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我从军医大学毕业，在北京某医院做完实习，回校等待分配。当时，很多人忙着找人送礼，我父母也曾打电话来，问我是否需要钱活动，我一口就拒绝了。我想以我的成绩和实习表现，一定能分配到某个大军区的总院，走上一条越来越宽的路。结果，我被分配到一个小城市郊区的某军区基地医院，现实第一次给我开了个彻彻底底的玩笑。这样的小医院病人不多，也没有技术好的专家，我知道我的技术会慢慢荒废，视野会日渐狭隘，毫无前途可言。我再也没有什么热情和目标。两年多后，我就和一个当地女孩儿结婚了。再后来，我被提升为那家医院的外科副主任，分了一个小院儿，并且有了个男孩儿。
那年冬天的某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把椅子拉到靠近暖气片的位置，脱掉了沉重的棉靴，倦怠地翻看着病历。我的脚就伸在暖气片旁边的一个小木凳上，木凳上放着妻子给我缝的一个棉垫。我的办公室在五楼，在没有悬挂窗帘的灰蒙蒙的窗户外，是一片阴郁、惨淡的冬日景象。越过前面那栋低矮破旧的急诊楼和医院的围墙，有一条不算宽阔但也不狭窄的柏油马路，在临近医院这一带挤满了简陋、寒伧的各种店铺，其它的地段却相当沉寂冷清。医院大院里栽种的树木花草，如今一片破败，枯枝上沾染着灰尘，在冬日灰白暗淡的天色中毫无生气地颤动着。一些人急匆匆走在医院那条水泥小路上，他们多半是附近前来看病的农民，也有一些是基地的军人和小城的市民。对于这些人，我没有多少好感，他们的脸看上去谄媚而怯懦，总是纠缠着你问一些愚蠢的问题。而更让我受不了的是那些被小车送来的病人，他们是某小官儿或老板，这种人还没到的时候，你就已经接到某某介绍人的电话了，有时还不只一个。很快，他们的病房里涌满送礼的人和令人反感的嗡嗡声，他们的家属要求这样那样的特殊待遇，指示你尽管开最昂贵的药，用傲慢、无所畏惧的声调问着更白痴的问题。就是这样，你在医院里看到的不是那种肮脏、病痛和穷苦的脸，就是这些肥腻、僵死、令人恶心的牛虻，但很快，你对两者就都习以为常了，就像对泪水、哀痛的喊叫和死亡也习以为常了。
房间里的空气闷燥而污浊，外面却看起来那么阴冷。我把病历扔到桌子上，像个趋暖的老人一样呆坐在椅子上。我想起我初到这里的时候，住在医院后面的宿舍楼里。楼道两头的窗户只剩下生锈的窗框，那间背阴的房子冬天里就像个冰冷的窟窿。夜里，我盖着两层厚厚的军用被子，带着火车头帽子和口罩睡在床上，仍然冷得发抖。早晨，我从被窝里挣扎着爬起来，把房门拉开一条缝，我会摸到一个冰冷的瓶子，那是订送的牛奶，已经在瓶子里冻住了。我于是打开电炉，在小锅里煮一个鸡蛋，然后把牛奶瓶放进煮过鸡蛋的热水里，看着里面洁白而冰冷的东西慢慢柔软、融化。那时候，我从没有认为我会在这里留下来，我以为我总能通过各种门路离开。我又想起一个高个子、唱歌很好的同学，在离校前的那些晚宴上，他总会因为被分到边疆而放声大哭。初离校的那两年，我们还通过信。他说，冬天那边零下二十多度，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扫雪。他们的医院更没有病人，他开玩笑说他成了给战士割包皮的专家。一开始我们还相互鼓励，但慢慢就不再联系了。
有人小心翼翼地敲门，敲了三下，停一会儿又是三下。我把脚放下来，穿好鞋，走过去打开门。门外是一位又黑又瘦的乡下妇女，穿着一件黑条绒的、颜色褪得发灰的棉袄，头发乱蓬蓬地拢在两耳后面，头顶的头发明显已经花白了。
“什么事？”我烦躁地问，就转身往屋内走，妇女也跟在我后面走进来。我又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有些局促地用手扶住一个桌子角站在那儿，脸上挤出一点儿苦涩的笑意。这个妇女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我了，我大概能猜到她要说什么。我又把病历拿过来，随手翻着，说：“说吧，有什么事儿？”
“还是小孩儿的手术……”她嗫嚅着说。
“让你回家找钱，你找齐了吗？”我冷冷地问。
“又找了一千多点儿。”她的声音更低了。
“我不管你又找了多少，你现在的钱够不够交手术费？这一点儿你得清楚。我告诉你多少次了，我只是个医生，医院不是我开的，你的手术费不交到院里，我们不能给你做手术，你怎么还不明白？你找我有什么用呢，你去找钱啊。”
“可是……我找不到，我只能找到这么多了。我这两天到处去借，只能借到这么多啦。刘医生，你就行行好，先给孩子把手术做了，我就差两千块钱了，我这几天再去借。”她说。
我瞪着她说：“你还是不明白，这不是我能管的事儿……你交不了费，找谁都没用，这样吧，我还有事儿……”
“刘医生，”她打断我，急促地走近来两步，声音哽咽着说：“刘主任，你行行好，我这个可怜老婆子求你了，孩子他疼得厉害……就快受不住了，你没看见。我会找到钱的，我怎么样也会找到钱的……”
她突然停住了，双手捂住脸，浑身颤抖着哭了起来，蓬乱的花白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她那双粗糙的、树皮一样的手。
我看着她，心想：又一个纠缠者、一个不明事理的乡下人。
