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在景山之东，街名马神庙（确有庙，推测原在路北，建公主府时移东口外），民国年间改景山东街，大革命后改沙滩后街。出版社迁入时，院里的格局同于旧二院，只是变清爽为杂乱。因为房子多，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挤进来，占东路靠南的方形两层楼（原北大数学系）和西路一部分宿舍。出版社部门和职工多，房也多，就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大致是，编辑部用东路偏北的工字形楼（原北大生物馆），出版部用大门内、大讲堂外由东到西的筒子平房（原北大物理、化学实验室），图书馆用西路最后一层房，食堂用大门内的西房，其他用作职工宿舍（带家属或单身）。
仍改为由己身下笔。工字楼上下两层，大门向南，后面向西有角门。检查科占大门内楼下偏东一间，门向北。中学语文编辑室占楼上西北部，文学人多，占偏南的大屋，汉语人少，占偏北的小屋。我的固定座位在检查科，为兼编汉语，有时要上去，到汉语室打游击。在楼下坐了差不多两年，不知道为什么，这为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检查科撤消了，科之长隋树森先生转文学室，我变游击战为阵地战，入汉语室，即楼上西北小屋。其后约半年，汉语课也停了，人并入语文室，座位依然，不记得过多长时候，座位也移到大屋。在这个大屋，坐到1969年8月，工作早停了，终于教育部连带出版社，也撤了，人都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干校去“学习”。我不得不与这母校的二院告别，而一别就是十年以上。
总是在女霸江青等人倒台之后，长期抽疯不得不变为清醒，白卷英雄过时了，又启用教育。孩子们需要上学读书，就仍要有人编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复活了，干校结业，早已处理的职工陆续回社。我是1979年初回社，真成为废物利用。其时虽尚未改革开放，却已是走向发展，以前的乾隆加清末民初的建筑落伍了，要改为与天兼与空地争地盘，靠外的房屋都拆掉，改为楼，人入内工作的五层，书入内立或卧的七层。还有人入内过柴米油盐日子的，后部两座，都是五层，前部偏右两座，都是三层。中路最后的公主楼（公主住西路大房，所以应理解为公主府的楼，十间两层，楠木骨架）拆了，改为加宽向东伸展到府墙的两层红砖楼。
岔出一笔，这公主楼院，是大革命“斯文扫地”时期我受勒令之命清扫的，想不到十几年之后，楼和院都化为空无，闭目想想往昔，心里也不免热乎乎的。且说我废物得利用之时，新楼还没交工，我就随着语文编辑室，先在香山饭店，继在西苑饭店，上班，直到1979年的接近年终才回到旧二院，据说是照顾老朽，分配在二楼，而且是阳面。在这座楼里也曾三迁。一迁到同层的斜对面，自然有北窗而无南窗，所以曾效辛稼轩《永遇乐》词“北固亭”之颦，自封为北顾楼。再迁降了级，到一楼，仍只可北顾，但有大优点，是入室之前可以免去登楼，所以曾得到许多来客的称颂。可惜好景不常，大概是为了调整或交换房屋，又须三迁，而且是连升三级，到了四层的阳面，也有优点，是除了多有上下楼锻炼的机会之外，住在社里，侵晨入其内，东南望，想象霞光之下即出生之县，可以温若干旧梦是也。
适才说住在社里，就还要说说，在旧二院，除了工作有个座位之外，由1981年5月起，还多了个可以卧治的地方。这是在工字楼大门内以西转南有两个南窗的一间，先是安置由辽宁借调的两位女士住，两位女士工作结束，回辽宁，为了照顾我和孙玄翁二老，就把这一间给了我们。从有了这个白天可以休息、夜里可以梦见周公的地方，我就不日日挤公交车，早晚就可以多干许多事。大致过了两年，玄翁回晋南运城，我就成为单干户。这样住到1988年4月，工字楼改造，成为高级的办公室，我迁现3号楼地下室的招待所，住了差不多两年，迁到靠府北墙的5号楼楼上，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由公主楼扩大的红色砖楼，因为是红色，也就可以在那个“几度红楼”的闲章中占一席之地。
