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四军形篇

【原文】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译文】

善于防守的人好比藏身于最幽深的地底，善于进攻的人好比活动在最辽远的高空，所以能保存自己的力量而做到全胜。预见胜利不能超过一般人的见识，不算最善战的；取得胜利而让天下人人称善，也不算是最善战的。因此，能举起秋毫算不上力气大，能看见日月算不上视力好，能听到雷霆算不上听力佳。古时候那些所谓善战的人，是取胜于容易战胜的对手。故而真正善战者的胜利，没有智慧之名，没有勇武之功，所以能够胜利而没有半点差池。而之所以没有差错，原因就在于他的谋划措施胜过对方，他所战胜的是已经注定要失败的敌人。所以善战的人，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又不放过敌人失败的机会。因此，打胜仗的军队是先有了胜利的把握而后才出战，打败仗的军队却是先出战然后才求取胜利。善于用兵的人，修明政治而保全准则，故能掌握胜败。

【解析】

孙子的这段话颇富神秘色彩，百战百胜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根本就没让对手来得及战斗，仗根本就没打起来，就已经让对方臣服了。所以善战的人没有善战的名声，因为他战胜敌人于未然，“无智名，无勇功”，这已经近似于道家所说的“至人”了，这种军事上的“至人”用兵已臻于化境，出神入化，而且还默默无闻，这是何等惊人的用兵之道！与其说这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名将，不如说是孙子想象中的、理想化了的军事指挥家，他已超出世上所有杰出的将领，其指挥艺术已跻身于神的境界了。

【故事一】

隋朝末年，隋将薛举、李渊先后称帝。公元618年，薛举的儿子薛仁果率大军包围了李渊的泾州，大败泾州守军，击杀大将刘感。李渊急忙派遣秦王李世民率军救援。

李世民进入泾州城，却闭门不战。薛仁果派宗罗睺前去挑战，百般辱骂，李世民仍坚守不出。麾下将领不堪敌人的辱骂，李世民却道：“我军新败，士气低落，此时出战必败无疑。敌军现在气势正旺，我们先避其锋芒，待其骄惰之心渐生，又疲劳不堪，那时我们开城作战，必胜！”

果然，相持了两个多月后，薛仁果的军粮日渐减少，士气低落。薛军主将见士卒们疏忽怠惰，动辄鞭打、辱骂，将士多有怨恨。不断有将卒投降到李世民营中来。李世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派右武侯大将军庞玉在无险可守的浅水原南边布阵，吸引薛军主力去进攻，自己亲率大军从薛军背后发起偷袭。薛军大败，李世民乘胜追击，将薛仁果包围在高墌城中。入夜，薛仁果的士卒争先沿着绳索爬下城头，向李世民投降。薛仁果见大势已去，也只好开城投降。

“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不因愤怒而急躁冒进，先让自己的军队恢复士气，状态达到可以取胜的地步，然后再与敌人决战，这是李世民此战取胜的原因。

【故事二】

公元910年，后梁皇帝朱全忠派王景仁、韩勍率军七万攻伐占据镇州的赵王王镕，王镕向晋王李存勖、燕王刘守光求救，刘守光不愿出兵，而李存勖认为唇亡齿寒，赵一亡梁就会对晋用兵，因此发兵驰援，于年底到达柏乡附近。

晋军向梁军挑战再三，梁军终于不忍其忿，分三路出击。晋军将骑兵分作两队分别攻击敌人两翼，斩杀数百梁军，然后很快又退回来了，梁军亦不敢久战，双方都收兵回营。

晋军将领周德威与李存勖意见不一，李存勖认为己方孤军远道而来，应该速战速决；周德威则认为敌方兵锋正盛，己方兵少，急于求成的话实在难以取胜，况且己方所倚仗的骑兵更适合在平原旷野作战，而现在与敌军军营靠得太近，骑兵难以任意奔驰冲杀。

周德威又对监军张承业说：“现在敌军与我们隔着一条野水相对，如果架桥来袭，我方就危险了，不如我们退守高邑，先派一些散骑对敌营骚扰不休，并不与其正面接战，然后伺机快速截断敌人粮道，劫其粮草，这样不久就能获胜。”