这个妇女的儿子得的是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曾经在医院里住过两天，是我管的一个病人。但因为她一直凑不够手术费，我们劝她不要浪费住院费了，先把人拉走，找到钱再来。现在她来了，仍然缺两千。这种人，你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总以为医院就是医生家的，以为自己哀求、哭泣、死缠着医生，就能把本来应该由自己解决的问题推给别人去解决。
我坐在那儿，等她快要哭完的时候，才用较为平缓的声调说：“你哭也没有用，这个钱是医院收的，不是我收的，手术不是我说能做就能做的。你再想想，你现在连手术费也不够，那手术以后的住院费呢，各种医药费、杂费呢？你没有钱，医院也不能让你白住，你总得明白这点儿道理。我真的帮不了你。我现在要去查房了。”
然后，我站起来，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白大褂穿上。她一直看着我，神色悲伤而有些错乱。我拉开门，说：“你快出去吧，我要走了。”
她朝门边走过来，低着头。快走到我身边的时候，突然跪下了。
“你这是干什么？”我吃了一惊，去拉她。
她却像瘫软了一样坠在那儿。我赶快把门关上了。
“刘医生”她又哭起来，“我不图你给孩子做手术，我知道你为难，我求你去看看孩子，他就快受不住了……我刚才对他说了，说我去给他找医生，医生就快来了……孩子的脸白得像纸一样，疼得嗷嗷叫，刘医生，你心好，你去看看他吧。”
我低头看了她一会儿，说：“那你先站起来。”
她抬头探询地看着我。
我恶狠狠地说：“你先站起来好好说。”
她于是站起来，掏出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和鼻涕。
我想了一会儿，“小孩儿在哪儿？”我问。
“就在医院门口。”她说。
我说：“你兜里带钱了没有？”
“有带，有带。”她慌忙说，急切地看着我。
“这样，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先去前面门诊楼的一楼药房去买药。我等会儿在楼门口等你。”
“好，好。”
我坐下来，没好气地写单子，我犹豫不决，但还是开了两支杜冷丁和一瓶250毫升的酒精。对于一个没有钱动手术的病人，我所能做的也就是给他缓解一点儿疼痛，虽然这是下下策，因为等他回家之后，他没有了杜冷丁，会疼得更厉害。但我至少得先把这个妇女打发走。
她走了以后，我又坐在房间了等了一会儿，越来越后悔自己刚才的冲动，我本来可以不必理会她。随后，我从护士那儿要了一套一次性注射器和药棉，穿上军大衣，到门诊楼去了。那位乡下母亲已经紧紧捂着一个塑料袋子，等在门口了。
我们朝医院大门口走去，出门向左拐，来到一家卖水果的小贩的破棚子后面。我看见一辆架子车车身被拆下来，平放在地上，车子上，在一条破旧但很干净的粗格子被子底下，躺着那个脸色煞白的十六七岁的男孩儿，他的嘴里咬着一角被头，眼神发怔地看着我。汗湿的头发贴在他的前额上，使他那张脸看上去就像一个平面。
“看看，你妈把医生叫来了。”卖水果的女人低声对那孩子说，又转头对我说：“把孩子疼坏了，受罪呀。”
那母亲于是俯下身，扶着男孩儿的头，把他咬在嘴里的被子轻轻拉出来，把湿的那块卷到下面，轻声说：“孩儿，叫医生看看。”
我想：早就确诊了，还有什么可看的？
但我看着那孩子，什么也没说。
我徒劳地摸摸他的额头和手腕，对他说：“来吧，先打一针，打一针就不疼了，好受点儿。”
我听见他发出一声含混而微弱的声音，大概表示同意。我有点儿迟疑地问他母亲：“就在这儿打吗？”
她有些为难地说：“在这儿……你看行不行，不行的话我去找个旅社。”
“行，怎么不行。”我说，一边让她们搬个塑料板凳过来，我把注射器、针剂和药棉准备好，放在上面。
这时，我发现那孩子正看着我，我发现他的眼睛不像刚才那样直怔了，眼里有了一点儿光，变得柔和了。我对他笑了笑。
我叫两个女人帮忙，把被子掀开，把孩子的裤子褪下来一点儿。我发现盖在被子里头的是个瘦骨嶙嶙的身躯。我回想着实习时候打针的具体部位，那部位附近的神经分布，尤其是坐骨神经所在的位置，竟然有点儿紧张。后来，我把针头拔出来，让那孩子自己按住药棉。离开的时候，我对孩子的母亲说：“过一会儿就不疼了，你赶快带他回家去吧。你那个袋子里还有一针止疼药，实在疼得受不了时，你叫你们村里的医生给他打一针也行。但是，也没多少好处，治不了他的病。”
“刘医生，真谢谢你，你是好心人。”
“别说了，其它我帮不了你。”我说。
她跟着我往医院门口走了几步，突然从口袋里掏出来五十块钱，说：“刘医生，这个你先拿着，别嫌少……”
我说：“我不要你的钱，你拿着，赶快带他回家吧，你在这儿耗着也没有用。”
她要把钱硬塞给我，我有点儿生气了，把钱扔给她，结果钱掉到了地上，她急忙捡起来，抓在手里，茫然无措地看着我。
我说：“你收住，我绝对不会要的。”
她脸上露出悲哀的神情，突然对我惨淡地笑了一下，说：“刘医生，你叫我回家，我也想回家。可孩子疼起来那样子……我就坐不住了。我不能看着他等死啊，我就又拉着他跑来了。我在这儿虽然也没有办法，可总是离医院近点儿。”
“这就是受罪的病。”我说，“但是你在这儿耗着也没有用，还是回家吧。”
然后，我自己走了。快走到门诊楼拐角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妇女还站在门外的大街上看着我，就像一截低矮的枯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