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是在贝满女中任课时期的1949年，随着学校师生活动，参加两次在政治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集会：一是2月3日的欢迎解放军入城，二是10月1日的庆祝建国大典。“人生七十古来稀”，有这样的亲历机会不容易，除非生在五代。至于心情如何就一言难尽。单说老百姓，孟子有如意的想法，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想法，明清之际的扬州人和嘉定人就不能同意。上升到士大夫，甲申之变，闯王入城，洪承畴、龚鼎孳之流，推想也会同于陈子龙或顾亭林，先疾首而后痛心的。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如人所希望，不转或转向喋方的，所以对于变，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希望真能够痛苦减少、快乐增加而已。
且说人们都是怀着这样的希望，甚至信心，参加这次活动。天不作美，由清晨就起了大风，很冷。我于八时赶到学校，师生列队，南行，到分配的地段东交民巷，站在街两旁恭候。记得等了很久，因为返校已经是下午。幸而我有准备，穿了厚皮衣，没有感到冷。大概到了接近中午吧，先是听见锣鼓响，接着远远望见，自西而东，解放军来了。为首的是一辆卡车，车上并排立着两个半身像，后面是几个人敲锣打鼓，声音洪大而嘈杂。车后是长长的队伍，也许还有秧歌队？好容易等来了，欢迎的人群有人带着，都摇旗喊口号。人像是都融化于狂热中。就这样，总有二三十分钟吧，队伍过去，空气才静下来。然后是原路回学校，风力不减，很饿很累。傍晚才回家，路上重温集会的印象，所见解放军都是灰土布棉衣，确是艰苦朴素；纪律也好，在街头走，几乎目不斜视。所感呢，也许多年来中了儒家中庸、道家无为的毒，对于狂热就感到陌生，甚至不能适应。这样的感觉还有个历史来源，过于远的且放过，单说近的清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失之狂热太多而理智太少，而讲治平，真能治平，是只能靠理智，平心静气处理事务的。
闲话少说，为了文不离题，要跳过近八个月，说参加10月1日的建国大典。十一以前，为了庆祝，学校已经忙了两三天。到正日子，像是反而轻松许多，记得只是到天安门前，席地而坐，看升旗，听礼炮，听讲话。典礼开始不早，兼以时间不短，记得近晚才回家。与欢迎解放军入城相比，这是更大的大事，或如许多先进人物所宣扬，大喜事，因为这之后必是除旧布新，总的，国家，分的，个人，都蒸蒸日上。我当然也希望能这样，甚至相信很可能是这样。说“很可能”，不说“必然”，是因为头脑里盘踞着历史，而历史中的改朝换代多到数不清，改以后真就蒸蒸日上，坏都变为好，或说小民真就由水深火热变为平安幸福，是直到辛亥革命的变帝制为共和，也没有成为事实。不能实现，原因很多。主要想占有求享乐的，如隋炀帝之流可以不计，单说意在求好的，也未必就能够，从长远看，使坏变为好。只举近的两种情况为证。一种是善举，如入城之后不很久，有一天，雷厉风行，封闭了妓院，解放了妓女。这是除了极少数靠妓女血汗赚钱、用妓女肉取乐的坏蛋以外，没有不欢欣鼓舞、颂为德政的。我当然也是这样，而且确信不疑，从此就不会再有卖笑嫖娼之事。
可是几十年过去，“小班”“茶室”之类的牌子没有恢复，而据说，土味儿变为洋味儿，名不很正的按摩室、KTV包房，名正的咖啡厅、饭店，也许还有其他花样，就仍是可以进行钱肉交易。以作战为喻，这是变阵地战为游击战，因为可以游，数量就更大了吧？更可怕的是想除之，就不像封闭妓院那样容易。如此悲观也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如果容易，就用不着隔些日子就高喊一次“扫黄”了。
