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海，天津人，是食堂的厨师。我和他工作不在一起，劳动不在一起，可是感情不坏。他是名厨师，技术高，如果评级，总当是特级吧。记得50年代，有时食堂卖红烧鱼，买一盘，吃，味道总是超过一般饭馆，就是他做的。他血压高，常常在院里练武，锻炼身体，我就愿意借这个机会跟他闲谈一会儿。他为人爽快，厚道，虽然我们谋生之道不同，他还是把我看做朋友。我口腹之欲不怎么样，却对家常菜的做法有兴趣，有时就向他请教，他必仔细讲解，并告诉其中的诀窍。到干校之后，他仍在食堂，有时我挑水，难免与他碰头碰脑，他不能说什么，但看得出来，面上有爱莫能助的惆怅。他的血压更高了，终于不得不回天津休养。我放还以后，有时到天津去，想看看他，可惜没问过他的住址。大概是两三年之后，听谁说，人力终于不能胜天，他作古了。大革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有感情联系的人比我先走，我能去送别，也应该去送别，而竟未去送别，王福海是其中的一个。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致歉意，新观点，人死如灯灭，也不能知道了。
识 小 录
识小，是想记一些在干校的零零碎碎的见闻。小，必没有什么价值，而仍决定写，是想到，千百年来久矣夫，小人物，因受迫害而家破人亡，任其湮灭，大人物，放个屁，也可写入起居注，现在我手中有笔，面前有稿纸，就乐得反一下潮流，偏偏避大趋小，为无限的小人物吐一口不平之气。见闻不多，也得排个次序，又不能免于势利之眼，由天象说起。
排首位的当然是彗星。记得看什么文章，说彗星很多，我们所能见的只是少数大字号的。可是超级大字号的，如哈雷彗星，我“生正逢时”，赶上两次光临，却没有留下影像。“生年不满百”，没有再面对哈雷彗星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次在干校看白纳特彗星的机会，今生也许就只闻其名而未能见，也总当算个不很小的遗憾吧。所以事过之后回顾，虽然因有此一见而受到批斗，所失无所谓，所得仍是值得录入心中的档案的。
其次是龙卷风。这是有大破坏力的一种自然现象，见于记载的很不少，却没遇见过。——正如火山、地震之类，最好是不遇见。但如龙卷风，范围不大，时间不长，却又颇想在不很近的地方看看。而就真碰到一次机会，是到干校之后还不满一个月，一天下午，几个人在野地干活，听一个人大声说：“看，龙卷风！”我们都直起身，向他指的方向看，在正南方，临近地平线的地方，一个黄色的圆柱，不太高，在缓缓地向东移动。移动中，圆柱像是往上延伸，上面高处也变成昏黄，向下降。很快上下就合为一体，加大，颜色变为黑黄，仍在往东移。可以想见，这是正在横扫它脚下的一切，也会有村庄吧？虽然离得相当远，也感到很可怕。
连带说另一次的可怕，是见到一条大蛇。时间记不清了，总是热天，我们三四个人，受命去修葡萄园旁、大路边那口井的井口。带头的是个年轻力壮的，到那里，他掀开井口上的一块方石，几个人都吓了一跳，一条大蛇在石下的一块空地上盘着，身体有鸡蛋那么粗，满身彩色花纹。它像是也被这意外的情况吓住，没动。不知道根据什么知识，都以为必是毒蛇，很紧张。那个带头的赶紧拿起身旁的铁锹，把蛇铲到空地，一阵乱打，蛇死了。事后才听当地人说，这样花纹的蛇并不是毒蛇，我们吃惊，以及下毒手，都是多余。这有时使我想到天赋性质的天命，以人之水做的为例，很美，则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反之，很不美，就会处处碰壁，同是生而为人，走的路则大异，除“畏天命”甚至怨天以外，我们又能怎么样？蛇更是这样，据说无毒的还于人有利，只是因为“我们看着”不美，有很多就死在人的不留情之手。说到此，又想起一个颇为离奇的传奇故事，是一个美丽多情的白娘子竟是蛇所变。在西方，蛇是引诱夏娃吃智慧果的，也是没有什么可爱之处。白蛇呢，其实也是要变为白娘子才可爱，可见反天赋之命终归是不容易的。
