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也鲁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同学，比我晚两年，由第三院宿舍住同屋而熟识，其后交往很多，成为互相关心、互相关照的朋友，直到他于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春作古才各走各的路。现在重温大革命时期的生活，不由得想到他，就想说一些还记得的旧事，且算做怀念吧。
他名九魁，字菊东，河北省宁晋县人。193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入中国语言文学系，专攻语言，尤其音韵，用功，成绩不坏。但他，恕我说一句或者不应该说的话，天赋不高，所以论著方面虽然幻想不少，却几乎都没有成为现实。对于他的性格，他像是有自知之明，证据是利用《论语》中“参（曾子）也鲁”的成句，取别号为“也鲁”。鲁有朴厚之义，还有粗犷之义，这朴使他交了不少朋友，但粗（性格兼形貌）却常常使他的美妙幻想归于破灭。
记得念大学还没毕业，是由我的通县师范同学曾沛霖的介绍吧，他就到育英中学兼任国文教员。其后他教过中国大学，谈话常提到刘盼遂先生说王国维如何如何，刘先生没教过北大，他们就是在中国大学认识的。他还在文学院教过课，40年代前期我在文学院混个饭碗，就是他奔走，得到赵荫棠先生的关照，才办到的。大概是抗战胜利之后吧，他改为到市立二中去教书，一直到解放，与我差不多，才离开教中学的生活。在我们来往多的几个熟同学里，他职业比较稳定，因而解救知交的穷困，他的担子也就重一些。记得是1937年的9月，我因事变不能回保定的学校，失业，而妻要生产，住医院，就是他当了几件衣服，才交了费的。
可是他的经历中也有些不顺遂的事。先说男女方面，男本位加臭老九本位，由出生于19世纪晚期的起到出生于20世纪早期的止，都会遇见先旧后新的麻烦问题。旧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不说头脑里有没有墨水，单看足下，都是三寸金莲。而一新就带来突变，所向往是自己看中，到公园卿卿我我，而资质呢，最好是上顶学士帽，下蹬高跟鞋。面对突变，如何应付？极少数，以北大的红楼人物为例，胡博士和俞平伯是仍旧贯，伴同江夫人和许夫人，白头到老。绝大多数是避旧趋新，连我们认为应登上凌烟阁的人物，如孙中山、鲁迅等也不例外。也鲁兄生于20世纪初期，虽然出身于农村，却入了洋学堂，高升为臭老九，则依时代之潮流，不满足于乡土气的三寸金莲，想身旁来个烫发高跟，亦情理中事。于是情动于中而表现为行，就托人介绍。我也曾行“君子成人之美”的圣道，转托人，介绍一位姓陈的女士。
尝试，有些来往，但不很久就结局分明，是女方由不升温变为冷，就不再来往。了解原因，是女方的评论，太粗，不能唤起子夜读曲之情。失败了，但这是“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范围内的事，心中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觉悟，是不会回头的。于是如钓鱼，这里无所得就换个地方。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延迟到40年代后半，年已趋向不惑，结婚了。与存于家乡的一位相比，这一位有文化（不很高），大脚，可以说是旧变为新。但用旁观者清的眼看，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貌在中人以下，事小；性格是开朗的另一极端，事大。不幸这大事未能化小，而且有大发展，或我们后来发现有大发展，是居内助之地位，不只不能助，反而任己之性，要求男方如此如彼。就这样，也鲁兄先是把《殷虚书契》等比较值钱的书都卖了，在西城一个偏僻的小胡同里换一所小平房。其后到50年代后期，他失业（情况以下说），而女方有教小学的职业，就与他离婚，带着所生一子另过日子去了。
依照男子汉大丈夫吹的生活之道，裙钗脂粉之类是小事；大事是或如班超，立功异域，或如司马子长，成一家之言。也鲁兄如许多臭老九，不想立功异域，却渴想成一家之言。其志可嘉，可是，至少据我看，就像是自知之明不很够。常表现为自视过高，即总以为自己能做大学问，写大书，必一鸣惊人。可以举三事为证。一件，是50年代初期（？），恍惚记得有某种性质的评级之事，他同我说，如果不尊重他，他将如何如何。我出于多年相知之诚，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他心里未必服，却听了我的，没敢说什么。另一件，是50年代中期吧，他由新华辞书社调往语言研究所，我知道之后，“面授机宜”，说吕叔湘先生学问、为人都至上，到那里要听吕先生的，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上班之后，吕先生让他钻研《孟子》，统计某种语言现象。他以为那是小零碎，不是大学问，不听，结果是终于没有搞成什么大学问。还有一件，是他不甘于只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有所建树，是50年代晚期失业以后吧，写了一部《老子蠡测》，我看过一部分，觉得深和新都不够，且不说能不能传世，必没有人肯印，而费如此大力，总是太迂了。
