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才能使自己爆发巨大的能量，一路克服困难，不怕挫折，冒险前进，坚持到底。因为使命感才能让你觉得——冒险就是你的责任，就算有所牺牲也值得。
在我的这次研究当中，许多成功人士都强调人生使命感的重要，并称正是使命感推动自己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譬如中国民生银行前行长蔡鲁伦就认为：“完整的人生应有‘三感’：使命感、失落感、危机感。”
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闵维方在去斯坦福大学留学之前，曾当过５年矿工。他是典型“苦难炼真金”的传奇人物。
闵维方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曾来到得克萨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担任该校的校长助理。当时，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很优越。可是当北大前校长丁石孙、教务长汪永铨越洋万里出现在他面前时，闵维方感受到了一种振兴中国教育的使命感，便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放弃现在的选择：“1988年，北大召唤了我，我也毅然选择了北大，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缘分。我属于和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
尽力挽留的得克萨斯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最终放弃努力，并且因此奉上了自己的祝福和尊敬：“闵维方先生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他对自己祖国深深的责任感，必将使他对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通常非常执着、认真、热情，也通常会爆发惊人的能量，进行别人不敢为之的冒险。因为他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看作自己的宗教和信仰，神圣、重要、不可放弃。
百度前首席财务官王湛生是我的好友，我们曾几次一起在央视杨锐主持的《对话》节目中做访谈嘉宾。2005年8月，他在百度完成了NASDAQ的上市工作，在其任职期间，百度市值也从数亿美金突破了百亿美金，成为NASDAQ最具价值的中国公司。令人遗憾的是天妒英才，湛生于2007年12月27日在三亚游泳时不幸遇难，他应我的邀请为《缤纷海归》撰写的文章则成了最后绝唱。在这篇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进行许多人生冒险的动力——使命感。
“当代海归们的这种成就感，是160年前的留学生们所无法体会的。从留学先驱容闳踏上美利坚土地的那一刻起，一代代的留学生大多都是带着一种‘我出去，我看到，我学到，我来改造’的责任感走出国门。”
“1989年，我来到美国求学，之后又在美国和欧洲工作，一待就是10余年。从我离开祖国的第一天，我就有着一个信念，就是学成以后一定要回国。因为这个信念，我一直都在非常留心国内的发展状况，那时只要听到有什么事是关于中国的，都会很高兴，只要国内有客人来就会跟他们了解国内发展的情况。”
“加入百度是一件幸事，这里有一大群拥有和我一样海归经历、一样想法的年轻人，包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如果不回国，李彦宏可能会成为美国互联网领域一个出色的工程师，而我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成功的会计师或金融顾问。但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殊途同归回到祖国，回到百度，用自己的才智实践着梦想。百度从创立发展到今天，在短短7年时间，从一个几人的小公司，变成了今天汇集了近5000名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服务着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与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竞争者比产品、比技术、比智慧的知名公司，它身上维系着我们浓浓的中国情结。”
邓中翰也是一个典型的学习型成功者，也是我们多次研究的对象。1997年，邓中翰在硅谷创办了一家名为Pimix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他走的是典型的硅谷轨迹，并没有想过要回国。1998年，邓中翰与当时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闲聊中谈到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科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研究工作，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又必须有自己的芯片技术。最后，周光召问：“你能不能回国来做这件事？”
邓中翰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提议，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在硅谷创立的公司，市值已达1.5亿美元，要放弃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而重新开始的路却成败未知，研发的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稍一不慎就倾家荡产。这需要太大的勇气了，他犹豫着。
1999年10月，邓中翰应国务院的邀请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观礼仪式。站在观礼台上，一直没有勇气放弃过去的邓中翰突然感到自己肩上的沉重使命：“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我一定要把祖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
