惯。
草草吃过晚餐后，我被前呼后拥般地带进了会议室。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大房子里，整整围了一圈人。主人说，他们都是贫困生代表，他们听说你是专程来了解大学贫困生问题的，所以都想跟你说说。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那么让同学讲吧！”我只说了几句开场白，便打开了笔记本。
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因为我无法记录下去——第一个同学还没有讲完，接下去的就已经哭成了一片……我至今仍无法忘却那晚的一幕，这也是我生命中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很遥远的感受的再一次复现，那便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经常遇到的“忆苦思甜会”……
真的，我没有半点夸张，也根本没有考虑这相隔二三十年的类似的集体式的哭泣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只是感到我们的大学生们太艰难了！我只是感到共和国都快走过半个世纪了，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有些还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尽量让每一位参加座谈会的同学都能详细讲一讲自己的情况，然后我想法在作品里都把他们写进去，之后再希望有钱人都出来帮助这些困难同学……
这一夜，我进行了少有的最紧张和最漫长的采访。从晚9点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早晨6点刚从床上起来，就又开始接待同学，直到中午。之后，我又参观了一下学校环境以及仅有的一个学生勤工俭学社团。在这里的采访和亲眼目睹，使我完全证实了学院几位领导反映的问题：华北工学院是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学，校园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变迁与革新，都得他们自我消化。像贫困生问题，他们是最无援的高校之一。由于这几年兵器行业的不景气，国家对学院的实际投入有减无增。学校有限的如一些辅助设施的管理，基本只考虑安排本校教职员工的家属子女等就业人员。因而贫困生的勤工俭学岗就只能是很少了，绝大部分需要帮助的贫困生无岗可上。这里想做家教或打工什么的，也几乎是没有可能。有个同学说，他曾在前几个月走出校门找过一个家教，得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还是个农村的孩子，每小时才给5元，后来他不干了。华北工学院离城里几十里路，学生打工、家教，只能像这位同学的结局。而学校也同样像山西农业大学一样，没有人给过他们一分钱的社会捐助。几位学校领导干部因此对我说，我们欢迎你作家同志来，就是希望通过你的笔，给社会和有关部门提个醒，要想做件善事，那就多做点雪里送炭，而少去做那些锦上添花的活计。像我们华北工学院这样的“贫困户”才真正需要帮助。你作家同志就帮我们做一回广告吧，我们有言在先：只要有人捐助，就是一两万元，我们学校也会让第一把手出面隆重接待！
我答应照办。至于有没有人向华北工学院这样贫困大学生很多的“贫困大学”捐助，那就要看上帝是否开眼了。
从华北工学院出来，我以为有关高校中那些“无援校族”的话题可以了结。但我又错了。
1998年6月初，在我完成对陕西几所高校的采访后，准备从咸阳国际机场回京。但我必须在咸阳停两天，因为离京时团中央的有关负责同志特意关照我一定要去看看在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怎么会在离拉萨千里之外的陕西咸阳？这正是我和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事。加上采访少数民族高校又是求之不得的，我决定前往。