另一种情况是乱举，如入城之后的几年之后，想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社会的档次，先是风传，继而实行，城乡，都以群居的某一范围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各家的人不再自炊自食，而要吃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两个“公”，与一个或千千万万个“私”斗，依理，应该转瞬之间就看到胜利，可是很意外，来的竟不是胜利，而是很多人不再能吃饱饭。不管依照什么理论，很多人没有饭吃总不能说是好事吧？而不幸，这不能算好，想变为好或恢复为好又非常之不易。其结果是在上者必忙于改弦更张；在下者呢，有办法即能移动的，遵从“人挪活，树挪死”的俗训，背井离乡，另谋生路，绝大多数不能移动的，自然就有“转乎沟壑”的危险。与前一种情况相比，这是意在求好，而来的并不是好，也就可证，除旧布新，蒸蒸日上，并不像希望的那样容易。
写至此，回头看看，忽然想起一个熟人，爱人以德，其时曾勉励我，头脑里旧东西多，会阻碍自己前进，不前进即落后，不好，应该急起直追，先把旧的清除出去，以求破之后很快能立。我感激这样的厚意，也真想全力自讼，先求能破。可是上面提及的疑虑表示自己的所行并不是弃旧，而是仍戴着旧眼镜看新事物，何以对熟人的盛意？虽事已过去近半个世纪，想起来仍难免心不能安，怎么办？先跳出来个想法，是不写或改写，改，即只记身的活动而不记心的活动。刚想到这里，又一个想法跳出来，是写旧事，决不应该以半面妆见人。头脑中出现吵架现象，只好再思三思。思的结果是决定走写实的路。何况这实，即当时回溯历史，对于“齐一变”就“至于道”的如意算盘还未能全信，一是并无恶意，二是其后的许多情况表明，所疑并未失误。疑未失误其实也不无好处，是确认治平并不像幻想的那样容易之后，处理众人之事，要平静谨慎，少诉诸狂热。至于如何才能够平静谨慎，不随着幻想乱走，乃题外的大问题，从略。
望 尘 莫 及
这一篇想写离开贝满女中的情况，时间大致是1950年及其略前略后。内容主要是“思”方面的；“事”琐碎，又年深日久，大多忘了，可写的很少。思，总的说，是形势要求急起直追，而自己脚步太慢，苦于跟不上。分着说，就不能不触及原因、情况、结果等等，可说的也许不少吧？
治病，要找病因，由探索原因说起。最容易想到的一种原因是怀念故国，如庾子山之写《哀江南赋》，因而就厌恶新的。我显然不属于这一种。也可以说说原因，一是在过去，我未腾达；二是退一步说，总是在贫困中挣扎，依常情，就不会产生恋慕的心绪。情况也确是这样。我的故国，如果政权易主都算，应该说先后有三个（日本侵略时期不计，因为不配称为“故”）。第一个是大清帝国，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年底，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依旧说，不过方免于父母之怀，帝制，好也罢，坏也罢，都不知道，也就谈不到有什么爱憎。从有觉知力起，所见所闻是北洋军阀的争权夺利，胡闹，当然就更不会有什么好感。1928年在通县上学，迎来所谓北伐成功，国民党胜利，也曾随着兴奋一阵，可是不久就变热为冷，尤其九一八以后，所见不过是对外屈服，对内镇压，统治集团贪污腐化，己身呢，是缺衣少食，这样的国，显然就只能引起憎恨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只说抗战胜利之后，说，写，就多有牢骚。其时的牢骚表示思想开明，有正义感，所以思想排队，我还是荣居前列的。
新的政局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不幸是身心都不由己，一时想一鼓作气，紧接着就泄了气。正如许多人所断定，我自己也承认，这是思想问题。于是我在思想方面找原因。由远及近，兼由轻到重，找到不只一种。其一像是来于“天命之谓性”，我喜欢平静，惯于平静，因而就不欣赏狂热，难于趋向狂热。其二是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其三就更为严重，如前面讲自己的所学时所说，是而立之年前后，为求深知，读了不少西方谈思想的。