这个月，邓中翰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中星微电子公司。条件非常艰苦，为了节省资金，中星微的办公室里甚至没有暖气。但是，使命感给了他们放弃过去的勇气，也给了他们坚持现在的决心。他后来回忆说：“对做大事情的人来说，这些苦太微不足道了，困难反而激发我们内心无限的勇气去战胜它。”
最终，中星微电子的“中国芯”——“星光”系列大获成功，并赢得了市场。
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都需要弄清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
对于个人，我们都需要弄清楚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事业上的使命、生活上的使命、专业的使命，这些使命决定了我们要努力成为什么角色，拥有多大的牺牲的勇气。正如H.D.梭罗所说：“光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是勤劳的。还要看你为什么而勤劳。”
4.争强好胜，何罪之有？
国内最大的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王俊峰，谈起自己创业的初衷，就缘于一种“争强好胜”的个性。
王俊峰原来在贸易促进会法律部工作，作为内地最早接触国际法律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他经常与国际大律师事务所打交道，还包括与一些来自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同行。
那时，国内律师业刚刚恢复，与国际同业差距巨大。从收入来说，内地律师每年才几千块钱收入，而香港普通律师年薪都可能过百万。王俊峰后来回忆说：“看着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律师在我们的国土上趾高气扬，甚至包括那些在外国律师事务所打工的中国人，也在国人面前异常傲慢、充满优越感，不服气！这种被侮辱和蔑视的感觉，对年轻人有一种特殊的刺激，并在心底激起一股创业和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冲动，就是这么简单。”
我曾看到过一个报道，说加拿大研究人员曾对20世纪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担任过班长的四百多人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两个现象：其一，被调查者中7%的人后来被列入名人录。相比之下，普通同学中被列入名人录的比例仅为0.5％。其二，那些班长的平均寿命比普通同学的平均寿命要短2.4年。
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班长容易成功和容易短寿的原因都非偶然，因为当班长的人通常都争强好胜。争强好胜者通常雄心勃勃、勇于取胜，敢于冒险，所以容易取得成功。当然，这类人为了实现抱负，不仅敢于冒险，而且还敢于“玩命”，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睡不好觉，也不锻炼，所以健康状况不那么理想。
但是假如有这样一个选择：如果将你的一生命运由默默无闻变得大放异彩，你是否愿意牺牲2.4年的生命？
我想这个问题很少有人会回答：不愿意。
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对争强好胜的观念误解。
在我们这个“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国度里，“争强好胜”是个贬义词。传统的观念认为：“满招损，谦受益”，“沉默是金，祸从口出”，甚至干脆表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谁要是“争强好胜”，就等于沾上了“爱出风头”“爱表现自己”“人际关系不好”的恶名，还可能落个“枪打出头鸟”的结局。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争强好胜”究竟何罪之有？难道“争弱好败”就好？其实，争强好胜与是否正确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一个谦让的人，不一定内心不争强好胜；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做的未必不是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不“争强好胜”，我们为什么要在社会中提倡竞争？为什么我们要热烈期望中国崛起？
我在担任大学客座教授时曾遇到过来进修的中学教师，他们曾告诉我：现在他们不再把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名次，然后寄给家长；也不再唯成绩是问，用学习成绩来评优提干，以避免学生在学习成绩上过于争强好胜，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质疑他们的教育方式？
我回答说：我觉得中西方的教育，都肯定不是不要争强好胜，也不是不鼓励竞争，因为从学校到专业再到个人，不可能没有竞争。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将学生引向一个多元、开放的方向，而非零和竞争。譬如高考把德商、情商、兴趣、潜力等因素都排除，也不论学生将来是要成为一个政治人才、科学人才、管理人才，还是翻译人才、写作人才等，都放在一个标准、一个成绩下“一考定终身”，这就明显不合情理。
自然界的生存规律天生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搜房控股董事长莫天全曾这样形容企业的争强好胜：“网络媒体只能做老大。做老大很舒服，做老二则很辛苦，至于老三恐怕很难生存。”
荷兰银行中国区主席邱致中在上海出生长大，“文革”时曾因家庭背景被划为“黑五类”，初中毕业后被下放到崇明岛农场劳动。六年的春夏秋冬，他除了拼命劳动就是读书学习，包括高中数理化全部课程都是自学完成，最终他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邱致中就把自己人生奋斗的原动力归结为争强好胜：“有时就是很简单：父母都是解放前后的大学生，自己怎么能甘心学业仅是小学五年级水平。于是，别人在农场聚集借酒消愁，我孤灯相伴与书交友。”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通常误解“争强好胜”，其实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庸”文化的传统，东方人崇尚无为和性格内敛：“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别人抢也抢不走；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自己抢也没有用。”二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组织分配，习惯铁饭碗，不习惯冒险和竞争。也因此，我们过去的教育把团队的争强好胜当作集体主义加以赞美，而个人的争强好胜则当作个人主义至上加以批评。