以下说更大的不顺遂，是到语言研究所之后不很久，记不清是不是整风前后，他被开除了。像是听谁说，不是右派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多年弟兄，不愿意听人讲这些，也就未打听。不打听，但不能不面对现实，是失业，无收入，还要活。其实，如果没有内顾之忧，活还是不很难的。其时物价不高，妻有收入，房可以出租几间，朋友帮助一些，三口人，省吃俭用，困难不会很大。不幸是过个时期，每月有工资收入的妻与他解除婚姻关系，带着孩子走了，月收入就成为只是那几间房的出租钱。朋友可以帮助一些，但都力量有限。他困苦，可是理想未减，仍计划写《说文解字注补正》（？），而且真就写了《老子蠡测》。我们还多有来往，见到他，不由得想到桓大司马的话，“人不可无势”，我这小人物还想加一句，是，“人不可无钱”，因为其时的也鲁兄，虽然还常常强作笑颜，看得出来，内心却是沮丧的。就这样，跋涉到大革命，他被赶回老家了。
回家的一路，遭遇如何，不知道，想来必比不上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但收到他信，知道家乡的情况未大变，还能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我见过他的乡里的妻和子，确知必行古道，所以头脑里如果能够清除新旧之分，甚至可以说，“打回老家去”是由幽谷迁于乔木。我复信说明此意，劝他安心静养，将来如何看情况再说。估计这是1966年秋末或冬初时候的事，其后就断了音信。是次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忙于上班闹革命，晚上回家，妻说上午老李来了，说住在乡下，没有一个朋友，想北京想得厉害，也看看病。留他吃饭，他说先到石景山看看义方。我问有没有给他点钱，妻说，给他他不要，说还回来，只给他一点粮票，一根拐杖，送他到大门外，往西去了。晚上没回来。后来才知道，想住在义方那里，可是只一间房，还有女儿，实在没地方，又在那个时期，日日捧小红书念颂歌还怕有什么危险，谁敢让个被赶回老家的人留宿？推想他望门投止受挫，辞别义方，也就未敢到我家里来。是三八的次日晚上，他仍没有回来。我们以为必是暂住在义方那里，也就没有在意。
又过一夜到了10日，我如常，起床收拾，吃完早点，上班。还没走出后院，看见来个穿警服的，问：“这院里有人往宁晋写信吗？”我听到“宁晋”，一愣，不知出了什么事，当然不敢说假话，答曰：“有。”来的这位人很好，大概是怕我心惊胆战，赶紧用安慰的口吻解释：“是这么回事，永定门车站候车室椅子上死一个人，单身，查身上，有一封由这胡同35号寄宁晋李菊东的信，想对证一下，死者是不是李菊东。”我明白了一切，向这位来者说明死者同我的关系，多年高血压，前两天来京治病，曾到我家云云。这位说将立即给死者家属拍电报，走了。这一天，我上班，真就成为心不在焉。都想了什么？很乱。先是悲痛，多年弟兄，长时期坎坷，最后竟带着连旧相知也不能容纳的心情走了。依常理或常礼，我应该奔赴永定门车站去看看，可是大革命是非常，我不能不放弃理和礼，也就不能不痛心。这其间还曾灵光一闪，想到他的性格和他的处境，对照佛门的四圣谛法，“苦”由于“集”，由死（不是由“道”）得“灭”，也无妨视为善果吧？若然，也鲁兄，你就安息吧。
也是依理或礼，我给也鲁兄的家属写一封信，述说这里的情况以外，还略表慰问之意。不久就接到他儿子李莳真的信，说收到电报，他来北京，取回火化后的骨灰，安葬了。这孩子如其父，也朴实念旧，信中表示，父亲故去，将视我为家长，希望我以子侄待他云云。他会木工，有时出外为人做木器，到70年代前期，大革命的胡闹成分减少，他有时就到我家里来。他父亲的书籍等还在（发还？），他想处理。其时书不值钱，也知道环境趋向平和之后，价钱会上涨，可是自己，以及熟人处，都难于拿出一席之地。不得已，我找个在中国书店工作的相识，希望他估价时宽厚一些，结果大致是平均一角钱一册，卖了。
而几天之后在海王村的中国书店上架，也是我亲见，就变为平均一元钱一册。卖之前，莳真侄让我随意留。我选了一些，大多是因为有用而我没有；少数，如清初刻本《桃花扇》，是我送也鲁兄的，《书目答问补正》，我有，因为上面有也鲁兄的批校，愿意留作纪念。还有一件值得纪念的，是一对印章，“静安之徒”，寿石工刻，“燕赵乡人”，金禹民刻，我知道这是亡友心所爱，同莳真侄说，这一件我想保存，就不给他拿回家了。于今又过去二十年，有时我开抽屉看见这一盒印章，就想，我应该如也鲁兄之对我，到往生净土时怀中还藏着我给他的信，他心所爱我也藏着，直到油尽火灭，不再能思虑之时，才对得起他吧。
斯文扫地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