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男性，交往多，关系近，姓宋，名君颖，京北昌平县人。他值得提出来说说，是因为天赋方面，我觉得罕见，很怪。最突出的是固执加迂阔。其下有多种不调和。喜读书，念得不坏，年轻时候还写过一些，爬上报刊的版面，这证明他有不低的聪明，可是推理，处事，经常表现为很糊涂。幻想很多，像是有大愿望力争上游，可是行事总是脱离实际，百分之九十九以失败而告终。爱好非常多，爱诗爱文，爱花爱树，爱鸡爱鸭，爱猫爱狗，并进而搜求，养，可是没有地力、人力和财力的条件，所以也大多是喧闹一阵而告终。重德，主观总是以善意对人，可是固执和糊涂的力量太大，给人的印象是乖僻，不容易和平共处。有名士气，希望门内有才女红袖添香，门外有长者车辙，以诗文为衣食，创造名山之业，可是环境总是不如意，又不幸而饭量特大，以致多年不能填满肚皮。总之是几乎一生，心都是飘在天上，头则不只在地上，而且不断往硬壁上碰。
泛泛的鉴定完，还应该说些具体的，以期未得识荆的人能有个更清晰的印象。他是1936年暑后，我在北京进德中学代约一个月国文课时期的学生。我当然不记得他，是1937年的暑假以后，我们夫妻二人因七七事变不能回保定，住在北京大学东斋对面的中老胡同，有一天出门回来，先走进东老胡同，路北一家门口站个年轻人，迎上来说话，说他是我的学生，名宋君颖，暂住在这里。他中等身材，偏于丰满，圆睁眼，声音粗，恭谨，总是非常认真的样子。问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他说是不上学，无事，不想回家，所以租房住。看样子也很穷，神情是走投无路的样子。以后，或者说，是直到80年代他生病，艰于走路，情况才有变，都是忽而断一个时期，接着就踢破我的门槛。
断的时期都是离开北京，通常是回昌平家乡钟家营；有一次时间长，总有一两年吧，回来说是到了解放区。到了解放区而无所遇，我想原因还是他的固执加迂阔，不能入其国，随其俗。还是说在北京，解放前无业，曾由我介绍，到外县去教小学，仍是以北京为据点，放假就回来。解放后在北京有了职业，都是教书，也许常换地方，只记得有普通中学，还有幼儿师范。下课之后，呆不住，惯于到我这里来，如果钱袋不空空就买酒，一面喝一面发谬论。我很少同意他的谬论，但欣赏他心好，尊师有礼，所以还是欢迎他来。有时还偏于优容，比如我不赞成他大量养花，养葡萄，尤其养猫，可是有花种，有小猫，还是给他留着。这样说，对于他，我是认为“孺子可教”吗？曰，正好相反，因为更深知，他的固执和迂阔来于天，决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空口无凭，有许多可资谈助的事为证，不好过多地占篇幅，依祖传以十为满之例，由轻到重举十件。
1.有一次，是冬天，他来我家。只我妻和我岳母在家，他留下一顶蓝布棉帽子，说：“师母，我这帽子太小，您给我改大点。”妻照例表示随和，说：“好。”晚上，孩子回来，知道此事，都大笑，说：“大改小可以，小怎么能改大？”
2.已经是80年代，他年过耳顺，一天傍晚，到燕园我的住处来，一进门就郑重声明：“今天是给外甥女送复习材料，不能在这里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人家说，我是借送材料来找饭吃。”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教训他：“我不知道你还要糊涂到什么程度！你哪回来不吃饭？”他说：“不管您怎么骂我，反正我不能吃饭，因为是送材料。”就这样，我们吃，他在旁边坐着，人人觉得不通人情，他却自以为是。
3.大概是50年代中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到我家里来，大宣扬应受苦的革命之道。我可怜他糊涂，告诉他受苦、忍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照例固执，还争论，我说：“如果目的就是受苦，那就不必革命、驱逐蒋匪帮了。”他像是陷入沉思，没说什么。
4.也是那个时期吧，郭沫若写《李白和杜甫》，说李白高，杜甫低。他不能忍，写万言书寄给郭。当然没有回音，他再写。我批评他过于迂阔，他说他学诗，杜是他的恩师，恩师被贬低，他一定要斗争到底。
5.是大革命之后了吧，不知道怎么一阵发神经，他忽然有了宜于迁都（往西安？）的想法，而且立即形成大套的理论，得机会就宣扬。可是机会不易得。一次是听同事蔡公说，民盟开会，他们在一组，已经时间够长了，都盼着快结束，他抢着上台发言，先发牢骚，说不安排他发言，是压制舆论，只这点意思就说了十几分钟。然后转入正题，还是迁都怎么好，如何必要。蔡公说，大家都烦腻得皱眉头，可是没办法。另一次，忘记听谁说了，其时他在西直门外某中学任课，学校以他身体不太好为理由，没有给他排课。他有怀才不遇的感伤，学廉颇，赵国不用，到魏国，自己给几个学校写信，说愿意义务去教课。居然有个学校来请，去了，上课，大概又是宣扬迁都理论，据说是一堂没上完就被学生轰下来。
6.是大革命的后期，一次到我家里来，说他多年来苦于没有信仰，这下子可好了，找到信仰。我问他找到的是什么信仰。他说是共产主义，接着说理由，是他一生反封建，现在批孔老二是反封建，与他志同道合，所以他信了共产主义。我问他：“你知道孔老二是有所指吗？”他愣了一下，说：“反正我要批判孔老二。”