中国科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前副会长陈章良，是个很有开放意识的人。他在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时所建立的农大官方网站，搜索后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开放的农大欢迎你。”陈章良认为，人生的开放和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
“微软今天之成为第一位有它的伟大之处，盖茨所写的《未来的世界》里面充满着竞争。所以竞争与合作、在合作中求竞争、竞争中求合作，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样，我想每一位同学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想，我怎么能比以前的我做得更好，我们需要一个良性的竞争。”
我们还需要明白的是，争强好胜并不等于忙碌和生活无规律化，也不等于恶性竞争，虽然它们经常被人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们需要提倡的是良性的争强好胜，而非劣性以及零和竞争。良性的争强好胜，有助于提升一个人的勇气和胆量，也使人主动开放，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而不是搞“内耗”竞争，努力奋斗就说你爱出风头和野心大，非把竞争变成我落后你也要落后不可。
5.人才多工作，天才多创造
《财经》杂志前主编胡舒立是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中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记者。胡舒立曾在2000年于《财经》杂志推出《基金黑幕》等力作，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随后，胡舒立又发表了《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等力作，揭露中国股市的种种劣迹，促使有关部门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该杂志也一夜成名，胡舒立因此被冠以“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胡舒立的成功，就在于她的开放，她有着新媒体应该独立的新观念，这使她敢冒险去报道一些黑幕，一扫国内传统媒体的旧风气。1993年，她曾随中国女记者代表团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专业培训；1994年，她前往斯坦福大学读书；1995年，她获得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当她以一种国际财经记者必须首先对广大股民和投资者负责的信念来进行调查时，她不可能没有揭露中国股市弊端的勇气。
德国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在其作品《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中表示：“人才进行工作，而天才进行创造。”
当然，盲目的不断求新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新”必须建立在合拍、合适、合宜的基础之上，如果还没有旧事物更实用，就失去了新的意义。正如单纯的技术或者管理体制的革新，并不能成就一个企业一样。
曾有许多海归回国创业的时候，就犯了这类错误，盲目使用新的管理制度和新的技术产品作武器，却忘记是否与现实合拍，结果留下无数遗憾。无疑，海归与本土人才相比，优势就在于既对本土各方面同样熟悉和了解，同时又能带来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而如果丢了东方，变成东、西方两种思维搞对抗，肯定会水土不服。
易趣网的创始人邵亦波至2008年转做风险投资，就曾表示：“我不会投新海归的公司，虽然我自己是海归。我也不喜欢我投资的公司招新海归，刚回国的留学生，尤其在国外多年，对国内的情况很多时候连鬼佬（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都不如。鬼佬还知道自己不了解，海归却以为自己了解，反而更危险。他们在国外的温室长大，到了中国的丛林，被吐唾沫、捅刀子，很多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而他欣赏的是：“我喜欢回国两年以上，有中国实战经验的‘海龟’。他们有外国的见识，也有‘土鳖’的机灵和执着。”
6.“我们离破产只有30天”
内心的危机感，通常能够使人爆发惊人的胆量，是勇气的重要来源之一。
李彦宏经常强调：“如果我们做得不够好，就有可能陷入很被动的地步。所以，我一直跟员工讲，百度离破产只有30天。别看我们现在是第一，如果你30天停止工作，这个公司就完了。这个市场变化非常快，之所以大家看好这个市场，就是因为它的成长速度非常高，成长也是变化的一种，如果你不能及时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就会被淘汰掉。”
几乎所有具有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的创业型领袖人物，就算创业的艰难已经时过境迁，此时身处顺境，心底依然有着很强烈的危机忧患意识，并且因为这种危机意识，能够更好地保持继续奋斗的激情。
美国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总是感到紧迫的危机感存在：“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海尔CEO张瑞敏总是感觉：“每天的心情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联想集团主席柳传志总是认为：“你一打盹，对手的机会就来了。”
巨人企业的史玉柱曾有过失败经历，并且跌得很惨。东山再起的史玉柱曾向外界透露：他现在每一天都提醒自己也许明天就会破产，甚至巨人企业的“股价每涨一点，压力就大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