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那时的胡思乱想，有不少是可以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的，如反复听到“变天”，一次的胡思乱想严重，是，如果真有不少人想变天，那就也应该想一想，为什么竟会这样；一次的胡思乱想轻松，是，如果我真相信彗星出现是变天的预兆，依照罗素的想法（今注：他在一篇小文《论彗星》中说，昔人相信彗星出现与世间的大变动有关，是天人关系近，今人不信，天人关系远，是退化了），那就是你们诸君都退化了，只有我还没有退化。这种诗意的想法倏忽过去，恰巧就听到一位战友的最为深入的发言，是想变天还有深的思想根源，那是思想陈腐，还相信天人感应。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那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有哈雷、牛顿、罗素直到爱因斯坦在心里煽动吧？一时忍不住，竟不卑不亢地驳了一句，“我还不至于这样无知！”天下事真有出人意料的，照常例，反应应该是高呼“低头！”“抗拒从严！”等等，可是这回却奇怪，都一愣，继以时间不太短的沉默。排长看看全场，大概认为新动向已经扑灭了吧，宣布散会。
第三次批斗，置身于新时代，想新时代之所想，说新时代之所说，应该承认，事非常严重，是伏案之时，不是钻研红宝书，而是在纸片上写唐诗宋词。与先进人物之一天两个十二小时钻研小红书，仍说万年也钻不透、钻不腻相对照，就是只动用J.S.MILL的逻辑，也可以推出，这是不重视小红书，非反革命而何！挑水落桶，看彗星，小辫儿虚无缥缈，尚要批斗，况轻视小红书乎？罪大，批斗也要大举，是先搜查。开箱，很容易就找到由家中带来那唯一的《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的合订本。接着开批斗会，审问，带这样的书，并抄录，是想干什么。我招供，说了不很重要的，是怕劳动时间拉长，过去能背的诗词都忘了，所以想偷闲温习温习；藏起很重要的，是入目的文字只有薄薄的一点点红宝书，无兴趣，头脑空空，也难忍，所以才暗诵几遍如“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之类，以期如鲁迅所说：“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为了忘却的记念》）审问很快过去，因为只是还想保留旧诗词这一条，判如何重的罪也够用了。
以下是战友的踊跃发言。措辞容易，大意都是，竟敢轻视宝书，可证无意改造自己，实为罪大恶极云云。现在坦白，其时听这千篇一律的高论，本应“闻善言则拜”，可是思路却偏偏不听话，而向相反的方向跑了野马。都跑到什么地方？一处是关于“轻视”的，判我未视为宝，我服罪，想想，怨我昔年多念了几本书，其中有些是西方谈政经、谈社会的，对比，就感到所谓宝，实在多门面话；而捧之上天，只是因为有威权加个人迷信。另一处，是忽然想到《文选序》的“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觉得既然有“始制文字”之事，而只许读一种，就治道说，未免管得太多。专制帝王如十全老人，修《四库全书》，显然还是允许人念的。还可以再说一处，是为迷信的人设想，这种一手持经、一手持剑的办法，像是并不聪慧，试想，以巧克力糖给孩子，还要在旁边说：“快吃，不吃就打。”这一次他（或她）吃了，下次他还有兴趣吃吗？且说干校时间紧，会不久结束，野马也就不能再跑。又要感谢，处理只是这个合订本没收，未说判什么罪；还有优于俞平伯先生的，他偷看《水经注》要写检查，我则未奉命写检查，就可以不亲纸笔一身轻了。
批斗三次，都是会上热闹会下寂静，我当然大欢喜。参加的战友呢？推想人心还是肉长的，不管嘴里怎么慷慨激昂，心里也会大欢喜吧？想了想，也会有例外。何以如此推测？是有个同屋的某君，我伏案写什么，他必站在我身后的不远不近处窥视，可以断定，这次的抄旧诗词也是他汇报的。汇报，有所为，是得善报，显然，所汇报情节愈重，所得的善报也就会愈多，处理轻表示所汇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岂能不失望？恕我拖拉，迟到现在才向他致歉。