张承业同意这套战术，于是也去劝说李存勖，恰好此时有名梁军士卒来降，说梁军现正在造浮桥准备渡河与晋军决战，李存勖闻言便听从了劝告，率军退到高邑。

梁军粮草缺乏，许多战马饿死，骑兵丧失了作战能力，周德威便又率三千骑兵到梁营挑战，晋军全军出营接战，周德威且战且退，将敌人引诱到对骑兵有利的开阔平原地带，最后到了野水岸边，李存勖正好在此接应，于是双方展开一场恶战。起初，久战而难分胜负，周德威建议说：“不可与敌军力战，应待其久战力乏之时再发动总进攻，他们虽然都携带着干粮，但肯定来不及吃，等到日落之时，士卒饥渴疲惫，一定会想撤退，那时我们再出精骑，一定会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

果然，日落时两军步卒仍未分出胜负，士兵们都饥疲不堪，梁军统帅想要后撤一段距离，待吃完饭后再与晋军决战。然而周德威一看见梁军后退，便大呼道：“梁军想要逃跑了！”晋军闻言大振，奋勇向前，一时喊杀声大作，梁军在这样的晋军面前顿时慌乱不堪，晋军又出骑兵奋力冲杀，梁军大败。

晋军此战，正所谓“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先胜而后求战”，战前对形势的充分估算，交战中的随机应变，其主将精心谋划、临危不乱，终于为己方赢得了胜利。而梁军则是有勇无谋，“先战而后求胜”。其实双方久战不决之时，士气都有所下降，就看谁能坚持到底，这时突然下令后撤，无疑给对方以可乘之机，梁军正是对战场形势的把握不够，才导致了最终的惨败。

周德威考虑周全，精心布置，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利用梁军的后撤鼓舞士气，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可谓不易。

【原文】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译文】

用兵之法：一是度，即对土地面积的丈量；二是量，即对粮食物资的称量；三是数，即人力数量的多寡；四是称，即对双方综合实力的比较；五是胜，即对胜利的判断。土地大小决定粮食和物资的产量，粮食物资的多少决定可养活的人数，人数众寡决定敌我双方的实力，敌我实力的强弱决定最终的胜负。所以胜利的军队对于失败的军队就如同拿“镒”来称量“铢”（镒是较大的度量单位，铢是较小的度量单位），而失败的军队对于胜利的军队就如同拿“铢”来称量“镒”。在对比中有取胜优势的一方打仗，就像从千仞高的地方放下积水，这是形所造成的。

【解析】

打仗是对综合实力的考验，从土地面积、粮食物资、人口数量到综合国力，再到战场形势，家底越厚越有取胜的前提。

【故事一】

西汉立国以来一直备受北方匈奴人的骚扰和威胁，但汉初经济落后、国力薄弱，高祖出击匈奴又遭白登之围，故而后来一直采用和亲政策缓和两国关系。文景两朝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国家有了一定积累，到武帝时国力雄厚，遂计划与匈奴开战，彻底解除边患。

汉武帝雄心勃勃，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养殖战马、训练骑兵，又联合西域大月氏作为盟友，派军队屯守云中、雁门，积极准备对匈奴用兵。

公元前127年，武帝派卫青、李息领军出云中，沿河套平原以南向西出击匈奴，汉军斩杀数千匈奴人，虏获百万多头牲畜，然后直驱陇西，赶走了匈奴人的势力，占领河套以南地区。

公元前122年，武帝命霍去病率骑兵万人出陇西，向西而进，歼灭匈奴近万人，后又派霍去病、公孙敖领数万骑兵分道进攻河西，派张骞、李广率万余骑兵出右北平作为支援，最后歼灭匈奴军队三万多人。

公元前119年，武帝又令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人马，分别出定襄、代郡，深入漠北，打击匈奴主力。结果卫青杀俘匈奴军近两万人，霍去病则深入两千余里，俘获匈奴七万余人。此战之后匈奴力量日趋衰微。