连续说可怕，不好，应该转为说点轻松的。想在口腹之欲的范围内找找，很遗憾，将近两年，几乎没有吃到什么，后来想到仍愿意入口的——不，应该说还是有一种，那是蚌埠某肉食加工厂生产的熏肠，过节时食堂曾买来卖与职工，价不贵，味道很好。可惜，也许求过于供吧，平时不卖，很想多吃几次而未能如愿。
记得食堂供应，主食副食之外，有时还卖皮蛋（当地之名，北京名为松花蛋）。我买过，吃不吃无所谓，是愿意看，剥开之后，蛋清部分蕴含的清清楚楚的几朵松树花。在北京，有时买，当做下酒之物，剥开，也看过，都是混浊一片。干校买的，没有例外，剥开，尖端向上，蛋清部分都透明，里面有松树花，清楚整齐。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如此制法的鸭蛋，为什么叫松花。可是仍有两件事未能明白：一、同是鸭蛋，推想制法也当相同，何以北京的不见松花，朱洪武故乡的都有松花？二、蛋清里有什么物质，经过如此这般一来，竟会出现几朵松花的图样？
物，不能明，转为说人，或说人情。所谓人情，指当地人的生活情况和心理状态，我到个生地方，觉得最值得体味的是这个，其次才是山川名胜。可是到干校，任务是劳动，目的是改造，一切活动都是受命，自然没有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体察一点点人情，主要是来于传闻和推想。最响亮的传闻是凤阳花鼓，如何打，如何唱，我没见识过。可是还记得流传最广的唱辞，那是：“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长期生活困难必致培育成“忍”加“悍”的性格，扩大就成为民风。不记得以什么因缘，我们两三个人，曾到当地人的一间茅草房里去看，与北地的一般人家比，室内几乎是空的。这就便于秋收以后，堵死门窗，到外地去讨饭。夏天蚊子多，我们钻进蚊帐，还要用电筒照，清除一些溜进来的，可是当地人，我曾看见，儿童就躺在草房外的木棍床上，皮肉裸露，睡。这就是悍，为了活，能闯，天不怕，地不怕。这种性格和民风给干校带来些小麻烦，是常常丢东西。主要是劳动工具，如手推车的车轮之类。记得有一次，丢的是整辆车，幸而其时不是秋收，打更的已经不是我和吴道存，我们可以不负失职之责。但也有人说，不管谁打更，也只能适可而止，过于认真会惹来麻烦。
关于讨饭，见和思，都有可以说说的。是我和黄秀芬等在八间房（？）抹墙时期，一天下午下雨，有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带两个小孩子到房里来避雨。我们表示欢迎，让他们坐，他们不坐。大孩子敞快，能说，兴高采烈，说他到南京、苏杭等地的经历。我问他何以能到这样多的地方，他说：“讨饭啊。”语气中含有“这很自然，没什么稀奇”的意思。这使我想得很多，突出的感慨是，自己虽然出身不高，可是究竟还是偏于养尊处优，以致谋生能力很差，碌碌一生，不靠人就不能活。即以讨饭为例，前面说过，1926年春天避兵乱，与同学郭士敬结伴，由通县步行回家乡，路上饿得不能忍，曾有到附近村庄讨饭的念头，可是终于鼓不起勇气，只是想想作罢。书生，梦中也会吟诵“惟有读书高”吧，其实真正有大用的技能，如讨饭就是其一，却多半不会，对照凤阳这位大孩子，能不惭愧吗？
惭愧是反观于己时的心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说两件有关自己的琐事。一件是吸烟。我不吸烟，一贯把吸烟看做费力不讨好的应无之事，为什么到干校竟吸起烟来？不只可以举出原因，还可以发些高论。举原因，记叙实况即可，那是蚌埠什么烟厂生产的一种廉价纸烟，有没有牌号不记得了，十支一包，价八分。许多人买，我也买，本来是想在极端的枯燥中加一点点水滴，及至尝试，才知道其作用远远不只此也。用小说教程的形象写法，是在红人物的监督之下干重活，用十二分力，累得喘不过气来，还怕怒目而视继以斥责，恰在此时，传来口哨一声并一句话：“休息十分钟。”立即坐下，掏出烟，一支插在两唇间，吸几口，其感觉简直胜过不慎摔伤，疼痛难忍，意中人走近身，抚摩几下。进一步说所得，是痛楚化为迷离，绝望中出现一线生机。这样说，我从此就成为瘾君子了吗？曰不然，实况是：休息十分钟之时，也只是吸几口，一支的大部分扔掉；离开干校，不再有改造的“光荣”任务，就不再想吸，从而未费吹灰之力就戒了。戒了，但曾吸，就有资格发高论，至少是传授经验，这是，一、烟的最大用是陪伴改造；二、八分一包的同样可用，不必高消费。