接待我的团委副书记拉巴次仁是位年轻的藏族小伙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路上，他给我介绍了他们学院的历史。原来，西藏民院是在42年前的1957年根据中央批准正式成立的，最早的名字叫西藏公学。1956年，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中央组织部从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准备进藏，同时又吸收了大量藏族干部群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由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抵制改革，局部地区经常发生叛乱，又考虑交通运输、财政支出等问题，中央决定在对西藏实行改革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着手培养干部人才。于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自1957年6月起，西藏筹委会将筹建中的原西藏干部学校和西藏团校的3400多名学生及700多名职工，从西藏各地先后迁到甘肃的兰州、山丹，四川的成都、雅安和陕西的西安、虢镇等地，开展边筹建边教学的工作。1958年初，所有这三省境内的学校集中到陕西咸阳合并为一，就成了现在的西藏民族学院。这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所高等学府，至今仍是西藏的最高民族学府。一个自治区的所属高校在自己的区域境外，这是西藏特定历史背景与特定地理条件所决定的。该学院自成立以来的40多年间，为西藏和平解放及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1959年3月，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该校遵照上级指示，先后派出2000多名师生进藏，充实骨干队伍，为平叛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特殊作用。在和平建设时期，学院先后为西藏输送了近20000名毕业生，其中80％以上是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学员，现在他们都是西藏各级、各条战线的带头人。拉巴次仁告诉我，而今全自治区州以上领导干部中有60％以上是这个学校出来的，自治区政府、人大、政协班子中的负责人一大半也都是他们的校友。民院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西藏的北大”。
然而，这所昔日曾辉煌一时的西藏高等学府，在今天则面临着异常困难的处境。除了对着正门的那栋因校庆40周年才得到上级拨款建起的新楼外，整个校园内给人一种就是“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之感。以往那种远离自治区境内，在内地办学及培养人才的优势，在现在则越显劣势。不是吗？一个堂堂自治区第一学府竟不在自治区政府鼻子底下，而在千里之外的他省境内，首先是情理上就不畅，再就是管理上也不便呀。管吧，去一次还得来回一星期，不管吧，也不是事嘛。托兄弟省代管一下吧，人家打哈哈说这哪成，我们可不敢与少数民族同志抢人才哟！如此这般，西藏民族学院这颗掌上明珠渐渐丧失了它应有的光泽。有限的拨款，光人头费就占去了73％，剩下的27％只能支付全校的水电费等日常开支。至于学校建设和提高教职员工的待遇，那就很难列上议事日程，其实校领导想做也等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苦的还是我们的那些学子，他们比任何一个高校的大学生都承受着更贫苦的困扰……
院长次旺俊美向我介绍，他们的学生之所以贫困面比哪个高校都大、贫困的程度比哪个高校都严重，是由于特殊的生源所决定的。西藏民族学院目前有三大块生源，一块是区内的农牧民子弟。这一部分学生的家庭大多数在藏区的边远，甚至许多地方是荒无人烟的高寒地区，学生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他们的家是在马背上，是在帐篷里，并且随草场而走，随风雪而行。多数学生打上学出来后就没有收到过一封家信，一方面家人没几个会写信的，即使写了也不知在哪儿能找到邮局。指望家里给你寄点生活费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牧民们本来就比较贫困，有的即便你出家门时还有千头牛、百头羊，但可能就是一夜风暴，你家会一下从富有户变成了贫困户。藏族子女们想得到家庭的经济支持是不太容易的，再说即使想给你寄样东西，也许夏天用的物品你收到时就是寒冬了。再有一种情况是，在西藏，九年制义务教育都是国家包的，学生进校后一切负担基本全是靠政府来承担，农牧民们可以放心地去远方游牧。但大学不行了，根据自治区文件，从1997年开始，西藏的高校也要同全国的高校改革接轨。新生也要拿出1600至1700元的学费，而在校的学生除了一部分师资教育外（即师范生能有每月100元补贴），其余学生的生活费都得自己掏。