学习古今八股，结尾，还应该不忘“教育意义”吧？干校生活，尤其其中流行的批斗，确是有教育意义，那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想平安、幸福，就要讲理，不要暴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变人治为法治。法院，总不会把一个看彗星的人传去，审而判之吧？所以我住干校近两年，名为学习，如果说有所得，值得感激，喊万岁，我喊的不是改造万岁，而是法治万岁。
探 亲
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人，不管位多高，力多大，发如何奇想，希望如用竹竿测池水深浅，一戳到底，终归不容易，因为执行要经过多人之手，多人中会杂有“人之初，性本善”，于是严酷之中就可能出现人情味。是1970年的后期，干校周年之后，不知由什么人决定，接受改造的人平等，都可以回家看看，期限是十天（？），就是出现了人情味。记得我是排在将入冬之时。行前要整理一下，因为时时要做搬家的准备，自己不在，东西散乱，别人不好下手。还想带点土特产，如蚌埠的熏肠之类，换个家里人高兴，可是不像现在，有钱唾手可得，也就只能想想作罢。起程，交通工具只能靠干校。记得到蚌埠，还吃了一顿饭。大概只有饺子，论碗，带汤，如北京之馄饨放大（汤内无调料）。我如阿Q之由未庄进城，吃不惯，尤其看不惯。其后是登上火车，一路无话，到了别不很久的北京。
离京回来，火车到终点站，三十几年，都是搭车北行，直奔后海。在车上还会想到，入家门，过前院、中院，就会看见可敬的房东李太太等人。这回变了，搭车西行往城外，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无家可归之感，很凄惨。人是无论如何多理想，甚至多幻想，过渡到身体发肤，就不得不实际主义。总之是心在鼓楼、后海一带，脚步却不得不走进昔日之燕京大学，今日之（新）北京大学。因为心里多有失落之感，就说是小资产阶级情绪吧，又想到昔日的两件事。
一件远到40年代初，春秋佳日的星期日，常三四个人结伴，骑车往玉泉山，其中必有韩兄刚羽，如果齐兄蕴堂到北京来，也一定参加，过海淀，买完莲花白酒、五香花生仁等再前行，走的就是燕京大学西侧这条路，如果天气晴朗，西山就像是移到跟前。而迈入50年代，“苛政（或运动）猛于虎”，刚羽、蕴堂住天津，都自顾不暇，就望玉泉山之塔，真如在天上了。另一件是40年代末，张东荪先生由城内大觉胡同移到燕京大学燕东园入门左手那座楼，我来看过他几次，记得有一次还有续可法师。那是入西校门走未名湖南岸，先湖光，后塔影，出小东门，穿过蒋家胡同（后来才知道，邓之诚先生住这条胡同的2号），走不远就可以入燕东园之门。现在是续可法师早已跳了黄浦江；张东荪先生呢，因为横议的旧习不改，50年代初下了政府委员之台，由一座小楼移到成府的一处小平房，与外界断了交往，革命且大，还能静极思动，吟诵“庭院深深深几许”吗？（后来才知道，大革命之后再迁至监狱，就没有再出来。）
以上真成为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要赶紧收其放心，随着脚步沿未名湖北岸东行，到湖东北角向左转，即北行，至朗润园（在校园内北部）东北部，后湖东岸，有面南的职工宿舍楼五座，由南往北排为八公寓（学生宿舍名楼）至十二公寓。我女儿住八公寓一楼西端多半个单元（单元有房大一小二，我女儿住靠南一大一小，有阳台，另一小为他人住），暂时就成为我的家。入门，“民为贵”，当然要先说人，老，岳母，中，妻，青，女儿、女婿，幼，外孙女，都平安；五口人挤在一起，便于互相照顾，也可以说是优越性吧。不过究竟是太挤，举目看看，不免有逃难之感。我回来，成为六口；如果在外的女儿回来一两个，就真成为无坐卧之地。有什么办法！乱世，能活第一，忍吧。