最后说说到凤阳其地，食息将近两年，离开，也曾带回一点点纪念之物，以证明在这今眼看小小的行星之上，地，凡有所经，我都是一视同仁，怀有三宿桑下之恋的。纪念之物，最好是出于三合输或黄泥铺的，可惜用好古敏求的眼看，没有。不得已而放长线，由较远处拉。前面说，曾多次到凤阳县城去拆城墙，拉城砖，那里曾是明朝始建国时设想的都城，并曾动手建，遗迹还有一些。有大的，如城门洞内雕花的石础，只能看看。
有中的，如上面有文字表明是江西进贡的城砖，一块五十斤，如果能带一块，放在院里，作夏夜乘凉垫屁股之用，颇不坏，可惜太重，携带不便，又怕被发现，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也就只能想想作罢。幸而还有小的，是琉璃瓦的残片，我选了两片，一深蓝，一浅绿，带回北京。瓦厚实，颜色鲜丽，而且可以担保，必是明朝初年之物。这两片，我并且带着还乡，它就成为镇斗室之宝。也出过力，是写《顺生论》的第一分，拼凑打油的诗词，压住稿纸，使不移动，总当算是未辜负我这“救风尘”的善行吧。万想不到，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我侥幸住在北京，这两片随着房倒屋塌，到我回去收拾遗存，就不知下落了。这样，到朱洪武的龙兴之地近两年，算唯心论之账，我仍是不信权力就是正义，所谓依然故我，算唯物论之账，来于其地的琉璃瓦残片化为空无，所得也只是，往时六十岁整变为返时六十岁有零而已。
解 职 还 乡
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也想顺应一次抟扶摇而上的时风，话拣大的说，自吹为智者，接着吹，是许多听起来值得山呼万岁的言和行，我总觉得背后必藏着什么，而事后证明，我的怀疑主义经常是对的。可是对于干校的生存、发展、变化，我的推断就错了。入学之前的想法是，既名为校，就要有课程、考试、升级、毕业诸事。而说起考试，如吾师俞平伯先生，我就以为必不能及格，也就不能升级，更谈不到毕业。如何过下去呢？幸而有许莹环师母陪伴，霜晨月夕，如果还有闲情，可以闭门对坐，小声哼“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之类。我呢，也必是不能升级、毕业，可是如乐羊子，孤身上学，住八间房，门昼夜大敞，怎么办？早有精神准备，是生于此，老于此，就是说，估计也许不能回来，至少是短时期必不能回来。直到1970年后期回家探亲还是这样想，所以各处跑，置备御寒的衣物。没想到，大概是进入1971年吧，形势突变，是多方面显示，将，或说已经，走向结束，考试、升降级等事都没有了，只剩下为每个学员安排一个去处。
就我所知的范围说，结束之最明显的迹象是，传达一个文件，内容的重要一点是，结业之后，不分配工作的，一般不得回城市。所谓一般，是容许例外，只说与我有关系的例外，比如伴侣在城市有工作，而且离不开，为了不劳燕分飞，可以回城市。我的老伴是家庭妇女，虽然参加过“我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学习，正如其他家庭妇女，都是嘴里学好了，心里没学好，而且未拿到毕业证书就逃了学，为了躲避下乡，扔了城里的住所，投身于北京大学的人海之中。仍然没有职业（不是无事可做），于是就堵死我回北京的去路。心里当然有想法，是没有职业，为什么就不能在城市住？还有，如果不上干校，告退，也逐出都门吗？显然，是只能心里想想，新的传统，今日的所说都对，只许服从，不许有想法。这也有好处，是心可以长期休息，不为将来费时费力。大概是2月晚期，听说名为连、实为社的组织已经在为我的去处奔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