藏族农牧民们不习惯，也不太了解这种新政策，在他们的意识中，孩子交给学校后就不去操心了，别说是大学，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因为过去国家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有的学生对上学交学费也不甚理解，他们报到时身无分文，老师让他交钱，他反问你为什么让我交钱，不是上学国家全管吗？最后他用狐疑的目光，扔下一句“我从小就没听说过啥叫学费”的话就走了。西藏民院的第二块生源是部队战士。考虑到特殊的地理条件等因素，根据国家建设西藏的需要，学院按照自治区指示精神，每年从驻藏的部队战士中招收一批学员充实自己的生源。而这部分学生大部分家在内地，之所以招他们是以后需要他们长期留在西藏工作。内地籍的战士哪个想一辈子留在艰苦的西藏，并且都是州以下的工作单位？对这一批战士学员事先是有约的，看来只能是那些家庭十分贫困、子女又多的农家子弟。这就是西藏民族学院背负沉重担子的又一个原因。还有一个生源就是从1993年开始，国家特别指示的从内地10个省区招收像战士学员一样的以后要长期留在西藏并在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学生。同样道理，这样的学生只有在边远省份的那些贫困的农家子弟里招到。这10个省、区是：四川、云南、山东、山西、河南、青海、甘肃、贵州、陕西、宁夏。看一看这些省份，个中的意思不言而喻。次旺俊美院长说，我们的学生贫困是“先天”决定的，由于学校经费严重不足，所以目前他们在学生中只有一块奖学金可以为一些同学缓减部分困难。但由于学校拿不出钱，故奖学金的奖励面只有国家给的30%那一块，其余70％的学生无法解决，尤其是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
后来听学院各系主任、书记介绍，更令人痛惜不已。
语言系的老师说，他们有390个学生，是西藏民院的大系，区内生120个，区外生270个。“我们是自己给自己背包袱——到边远的贫困地区招最贫困的学生。”老师自嘲起来，“这些学生中许多人上大学时身上什么都没带，别说钱，就是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冬天到了，我们下去检查一看，学生睡觉的铺垫只有一张牛皮纸，人往被子里一裹，就算睡觉了。好在学校有暖气，否则真会冻坏身体。最恼人的是每年新学年开学，学校让学生们交学费，有的同学实在拿不出。他们平时就靠学校发的几十元补贴，光糊弄一张嘴就已经极其困难，哪弄来几千元的学费？这些学生的家庭本来就属于贫困，你问他要学费，人家反问：我把儿女都交给了国家（即一辈子到西藏工作），你还到我家拿什么钱？没辙。我们老师说多了，学生双手一摊，说我就是没钱，要不你开除我算了。97级就有一个男生不辞而别，离开了学校。”
预科班的老师说：“咱们西藏民院地处咸阳，按说也不算太困难地区，可由于我们的学生不是少数民族，就是来自边远地区，语言和能力上有障碍，全校没听过有人出去搞家教或啥勤工俭学的。所以学院虽在闹市之中，却又是个与世隔绝之地。像名气很响、到处赞助的505集团就在我们这儿，可人家也不愿给我校赞助，啥原因？就是因为你是个与世隔绝的大学，赞助了你等于把钱白扔了，不起一点商人们追求的效应嘛。我们学校自己又没什么勤工俭学岗可设，设了你也拿不出补给同学们做劳务费，还是不设的好。有一次我们试着把装垃圾车的任务交贫困生干，装一车8块钱，每车两个同学装。可后来同学们不愿干了，说干半天活，就得回来洗个澡，累一天，两三天才能缓过劲，而且要多吃几块钱的饭菜，里外里一算没赚一分钱，还累了个半死。最可怜的是放假不回家的同学，像今年寒假时我们预科班有17个同学没钱回家，我们只好给他们腾出一间大房间集体用。他们自己开灶，天天白菜面条，但就这还是过不起，没钱呀！我们几位老师只好借些钱给他们用吧，要不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我们民院的学生穷，其实我们民院的老师也穷，好多都是被学生借穷了。没法。”
成人部的女老师抢过话头，说：“前年有个叫李华的同学，是学生会主席。他帮团委搬家，看到我后便说老师我实在又饿又累不行了。我说你先把活干完了再慰劳你。后来他真到我家来了，我问他你爱吃什么，他说爱吃羊肉。我就上街买了5斤羊肉，回来用高压锅煮好后，摆在桌上看着他吃。结果他竟然狼吞虎咽地全吃光了，我站在一旁看他那饿样，眼泪哗哗地往外流……同学们太可怜了。”女老师最后补充说，“这个李华同学现在毕业了，思想基础很好，自己要求到孔繁森工作过的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一年了，进步非常快，听说已经提了一级职务。”