古时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作战，很少有像汉武时这样强悍的，其关键是骑兵力量，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一批出色的将领也是必要因素，而前几朝累积下来的雄厚的国力支撑则是基础，军队尤其是骑兵花费之高，国力稍薄弱的都承受不起，精骑千里奔袭深入敌境，则需要极其庞大的供应线，要么就得数万匹马供应，一人一骑，那花费之高更是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几十年连续的征战了。

武帝晚年自我检讨，他认为自己连年征战弄得国病民贫，希望后来的天子不要这样做了，这是实话。不过解除边患也是很有必要的，所幸当时对匈奴的作战几乎少有败绩，除了军队的消耗，并无多少因战败而带来的额外损失。虽说“用兵之法”以“镒”来称“铢”会胜大于负，但打仗毕竟没有万全之策，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有了骁勇的骑兵、出色的将领，并不能保证作战一定顺利，许多时候还要靠运气，正如孙子所说的“胜可知，而不可为”。不过有这些必要条件虽不一定就能获胜，但没有必定不能获胜。

【故事二】

南北朝后期，北周的相国杨坚自立为皇帝，建立了隋王朝，杨坚即是隋文帝。隋文帝胸怀大志，决心一统天下，但在当时，隋文帝力量单薄，而北方的突厥人不时南侵，隋文帝便制定了先灭突厥、后灭陈国的战略方针。

隋文帝在与突厥交战期间，对南方的陈国采取了十分“友好”的策略：每次抓获陈国的间谍，不但不杀，反以礼相送还；即使是有人要投靠隋文帝，只要他是陈国人，隋文帝从隋、陈“友好”出发，仍毅然加以拒绝。为增加国家实力，隋文帝大胆实行改革，简化了政府机构，鼓励农耕，提倡习武。

在击溃了突厥之后，隋文帝开始着手灭陈的行动。江南收获的时间较早，每到收获季节，隋文帝就派人大造进攻陈国的舆论，令陈国紧急调征人马，以至误了农时。江南的粮仓多用竹木搭成，隋文帝派间谍潜入陈国，因风纵火，屡屡烧毁陈国的粮仓。经过几年的折腾之后，陈国的物力、财力都遭受到不小的损失，国力日益衰弱。

为了渡江作战，隋文帝派杨素为水军总管，日夜操练水军。杨素建造的战船，最大的叫“五牙”，可乘八百人；小的叫“黄龙”，也可乘百余人。为了迷惑陈军，屯兵大江前沿的隋军每次换防时都要大张旗鼓，令陈军恐惧不已，以为隋军是要渡江作战。渡江前夕，隋军又派出大批间谍进行骚扰、破坏，搅得陈国军民不得安宁。

但是，面对磨刀霍霍的隋军，陈国国君陈后主竟然麻木不仁，依旧是醉生梦死。太史令章华冒死进谏，陈后主将章华斩首示众。公元588年，隋文帝认为条件已经成熟，指挥水陆军五十多万人，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当元帅杨素的“黄龙”战船在破晓时抵达长江南岸时，陈国守军还都在睡梦之中。隋军除在岐亭遭到陈国南康内史吕仲肃在江中以三条巨型铁索的阻截外，一路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第二年的正月二十日，隋军攻入陈都建康，陈后主仓皇躲入枯井之中，后被隋兵搜出，陈国就此灭亡。中国社会长期分裂的局面终于结束。

隋文帝所谋远矣，不急于一时，而是养精蓄锐，先把自己国家实力提上去再说。与此同时，用各种计谋扰乱敌人的正常经济增长（那时主要是粮食积累），在双方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再开始一场大战。即便如此，为求稳妥，他还从战术上迷惑、拖垮敌人，以求最后立于不败之地。而与之相反的陈后主，却昏庸无所作为，天天歌舞升平，敌人打到家门口了还懵然不知。这样一来，双方一个有了充足准备，一个完全不知道做准备，一个国力蒸蒸日上，一个却江河日下，胜负明显就分出来了。所以隋军后来一路进军，势如破竹，将萎靡腐朽的陈王朝送进了坟墓，统一了全国。