7.是40年代，他无业，生活没办法，我介绍他到武清县大良镇去教小学。校长是我在通县上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时间不很长就传来消息，春天，他买小鸡养着，死了一只，就在操场为小鸡修建个茔地，起坟堆，还用供品祭祀，一时传为笑谈。接着，不知道校长怎么惹着他了，他大怒，到县里告了校长一状。就这样，不久饭碗就砸了，我还要向人家解释，道歉。
8.还告过一次状。记得是1956年，职工普遍评级，他一贯自视甚高，跟我说，如果不评他为某一级，他就提出抗议。我以身教之，说任何事物的定价，严格讲，权是在买主手里。所以我是即使降到最低，也必欣然接受。他不言语，表示心里不以为然。不久，评的结果公布，他没有如愿，大怒，到教育局告了校长一状。其后到我这里来，含着胜利的微笑，说：“张先生，您的话我都信，可是这回您错了，我告校长一状，虽然评级的原案没改，可是校长路上遇见我，远远地就点头微笑。”我听了，也一笑，说：“你等着吧！”
9.果然就等来。是1957年，整风的风刮起来，一次，我往东安市场，路过东华门大街，遇见他。我跟他说，你迂，不通世故，要谨慎，不可乱说话。他说：“您放心，我到过解放区，情况都明白，不会惹祸。”别后，记得只是过了几天，他来了，垂头丧气，说后悔没听我的劝告，已经戴上右派的帽子。当然，也就难得摘下去。
10.因为思路和行事多反常，结婚三次，离三次。室内的冲突，外人难于知道底细，只说可知的。第一次找的是个本乡本土的乡下姑娘，不识字。他想培养她，教她识字，教她写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作诗。显然这是注定会破灭的幻想，但他不能退让，不能容忍，于是离了。第二次、第三次找的是有知识的教师，相处，都是诗意不很久就变为敌意。敌意如何形成？只听到一次女方的诉苦，是一次出门，比如女方已经披上一件毛衣，他说应该穿那件绒衣，强迫女方换。女方觉得如此干涉未免过分，不愉快，想不换。他坚决不答应，说不换就不出门。女方更不愉快，也就变为强硬，于是出门计划变为争吵。可以想见，以后的争吵就越来越厉害，女方难于忍受，分了手。这样，总而言之就成为，他的幻想是一生都能够红袖添香夜读书，实际却是多半生过对影成二人的生活。他也感到孤寂，有时向我诉苦，我恨铁不成钢，不留情面，就说：“你也想想，离婚三次，都是人家不好？”他沉默，推想心里还是未必承认自己有误。
如以上所描述，他拖着这样的天赋。一步一步往前走，越走路越窄，终于目所能见只是自己的一子一女，带着自以为是以及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活到90年代，离开这个世界。再说另一位，是女性，姓宋，名桂英。严格说，我同她没有直接关系，谈过话，是公事性质的。这情况可以换为具体说。40年代初，我滥竽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她在文学院念中国文学系，我没教过她。二十年以后，即60年代前期，为了了解语文教材的使用情况，我们多次到二龙路中学去调查，听课，开座谈会。到那里才知道，原来宋桂英在这个学校任语文教师。有些接触，印象是人温厚，功课不坏，教学生认真负责。知道她与文学院同班同学徐守中结合，因为与徐守中没有来往，也因为见面只是谈公事，没有问徐守中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停息之后，大概是1977年或其后吧，不记得以何因缘，我同徐守中有了接触，可是到他的住所武定胡同（原名武定侯胡同）去闲坐，则是在宋桂英作古之后。关于宋桂英的情况，所知也只是为保家而献身的一点点，都是徐守中同我说的。
那就重点说宋桂英。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民国三十二年毕业同学录》，恰好是宋桂英毕业那一年的，收有宋桂英的照片，穿学士服，戴学士帽。烫发，瓜子脸，戴（近视？）眼镜，面清秀而风度温婉。照片下印四行字：第一行“宋桂英”，第二行“廿二岁”，第三行“河北清苑（按即保定）”，第四行“清苑新民南街四十四号”。知道她是保定人，1921年出生。毕业后就到二龙路中学吗？没问过她和徐守中。以下说关系重大的。徐守中是滦县人，比宋桂英大五岁，也是功课不坏，因而有些名士气，或说傲气。在北京东城某中学教书，因为有傲气，整风之风一来就被刮倒。而且倒得厉害，其后就被赶回老家去放牛。三个孩子的养育责任都落在宋桂英的肩上。
她没有向原则性强的人物学习，与徐守中划清界限，而是相反，于养育孩子之外，还照顾这牧牛童，使他的生活不至太苦。一个人养五口，就是巧妇，也很不容易。办法是自己尽量刻苦，吃坏的，而且少吃，衣服能不添就不添。累，苦，有眼泪往肚里咽，这样度日如年，一忍就是二十年。大革命的人亡政息，终于等来落实政策，徐守中的右派之冠摘了，户口回北京，恢复了退休待遇，孩子长大成人，能够自食其力。境遇是由深渊一下子升到南天门，都以为其后就可以夫妻对坐，唱风雅之后的颂歌了。万想不到会飞来意外。是1978年秋季吧，有那么一天上午，一个朋友给徐守中送来一张当天下午的电影票，至时徐懒怠，不想去看，宋桂英说扔了可惜，她去看。穿上衣服出门，到街西口外，上南北向的大马路，一辆吉普车驰来。推想是她近视，年轻的司机慌张，一下子就撞到她身上，伤很重，送到医院没救过来，作古了，没有活到六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