政法和历史系的老师说他们班上有几个宿舍的同学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生活互助小组，搭帮过日子。这可是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事，于是晚上采访时我让老师把两个不同类型的“搭帮社”的同学找来介绍情况。
刘圣育同学先发言，他是文秘专业的学生，入学前是在西藏驻军某部当战士，初中文化，军龄四年。老家在四川德阳，1995年考上西藏民院。他说到这个学校上学后，生活费不够，一个月100元只能天天吃馒头和豆腐，他很不适应。在部队工作也艰苦，但吃饱饭绝不成问题。学校不行了，长期下去身体会垮的。刘圣育在部队当过班长和团首长的公务员，心眼就是比别人多一些。他想到了部队的集体伙食，于是先同一名要好的同学合帮搭伙，俩人早晨打两个馒头，一人一碗稀饭，两毛钱一份辣豆腐；中午吃米饭，可打一个菜，晚上同中午基本一样。一月下来每人90元就差不多了，比单吃省10元，菜略好些。刘圣育就想再多几个人就可能更省钱吃得更好些，于是他就联合了五个困难生搭帮合伙。“不能太多了，五个人比较合适。”他说，“五个人搭帮打饭打菜就可以有所选择了，通常我们打三四个菜，有荤有素，这样不至于天天光吃馒头不吃菜，没营养。我们平时五个人只用两个人的饭卡，尽量先省后宽，把省下来的钱备急用。五人合伙后每月每人花上六七十元就够了，省下的钱就可以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和买些书。另外有时五个人中有人病了，需要营养，我们也好有钱给他补补。从1996年初到现在，我们五人一直在一起吃，这样做解决了各自的经济困难。过去一人单吃，看到别人吃好的自己心里就很不平衡，时间长了会不同程度造成某种心理畸形，现在我们一点也不，就是吃得再不好也是几个人在一起，不会觉得怎么着。长期吃在一起就吃出感情来了，互相之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能照应。去年我们‘搭伙’中的一个同学得了肺炎住院，如果他是一个人就难了，后来我们另外四人便用课余时间轮换去陪床，并且用我们共同的饭卡为他买些好吃的，尽力帮助他渡过难关。几年来，我们五个人就像自家兄弟，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习上互相促进。班上许多有困难的同学向我们学习这种做法，现在我们全班几十个同学基本没有一个人是单吃的，这是我们穷学生想出的穷办法，毛主席说，‘穷则思变’，看来管点用。”
接着发言的是藏族学生索朗加措，他说他是历史系的，他们是以宿舍为单位合帮搭伙，互相帮助。全宿舍七个同学，六个是藏族，一个是回族。索朗加措说：“刚进校时大家互相还不了解。后来其中有个叫普琼的同学家庭特别贫困，身上带了1000元钱以为就可以把学业念完了，可一交学费后两手空空，连馒头都吃不起。我们同宿舍的人知道后，便自发起来帮助他，可我们又都很穷，给钱是给不起呀！后来一商量，这样吧：让普琼与我们一起吃，我们六人也合起来用餐，我们有啥好吃的，普琼也吃啥。就这样，几年来普琼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家里从没给过他钱，如果不是大家的帮助，普琼说早想退学了。现在不一样了，他成了我们同一‘家庭’里的一名成员，有饭一起吃，有书一起看，即便用牙膏也是大家一起使。我们的宿舍还被系里评为‘文明宿舍’，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先进是‘穷’出来的。”
同学们互救的行为与精神，谁听了都会感动。我甚至想，对那些目前因经济困难而尚不能生活自理的贫困同学来说，西藏民族学院的同学们的办法，不失为一种“经验”。然而尽管同学们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做法，西藏民族学院的领导们头痛的事还不少，那就是困难学生的身体问题。照理这个学院为国家培养进藏人才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应当有强健的体魄。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贫困地区招收的学生，其身体素质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加之上大学后必要的营养不能跟上，一些过去潜在的病况便不断暴露出来。目前这个学院光患肝病的学生就有6名，光这6名学生一年便要花去学院几万元医疗费。就在我到咸阳不久，学院又有一名重病号需要急救，一次就得花去2万多元。这事拿到校长办公会上研究了几次，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由校长亲自批了。一位老师说，去年我们全校总共花了十几万医疗费，现在他一个学生就花掉这么多，还剩下我们几千人咋办？校长们对此只好回避，其实谁都知道，校领导们比谁都害怕学生中突然冒出个重病号来，那重病号一出，要命的不光是病号本人，可是全校几千号人哪！