所得呢，单说与这里有密切关系的，可勉强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知识论性质的，如何分辨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应该遵从的规律不少，但也可以总而统之，是信任“自己”的理性，或用康德的术语，纯粹理性。另一方面是道德学性质的，限于知的领域，应该怎样活动。这包括的信条很杂，如疑多于信，无征不信；不管如何有权威的道理，可信不可信，要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人人有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意见不同，可以坚持自己的，但应该尊重别人的，等等都是。并进一步相信，只有这样，知才可以近真，行才可以少错误。至少我觉得，新潮的要求不是这样，而是有什么信条和措施，要不经过自己的理性评断而信，不许疑。我也曾试着这样做，可是旧习总是闯进来捣乱。在心里争持，旧的能退让也好，可是常常是不退让，即经过理性衡量，竟觉得说是正确的那些其实并不可信。公然表示疑是行不通的，于是可行之道就只剩下沉默或装做信。总之是难于心安理得。
年岁大一些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不心安理得必对生活有影响，小是吃饭不香甜，大是可能没饭吃。我懦弱，怕自己没饭吃，也怕妻女没饭吃。可是想把头脑中那些旧存储都赶出去，用力，竟不能生效。这有时使我想到人不能手握己发把自己提起来的情况，因为既想离地又不能离地，自己就无能为力了。用自己思想改变自己思想，推想也是这样，“能”改和“所”改是一个，自己也就无能为力了。这里想岔出一笔，为思想改造中未能“真”改造好的书生之流说两句请海涵的话，是依据“思想”的性质，其中绝大多数推想必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如果竟是这样，则思想改造的妙法是否真妙，就颇为可疑了。又是疑！其时我是有决心变疑为信的，记得“屡败屡战”之后，想到佛家的意根之后加了个末那识，末那识之后再加了个阿赖耶识，深怨上帝造人，通过智慧果与人以思想能力，为什么不在思想之上或之后再来个末那思想或阿赖耶思想，如果多给这样一个思想，则新时代带着新要求来了，那高高在上的思想就可以下令，让其下的思想立即把旧的不合时宜的记忆都清出去，记忆之房变为空空，新的种种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走进来定位，岂不懿欤！显然，这是加料的幻想，正如梦中的钞票，是连一根火柴也换不来的。
还是转回来说现实，是不管我怎样努力求适应，心里的不安然之态是难得都隐而不露的。于是在有些人（包括一部分学生）的眼里，我就成为不积极前进的人物，再升级就成为落后的人物。如何知道的？过去近半个世纪，加以记忆力差，不记得了，推想是还谈得来的几位同事善意相告，也许少数学生还有所表示。自知不好在佟府再呆下去，可是哪里去呢？不能不有走投无路的悲哀。而新时代，又很难自己找职业，只好忐忑不安地坐待。记得是1951年1月的下旬，学校诸事刚结束的时候，校长陈哲文说有事找我，我去了，一同到一个小馆吃午饭，席上他说出版总署用人做编辑工作，叶圣陶先生（时任副署长）托他找人，他推荐我去。并说如果同意，一两日后去见叶先生，确定做何工作。我表示感谢。就这样，我事后想，算是由崎岖小路转向阳关大道，因为变面对学生为面对书稿，就可以多动笔，少动口，且不说可以应付裕如，总不会像在学校那样困难了。
这可喜的事还带来一些悲痛，是我将离开佟府的消息传出以后，不少同事设宴送行，表示眷念之情。这送不能称为欢送，因为心照不宣，我是不得已而离开的。但终归都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凄凉之意可以融化于杯箸间。学生就不同，记得有石英、任和等几个，总是来看我，谈着话就落泪。这使我既感激又悲伤。但是终于别了，我有时想到她们，也不年轻了，今生还能有机缘，花间、樽前，促膝谈谈往事吗？我是盼望能有这样一天的。
花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