然后说物。场地由大变小，自然规律，必装不下。不得已的办法，在心中不占重要位置并没有它仍可照常度日的，送人或当废品处理。仍容不下，放在楼道内存杂物的一间空房里。书柜，一大二小，知道我还不会有焚书的觉悟，不但未扔，还请到屋里。书呢，处理了不少，竟还有用报纸包而捆之的几十包。未开包，是不知道应该如何上架，等我回来办理。也可说是上帝的恩赐，人，只要还有一口气，总是往如意处想，也就往如意处走。这如意处是还能坐在残书之旁，过眼观书手拿笔的生活。当然也曾想，这不会是空想吗？管他呢，反正一部分书还在眼前，胡乱地堆着，应该立即动手，整理。
俗语说，病有工夫急有钱，其实是急也会有工夫，于是就不管假日无几，决定先整理书。困难不小。主要是场地有限：一是书柜的场地，只剩下三个，必装不下；二是室内的场地，因为书上架，要先分类，不都陈而列之就难于分类。前一个困难又带来一个困难，是为了每一本都有个坐卧之地，必须再清除一部分，清除哪些呢？都是多年怀着喜悦的心情一本一本请进来的，驱逐出境，必不忍，怎么办？又不得不实际主义，只好硬着头皮下手。计整整忙了两天有半，又挑出一麻袋有半，送往成府的废品站，书开包上架的工作才勉强结束。事后回想，正如大革命初期之扔之烧，终是失之胆太小，心太狠，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整理书是既大又麻烦的事，至今还记得个梗概，此外还干了些什么呢？可惜这一段竟没有记日记，又因为记忆力很坏，就几乎连碎影也没有了。我由1928年暑后（相当于上高中）开始记日记，到现在为止，只有1970年4月19日至1971年3月14日在干校这一段，将近十一个月未记。这是小缺漏；还有大缺漏，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的，长达九年，估计总有十本八本，都毁于战火。还失落一本，是1944年5月，人被请入日本宪兵队，抽屉里的一本日记同时被抄走，就未能找回来。单说干校这一段空白，忽而不记，一定有原因。
现在查看，4月18日所记之事有“仍挑水”，推想就是这一天，桶掉在井里，捞而未得，次日晨受批斗，到晚上拿笔面对日记本，如何记就成为大难。据实记，如果搜查，上纲，就会判定为变天账，准备有朝一日反攻倒算，这还了得！所以沉吟一下，还是保命哲学占了上风，决定不记，而一顺延就停了将近一年。现在回顾旧事，记忆的仓库里空空如也，理当向日记本求援，不幸是批斗不只把人批倒批臭，还连带把日记也送入无何有之乡。事过境迁，想到这一段成为空白，心里不免于感伤。感伤还化为感慨，或温良恭俭让，换为善意地提醒一下，这是：讲治平之道，行治平之事，竟至使人不敢记实事，这应否算做一个问题呢？纵使没有人敢问，自己也秉宋儒设想的天理，总当平心静气想一想吧？
人之患在好论议，还是从速改为记叙。幸而还有一点点模糊的影像，或由常情推得的影像，是又启用那辆自行车，出去跑了几处。总会到知交那里，问候并报平安吧？裴（世五）大哥也住干校，在巢湖附近的沙洋，自然不会到洪洞会馆去看他。还看过什么人呢？可惜是一点印象也没有。有清楚印象的是一次请我吃晚饭，在西长安街的鸿宾楼，吃的是涮羊肉，其时应该叹为稀有，记得肉片短小而粗，颇不佳，主人像是不只一位，大名也说不准了。还记得未骑车，回家进南校门，灯暗，树多，迷了路，路上无人，欲问不得，直到看见西校门内的华表，如见故人，才走回家。再有一件是跑大街买冬夜的御寒之物。1969年在干校过第一个冬季，住茅草房，室内无火，记得夜里曾到摄氏零下三度半，不脱棉衣，蒙被，还是毫无暖意。第二个冬季即将来到，所以想未雨绸缪，买个厚毛毯，以便与零下的温度战。财力有限，只能买旧货，一直找到天桥才买得一条，北京通称为俄国毯子，价二十元。且说这条毯子，由干校起，还随着我还乡，成为过飘流生活的难友，我断章取“苟富贵，勿相忘”之义，现在虽然可以不用它了，却还是让它安静地在屋里休息。
假期很快地过去，又不得不离开家。生地方，除家里人以外，送行的只能有新近邻一对年轻夫妇，也许不在家吧，不记得了。说起送行，又不能不想到上一次，故居的不少好心人，也都受过这样那样的折磨，总是都活过来了，祝愿他们平安，今生不离开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