这是那些没有生病人说的话，再来听听几位病号学生是怎么说的。
王辉，政法系97级学生，湖南人。父亲于1982年去世，在上大学前他家里已借债近万元。1997年10月份王辉查出乙肝病。按规定他应休学治病，由于贫困的家里不可能让他得到很好的治疗，于是他申请边上学边治疗。学校最后便同意了。王辉现在在学院医院治疗，至今他本人已花去5000多元，另还欠1500元没付。他的这些钱都是从叔叔、姑姑那儿借的，现在他说已经借不到了。可他的病在前些日子检查时有几项指标仍不行，医生说他必须注意休息与营养。可王辉说这两项他几乎无一项可能做到，因为他要跟上课程就必须天天上课和把住院时间缺的课补上。另一方面为了能在学校生活下去，他必须做点事，比如帮助哪个同学或哪位老师干点抄抄写写的活，由于目前他的吃用什么的都是同学和老师在帮助，他觉得自己不能受恩太多。他说这样下去快到一年了，自己对能不能在休学的期限内把病看好表示悲观。“如果到时病治不好，学校若要我退学，我觉得自己难有勇气再活下去……”王辉说得很凄凉。
郭明，95级行管专业。家住河北省最北的张家口某小山村。父亲是位月收入80元的民办老教师，母亲是地道的农民。郭明原来是94级学生，因有病休学一年。他的四口之家在他上大学开始就连遭不幸。1995年元旦，弟弟心脏病猝发，全家变卖了全部家产仍未挽回一个年轻的生命。两年之后的1997年元旦，郭明重涉弟弟之难，也被从西安急送到北京安贞医院，被确诊为死亡率极高的家族遗传性心血管疾病——“马凡氏综合症”，生命危在旦夕，急需手术，而做这样一例手术需八九万元。一个尚未从沉重悲痛与债务负担中缓过劲的贫困家庭，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负荷。因此，郭明的父亲急得团团转。郭明的学院尽了所能，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2万元，但这还差得很远很远。郭明的事被《北京青年报》的一名记者知道后，及时在报上向社会连发了两次求助报道，共捐得19万元。后又经多次努力及医院的慷慨相助，郭明的生命终于得到了挽救。郭氏一家真是祸不单行，就在父亲为儿子到处磕头求助时，郭明的父亲也被确诊为同一种病，并送进了同一所医院……郭明为了抢救父亲的生命，在自己还属于治疗阶段便不顾一切地提前出了医院。他拖着瘦弱的身体回到老家，挨家挨户磕头，又到地方政府请求相助，他的孝心与一家的不幸感动了父老乡亲和有关部门，安贞医院也做出了极大援助，用最少的钱把郭明的父亲从手术台上抢救回一条命。郭氏父子的命保住了，但并没有根治掉病魔。郭明说：“我父亲那头先不提，现在光我一个人，仍要不停吃药，而且每半年必须上北京检查一次，每次检查500元，还不算来回路费。我是学生，哪儿来钱？只有靠学校了。我知道学校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钱，但没法，我还得找学校，要不只有死路一条！”郭明不像王辉，他看待生命似乎就是那么回事了。但毕竟他还年轻，他说他现在最期望有个好身体，将来虽然可能不允许再上西藏了，但还是能拿到个大学文凭的好，否则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哪个单位还要嘛。
王辉和郭明仅是西藏民族学院一批病号学生中的两个例子，那些躺在医院的我来不及采访……
临别那天，院长次旺俊美与我进行了长谈。他指出：尽管他们的民院面临很多困难，但民院上上下下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别人横向比，他们的心目中始终把国家和西藏建设的重任放在第一位。在这里的教育工作者，他们都清楚地明白自己肩负的特殊使命。而在这里上大学的学生更明白，他们的前途，不是毕业后拿到高工资和留洋出国，而是义无返顾地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并且通常是一辈子献身在那渺无人烟的雪域高原。次旺俊美让我转告全国人民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学院暂时遇到的困难，并没有消磨他们为建设西藏而献身的革命意志，他们只是希望祖国人民和所有热血的爱国者，能在可能的情况下，不要忘了他们这批人……
我向次旺俊美院长保证，祖国人民绝不会忘记他们，并且一定会有人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
我们一起期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