最后总的说说，这曾是公主府、曾是京师大学堂的一个院落，自1955年起我故地重游，前前后后，出出入入，竟延续了超过四十年。心情呢，上面说，是有回家之感，是安慰，是感谢，难道就没有不如意的吗？当然有，因为整风，大跃进时挨饿，大革命中清扫厕所、请罪等，都是在这里过的。但我有个严分内外的理论，是那些无理无礼的荒唐事是外来的，或说由上边压下来的，并非旧二院之内的土生土长。而在之内，大致说，人，通情达理，地，争上游，宜于干点什么，研究点什么（因为有个好图书馆），甘居中下游，也可以养生。所以依狐死首丘的心理，我生地的故居早已化为空无，那就把这旧二院看做家吧。
稻 粱 谋
前面写“汉语课本”，末尾说，这一篇说“得”，还应该有个其四，是因为有编汉语课本的机缘，卖文的路多了，就解决了一些生计问题。这卖文，其中还有三本小书，恰好与龚定盦《咏史》诗“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意义合拍，就截取一部分为题目。关于生计问题，这50年代中而偏后的时期，特点是“过犹不及”，老的一代过了，不再有自己养自己的能力，幼的一代还未成年，也就不能自食其力。未成年，是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期，因而比供给衣食还要重要的是送到学校去受教育，小的入小学，中的入中学，大的入大学。其时上学收费很少，但总要比家里蹲多开销一些，尤其是大学。为了量入为出，开只有我们夫妻参加的家庭会议，决定让最大的孩子舍己为人（三个妹妹），具体说是初中毕业后考医士学校，两年半毕业，分配工作，也挣工资，供三个妹妹上大学。照决定实行，大的入了医士学校。没想到念了只两年，1954年暑期，学校保送考河北医学院，录取后问家里怎么办。我只好咬咬牙，说“上吧”。就这样，大的还没挣工资，二的就考入北京大学。其后，大的挣工资之后，三的考入农业大学；二的挣工资之后，最小的也考入北京大学。
上大学，住校，带一块丝糕当午饭、早晚在家里吃的办法不成了，就不得不多花钱。钱从哪里来？除每月的工资（1956年起定为125.5元，一生未变）之外，只能靠白纸上写黑字，卖。而字，不太难，难的是有主顾肯买，汉语课本的大功德是送来肯买的主顾。详情留到以下说，这里想岔出一笔，步韩文公之后，写一篇反他的《颂穷文》，内容是，至少是限于教育子女，穷也不是没有好处，这好处是有助于专心向学。现身说法，我的四个女儿，食无鱼，出无车，因为无钱，入门就不想抱什么绒缝制的大熊猫，玩电动汽车，出门不想玩电子游戏机，进卡拉OK（其时也许还没有），甚至过卖冰棍之摊而目不敢斜视，总之是无乐可享，就只好啃书本。结果呢，用世俗的名利之秤衡之，考大学就都没有费力，而且混上一顶教授的帽子，后来居上（我没有混上）了。我说这些，是因为近年的所见，几乎都是，领带、高跟的一对，用钱，用自己的低声下气，把孩子娇惯成小皇帝或小公主，而剥夺了孩子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我不以为然，但花钱，钱是他们所有，低声下气，声气是他们所有，旁观者又能怎样呢，至多只能求孔老夫子代言，曰：“其愚不可及也！”
言归正传，说汉语课本带来挣教育孩子之资的机会。这资由师资问题来。专就语文课说，师资一直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总的说，教学生，要求学生拿起笔能通，先就要教师能通，分着说，教文言，教师要通文言，教语法，教师要通语法，等等，可是教师，有些，甚至有不少是不通的，这就成为问题。有问题，要解决，办法，理论上简而明，是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变不通为通。降为实际可行，有两条路：一条是大举，办什么班，让教师补学；另一条是小举，编写适用的读物，供教师自学。显然，专就汉语课说，我们一些编者只能走后一条路。设想是某一门知识，上课讲，只是十之一二就够了，可是教师只知道这十之一二就讲不透彻，或说讲不好；想讲得好，就要知道十之十，至少是十之七八。所以最好是能够编写容纳十之十的读物，供教师先读，读后，比喻说有森林在胸，然后上课讲三株五株树，自然就可以应付裕如了。这想法的结果是，都认为应该火速编印一套全面介绍汉语知识的书，以辅助汉语课的推行。
语云，有买的就有卖的，或者说，有人求，就会有人供，因为依照经济规律或交易习惯，买者和求者必肯出钱，卖者和供者就有利可图。于是新由上海来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徐君萧斧（也写肖父）就自告奋勇，编一套《汉语知识讲话》丛书，一只手拉作者，分头写其中的各册，一只手拉新知识出版社，承担出版这套丛书。拉作者，我们编写汉语课本的当然是最合格的，于是我先后分到三本：《简略句、无主句、独词句》（80年代初修订，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改名《非主谓句》，其中三部分，简略句改为省略句，无主句仍旧，独词句改为单词句）《紧缩句》《词组和句子》。三本合起来十几万字，由1956年后半起，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因为其间插入不少别的事，又刮来整风之风。写完，交稿，出版，稿酬从优，所得，今天看来数目不大，可是顶了大用。三本小书之外，还有三条路，进了些工资以外的钱。
一条路是《汉语知识讲话》的审稿费，也是徐君萧斧分配，比如某君写了《主语和谓语》，完稿，交我读一遍，提些审读意见，由原作者处理后算定稿，按劳取酬，也就会有些收入。记得颇看了几本，积少成多，也就可以解决一些生计问题。另一条路是写些汉语知识（主要是语法知识）方面的文章，给《语文学习》《中国语文》之类的期刊。这方面的文章好写，因为既可以脱离政治，又不必担心祸从口出；也好卖，因为有汉语课本编者的帽子，又很多教师在讲汉语，大量的学生在学汉语。又是积少成多，或零星多了就成为整，也就可以帮助我解决不少困难。还有一条路是为叶圣陶先生整理文稿，我出力不多，可是叶先生宽厚，总是多给报酬，并且严命照收，不许退，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是让秘书送来八百元，譬如大女儿到保定（后移石家庄）上学，每次开学离家都是带一百元（我一月的工资就所余无几），八百元就真是天文数字了。以上多种额外收入，到长女和次女都有了工资收入，我的母亲于1963年作古之后，生活有了喘口气的余裕，也就有了算账的闲情，不知道老伴是根据什么记录（纸片？记忆？），就说出个约数，是六千元，等于多拿四年的工资。
困难过去了，但有时回顾，就不免有些感慨。这是想到为衣食、为养育孩子而写自己本不想写的，终于不能不感到心酸。如前面所说，我不通语法，对这门学问也没什么兴趣，可是为了活，就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而所得呢？一些钞票，早已化为空无；文，零篇的，也殆等于化为空无，成书的，是连自己也不想看了。这使我常常想到《毛诗序》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古人如此说是意在描述实况，而到我们头上就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情动于中，不得形于言，原因有礼俗的，问题像是小一些；有威权不许的，问题就不只大，而且难于解决。我昔年择术不慎，走上率尔操觚的一条路，写语法文换钱的时期早过去了，挨到80年代，文网渐疏，但如我所常说，也只能是“所想未必写，所写必为所想”而已。
谈到语法文，还要说说徐君萧斧。他精干，有事业心，也就容易露锋芒，学问不坏，并肯帮助人。记得他离开北京，到芜湖什么大学，还来信告诉我，我注文言某篇，解“举”为考中是错了。说起他离开北京，是后来才听说，因为整风时期说了什么心里话，加了右派之冠，才押出国门的。但出国门，徙南冥而未徙北冥，也就算幸运了。可是又随来不幸，是听吕叔湘先生说，他得了什么病，不求医而自己开药方，吃错了药，作古了，其时是60年代前期，总过了知命之年吧。其实早作古也不无好处，是可以免去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大革命之后，又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8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汉语知识讲话》，旧本本要照新语法系统修订，其中《复指和插说》一本找不到原作者“叶南薰”，疑惑是徐君萧斧而无从证实，就委托我看一遍。我看了，如果原作者竟是徐君萧斧，他过早地走了，我能替他做一点小事，人死如灯灭，他不能知道，我却可以因此稀有的合作而得一点点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